《资本论》吴半农译本考

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内容包括《资本论》德文第1、2版的序言和第1卷的第1、2篇。该译本是吴半农根据1928年伊登·保罗和塞达尔·保罗夫妇（Eden & Cedar Paul）的英译本翻译的，由千家驹对照1928年考茨基德文普及版第8版进行了校对。这个译本发行量不大，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它是民国时期唯一由机构组织翻译的《资本论》，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资本论》，因此具有特殊意义。

翻译缘起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是北洋政府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主要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及文化事业。中基会下设编译委员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等机构。胡适曾任中基会董事，并主持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工作，而北平社会调查所是在中基会资助下成立的一个调查研究机构，是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

吴半农和千家驹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吴半农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留学美国并获硕士学位，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政府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1956年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在外交部从事研究工作。千家驹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大学毕业后，他们二人于1929年和1932年先后进入中基会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在千家驹到社会调查所工作之前，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已经委托吴半农翻译《资本论》第1卷，而第2、3卷的翻译尚无着落，于是千家驹毛遂自荐，向主持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工作的胡适写信要求参加《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在信中说：

资本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经济界划分时代的一部著作，现在编译委员会能着手做这工作，令我感到雀跃三百！不过资本论单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他必须有第二及第三两卷，方称完璧。不知后两卷已有人译否？至于别的方面，我自知甚么也不懂得，但于资本论还稍有心得。老实说我在北大的六个年头中，有四年以上的是化在读资本论及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资本一、二、三卷看过两遍）。我想如果趁此机会能够把第二、三卷译出来，那我这几年也终不算虚度了。

胡适欣赏千家驹的才华，千家驹到中基会社会调查所工作就是他亲自引荐的，他支持千家驹参与翻译《资本论》。在胡适的帮助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被纳入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工作计划，并决定由吴半农翻译第1卷，千家驹翻译第2卷，社会调查所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翻译第3卷。同时，吴半农和千家驹还商定译好后互相校阅。

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对吴半农、千家驹等人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经费和出版方面的有力支持。千家驹在回忆中称：“我们把译稿交去之后，立刻可以领到稿费，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关于出版，那是由编译委员会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立统一合同：凡编译委员会的稿子，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并无否决权。”

1934年6月29日，中基会在北平召开第10次年会，在会议通过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九次报告》第一部分“本会事业之概况”中记载，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共出版思想史料类译著10种，其中就包括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

综上可见，吴半农等人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不是个人行为，这项工作被列入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得到了该委员会的资助，并且译稿的出版也是根据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的合同，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另外，在《资本论》吴半农译本封面印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这些都表明这项工作是在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之下进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千家驹致史学家唐德刚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他参与翻译《资本论》经过：

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译本，不但没有全译本，节译本亦没有）。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吴译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

千家驹在信中提到是他建议中基会翻译《资本论》的，这与其写给胡适的信中的内容相左。从千家驹给胡适的自荐信中可以看出，在他参与翻译《资本论》之前相关工作就已经启动了，并且第一卷已经选定吴半农为译者。因此，千家驹称是他“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胡适拒绝资助李季翻译《资本论》

正当吴半农等人埋头翻译《资本论》期间，1933年10月25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请其帮忙协调商务印书馆或中基会资助李季翻译《资本论》，他此前已经多次就类似的事情请托胡适帮忙，二人交情深厚，胡适大都不予拒绝。陈独秀

在信中说：

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

鉴于此时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已经安排吴半农等人着手翻译《资本论》，并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胡适于1933年1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婉拒了他的请求。胡适说：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其第二册中Rent的一部分也已译成。此间与社会调查所已订有契约，不便再约季子（李季，编者注）重译。季子译书能力，自然能胜任此书。但我听说中山文化馆有约季子译此书之说。如此则季子另译一本，已有着落。如不归商务发行，则两本并无冲突。如两本均归商务印行，则商务不能不因此间契约关系，继续接受此间吴、千二君之译本。

客观来讲，胡适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还有一点胡适没有讲明，但也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资本论》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并不顺利。由此，李季翻译《资本论》的事情再无下文。1935年，《小文章》第1卷第1期曾发布消息称李季正着手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资本论》，但后来并无此书出版的信息。

吴半农译本未出全的原因

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原计划将《资本论》全本翻译出版，但最终只出版了第1卷第1分册。据千家驹回忆，他和吴半农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资本论》的，因此进展比较缓慢。在1934年夏，吴半农和千家驹的翻译工作被迫停止了，这主要是因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中央研究院安排吴半农赴欧美及苏俄长期考察学习，千家驹也从北平迁往南京工作，再加上交给商务印书馆的译稿迟迟没有回音，后续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此时吴半农翻译的第1卷第1分册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千家驹负责的第2卷的翻译任务还未全部完成，已译完的部分已交付商务印书馆，但只校对过清样并未付印，未出版的那部分译稿后来遗失无从查找。

从胡适1933年11月2日致陈独秀的信中我们可以获知，在1933年4月前，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已交付商务印书馆排印，但迟至1934年5月才得以出版。这一点可以与千家驹的回忆互相印证，千家驹在回忆文章中讲道：

