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共党史与我的人生之路

张怀西，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1957—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曾任江苏省副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副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建党百年之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中共党史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下面，我就结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共党史的那段时光，谈一谈这一路走来我个人的成长、学习与工作经历。

求学人大：“学习党史，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35年1月我出生于江苏无锡。1950年，我初中毕业后，读了半年高中，由于学费昂贵，家里经济困难，便辍学回家了。那时，我十六七岁，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种地。无锡人回到老家，就要种地。我家中有三亩七分土地，除了插秧不会，其他什么活都能干。第二，看报。我还想要参加各地的招考。第三，种桃树。无锡人以种桃树谋生，那时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太湖那边种的。当时的想法是若今后要在农村生活的话，种桃树也是生活来源之一。解放初期，全国招考的地方很多。相比较之下，我看到江苏常熟苏南公学银行系招生，因常熟就在无锡旁边，是个好地方，便决定去参加招考。招考录取后，我入校去银行系六班，学习七个月，主要以学习政治理论课为主。学习内容涉及两方面：一是参加革命是光荣的。那时候全国刚刚解放，参加革命是很光荣的事情；二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对于“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就是那时形成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刚刚发表，我们就学习。《毛泽东选集》当时刚刚发行第1卷，我们买来就学。我把当时买的《毛泽东选集》还带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上面很多圈圈点点的标记一直保存到现在。

从常熟苏南公学银行系毕业以后，就分到家乡无锡的人民银行，工作了五年。在这段时期，我收获了一些感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当时的工作是银行会计，也曾当过计划员、人事干事、监察室干事。那五年的时光努力且充实，但工作过程中，我时常会想人总还是要读书的。我虽然只在高中读了半年，但想要继续读书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头脑中。那时管继续读书叫“深造”，至于“深造”以后要干什么，自己反而没有什么考虑。1956年时，我想考大学，但当时工作单位的领导不同意。我想1957年一定要考。相较于1956年而言，1957年考大学是很难的。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有10多个班。1957年，中国革命史专业只招两个班，大概有七八十人。在我印象中，我们班有35人左右。

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是单独招生。我在南京考取了人大历史系。回忆那段时光，那是艰苦、勤奋、努力的。我已经与学校环境脱节多年，为了备考，当时买齐了高中文科所有的复习书目，每天晚上7点到11点坚持学习读书，没有一天是落下的。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将书本看了三遍。我的记忆力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中国人民大学高考的主要试题，至今都还记得。其中，作文题目是“你最喜爱的一本书”。这题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洞悉你的思想深度。我当时毫不犹豫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那时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古文翻译的题目是《桃花源记》。虽然这篇古文我没学过，但初中奠定了较好的古文基础，翻译的结果也没什么大问题。政治科目有两个大题，题目分别是“我国宪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有什么重大意义”。因为我学习过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回答也非常完整。还有一道题目20分，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什么意义”。这道题目不是书本上的，而是出自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内容包含五条，我答卷时基本上比较完整的。我对报纸特别有兴趣，经常翻阅，因此这些题目都记得很熟。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自学，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考取人大后，离开的那天是晚上，四位同事与我拍照留念送别。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每次老友相见，我们还会拿着照片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时光。于我而言，那段经历是非常深刻的。

我考取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革命史专业，学习地点在海运仓，后搬到西郊的新校舍。到1958年，革命史专业改建为中共党史系。考进大学，学习党史，是我一生中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这段经历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最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体会其中的不易，让我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相信党，跟党走，这一点直到现在我都从未动摇过。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性也体现于此。

在人大学习的四年，我在党史方面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顽强不屈、坚持不懈的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救中国，这一点非常明确。其他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这样的本领。从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直到后来的一切其他政党，都没有这样的伟大成就。

第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但同时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只有这样一种思想才能够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这样一种思想，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长期的黑暗中艰难摸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这是很明确的。

第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的诀窍。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有句古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翻开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来看，就是一部为人民而奋斗、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

第四，体会到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有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奋斗。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方针政策。没有这套东西，中国革命不能获得胜利。这是我从党史学习中真正体会到的。

求学人大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头脑中。学习党史给予我的收获是非常珍贵的。在我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方针、基本方法，能够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一定能把中国领导好、建设好、发展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中国蒸蒸日上，国外反华势力无论怎样抹黑我们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共党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记得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时，全国政协举行记者招待会，四位新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我回答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从一个普通教师在十年中升到一个高位，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我回答说我出生在苏南的一个农村家庭，没有任何显赫的亲朋故旧，之所以在事业进程中到达这一步，在于四点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成长的基本前提。没有这样一项政治制度，我怎么能够成长起来呢？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为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需要改革、需要开放，需要有新人。三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使我的发展成为现实。四是我本人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下面的中外记者听后，也都感到确实如此。当天晚上，好多记者跑到我房间说你讲的有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显著优势，同样也是个人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在人大学习的四年，值得回忆的还有三点。首先，人大的学习方法。我们的学习方法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当时课堂不是由老师直接讲授，而是先来做一个启发报告。比如，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教师会先向学生作个报告，讲解革命战争的大概情况。第二步，讲解结束后，教师为大家开出书单由学生自学。第三步，学生自学结束后，教师规定时间出题讨论，大家交流心得想法。第四步，讨论结束后，教师再来对该门课程的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第五步，待课程尾声，再请一位熟悉这段历史的老干部给我们作报告。那时，讲课需要真正的教授来讲，何干之、胡华、王淇都是讲课的老师。校外请来的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给我们讲授井冈山斗争，外交战线的耿飚也给我们讲过课。人大讲课的这五个步骤，使我印象深刻。