我们把稿交了许久之后，始终没有出书的消息，我去问胡适，胡适答复说：稿子是早已送给商务印书馆印刷了，但商务老板王云五说，要向国民党当局疏通一下才能发行，否则怕被查禁。这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禁止一切马列主义著作的传播，甚至有人携带《马氏文通》（清末马建中著的一部研究中国语文的专书）也被抓去坐监。但是王云五这一疏通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千家驹在致唐德刚的信中也提到此事：

因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有统一合同，所有译书均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拟分卷出版。哪知译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怕国民政府禁止，吴译稿已印就而不敢发售，我的译稿已校对清样而未予付印。

由此可见，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受迫于国民政府的疯狂查禁，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后，终止了后续卷次的出版，这也是《资本论》吴半农译本最终没能出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千家驹一直不知道他和吴半农的《资本论》译稿命运如何，直到1982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编译局邀请其撰写回忆文章时，他才意外获知自己校对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已于1934年出版。

吴半农对《资本论》中“Wan-Mao-In”译法的考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中曾提到一个中国人，名叫“Wan-Mao-In”。陈启修在1930年3月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中将其译成了“万卯寅”，由于他对此译法并不确定，所在注释中写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千家驹在回忆中提到，吴半农在翻译《资本论》中关于“Wan-Mao-In”的译法时十分严谨，“这一‘王茂荫’的正确译名，吴半农是托吴晗查《清史稿》及《部院大臣年表》得到答案的。”这一点在《资本论》吴半农译本的前言中亦有记述：“……吴春晗先生替我在《清史稿》及《部院大臣年表》中找出了原文脚注，清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请试行钞法的记载……”此前，侯外庐在翻译《资本论》时也曾委托财政史专家崔敬伯查核了《清史稿》。吴半农和侯外庐通过不同途径，均确认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Wan-Mao-In”

是指曾任清朝户部右侍郎的“王茂荫”，并做出了准确的翻译，体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

无独有偶，郭沫若也注意到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中提到的“万卯寅”，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由此，郭沫若认定《资本论》中“Wan-Mao-In”的正确译名应为“王茂荫”。1936年，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的文章来论述这一译名问题。

毋庸置疑，吴半农和侯外庐对“王茂荫”译法的考证都早于1936年郭沫若发表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版本价值

早在1934年《资本论》吴半农译本出版之前，已有陈启修、潘冬舟以及王慎明（王思华）、侯外庐三种《资本论》中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对《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渴求真理的中国人学习、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巨著提供了基础文本。与前人的中译本相比，吴半农译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译文质量有较大改进。吴半农和千家驹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对陈启修译本和潘冬舟译本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了这两个译本存在的诸多不足，并一一列出。他们认为，陈启修译本的不足在于其主要依据的是河上肇、宫川实的日译本进行翻译，实际上并未参考德文版（陈启修在陈译本“译者例言”中称其翻译依据的底本是1928年考茨基德文普及版第8版，即《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德文版，见下文的对照表—作者注），因而日译本中的很多错误都被照搬到中译本中。潘冬舟是承继陈启修译本从第1卷第2分册开始翻译的，该译本没有明确说明所依据的翻译底本，而且译文“值得商榷的地方实在也不少”，这一点侯外庐也颇有同感，称“这个译本是最粗制滥造的东西，错误惊人”。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研究，吴半农和千家驹在翻译过程中吸取了这两个译本的翻译经验，译文质量较上述两个译本有明显进步，充分体现了译者娴熟的翻译技巧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第二，为《资本论》的中文翻译提供了全新视角。吴半农所依据的翻译底本是1928年出版的伊登·保罗和塞达尔·保罗夫妇（Eden & Cedar Paul）的英译本，参照了日文版，并由千家驹对照1928年考茨基的普及版进行了校对。伊登夫妇的译本是根据《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翻译的，曾有人指出该版的一个重要缺憾是没有参考考茨基的普及版，但千家驹的校对工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吴半农译本与陈启修译本和侯外庐、王思华译本所依据的翻译底本均不相同，给《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资本论》第1卷的总目录。吴半农译本虽然只包括《资本论》第1卷第1、2篇，但它把第1卷的总目录（共7篇25章）全都翻译刊印出来了。在此之前，陈启修和潘冬舟翻译的两个译本内容合起来只包括《资本论》第1卷前4篇，侯外庐、王思华的译本内容只包括《资本论》第1卷前3篇，因此吴半农译本最早向中国读者完整呈现了《资本论》第1卷的目录，这是《资本论》吴半农译本的另一价值所在。

吴半农译本的收藏情况

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出版的《资本论》吴半农译本存世量极少，十分罕见。千家驹曾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藏的这本《资本论》吴半农译本，他当时以为是孤本。笔者通过查询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参考联盟及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得知，国内该译本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四所机构有藏。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收藏的这一册《资本论》吴半农译本共198页，包括德文第１版序言、第２版序言及《资本论》第1卷第１、２篇。书前有马克思像、题词以及吴半农撰写的“译者底话”，书中附注释，书末附“正误表”。版权页译述者吴半农，编辑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发行，除封面略有破损外，其余保存完好，无缺页，印刷精良，用纸考究。该书题名页盖有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的藏书章，应是商务印书馆在重庆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分馆的旧藏。

《资本论》吴半农译本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译本，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全，而且发行量和影响力都不大，但它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依然在《资本论》中文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加强研究。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流通服务处处长）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