其次，参加社会实践和劳动。那时，生产劳动被列入教学计划，有时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下乡下厂进行锻炼。当时我们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西平庄、黑塔村一带，半天劳动半天学习。那时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位老师专门给我们讲课。我认为，学文科的，学理论的，应该多到下面接触实际，拿现在的话来讲，叫“接地气”，不能够认为实践是多余的，学生老待在学校是不好的。后来，我们又到顺义县李遂公社，还参加“今昔生活对比展览”。我们四位同学把展览搞得还不错，文字是自己编的，展览的东西都是自己去下面找的。这些经历对我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有好处的。毛泽东是了解中国国情的，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我认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参加劳动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让我留恋的还有班集体的团结友爱。在我担任无锡副市长以后，后来调任至北京，我们班级同学有过两次聚会。这两次全班集会，一次在无锡，一次在北京。在这个班级的大家庭里，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出力帮助，都纷纷关心。在北京、上海、南京的老同学都时常保持联系。每次见面，老同学们彼此聊聊过去，谈谈现在，情谊很深。应该说在我们的班级里面，大家都是团结友好的。

在中共党史系教师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何干之、胡华、王淇、肖效钦等。曾经能够跟随这些中国革命史专家学习，是我的荣幸。对于何干之、胡华两位教授，我们都高山仰止，一般就只能听他们的课，交流比较少。从听课中，我能感觉到何干之讲课是相当好的，有三个特点：一是思路清晰。他讲课速度比较慢，但思路清楚，学生一听就懂。二是逻辑性强。他讲课注重逻辑，没有杂乱无章，我非常钦佩他。三是非常平易近人，从没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教授、大专家。胡华教授的讲课风格同何干之有所区别：一是他占有材料很多，讲课内容丰富。二是他讲课列举很多具体事例，提供很多细节。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我现在还保存着。三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党史教师只有详尽占有史料，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讲好党史。若无史料，则无从下手。对我们学生来说，何干之、胡华的讲课等同于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启蒙，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肖效钦是我们班的辅导老师，同我们同学关系很好。王淇讲课也很好，经常跟我们同学聊。此外，我印象很深的还有艾思奇。他是校外的教授，曾请来给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教授派头。记得当时他在人大教室上大课，非常平易近人，学生下课后围住他提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解答。这样一批优秀的教师，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至今难忘。

最近我新买了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仔细翻看后，内容比我们那时的教科书更加丰富，史料更多。比如，很多党史上的事件和会议，当时的教科书只有一两句话介绍，而现在更加具体详细，有关论断更加科学可靠。

总之，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党史的经历，给予我很多知识和智慧。在我碰到实际问题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理论来解决问题，为我一生的工作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人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直到现在都深受这段经历的影响。

执教北京林学院：“讲党史，让我感到无比光荣”

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林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四年，讲授中共党史。在北京林学院的这四年，我的感触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的身份由学习党史转变为讲授党史。给学生讲党史，是一件让我感到无比光荣，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事情。在林学院时，我讲授大课，每次讲四个班级。这段经历让我觉得非常不易，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至今也不是。我在1954年就开始写入党申请，曾经在人民银行工作时也写过好多次，但那时党组织没有批准。在大学四年，全班发展两个党员，我没有入党。到林学院的四年，我也没有入党。虽然我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讲授党的历史，我感到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必须认真讲好。

第二，我备课非常认真。讲课的前提是备课。那时的北京林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学过党史，其他人都是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因为是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以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只有认真负责讲好课，才能够更好地把党史知识传授给学生。无论在北京林学院，还是后来在黑龙江省林业干部学校，我讲课非常准确。

第三，我服从党的安排。1965年，我由北京林学院调到黑龙江省林业干部学校工作。当时黑龙江省要办一个大学，到北京林学院要人，一共去了大约20左右。我与其他两位同志是最先去的。在黑龙江省林业干部学校，学校的设施和条件是不能和北京相比的。那时的想法就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在东北，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不仅需要教课，还要艰苦劳动。房子需要自己建，我们班级负责挖沙。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被下放劳动，到“五七”干校、到农村插队、到上海知青点去当指导员。虽然那时我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和知识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

记得我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时，参加南通一家产业公司上市的活动。第二天，《南通日报》刊登消息，恰逢上海知青点的组长沈海龙调到南通。他看到消息后，觉得这个“张怀西”的名字很熟悉，于是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询问我是否就是在黑龙江省讷河县上海知青点当指导员的张怀西老师。如果是，请我回复一封信。我一看到信，马上给他回电话说一星期内到南通看他。他的夫人曾经也是知青，在另外一个知青点。我们见面后，她说知道我喜欢吃饺子，那天便做了饺子给我吃。她说那时你是第一个支持我们俩人谈恋爱的。我说，只要你们恋爱不影响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时知青点的老师同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那种艰苦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段经历对于我后来担任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一定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成为了我的工作目标。

践行党史，坚持人生信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2年，我从东北调回江苏江阴县。回到江阴后，我一心一意当老师，先后担任县文教局教研室教研员、县教师进修学校政治教研组组长。自1983年开始，无锡市调整领导班子，面对县级岗位，党内的任职人员均已就位，而党外的人士则没有确定。正好我属于党外人士，但是没有当领导的经历。当时市委组织部同志找到我，交谈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时事、形势、家庭等等。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后，我于1983年底开始担任江苏省江阴县副县长。回想起来，从一位普通教师到担任副县长，这段经历也是非常传奇的。再后来，1987年我调职到无锡，1988年通过选举担任江苏省无锡市副市长。当时接受采访，我说感谢家乡人民给了我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记者说：“民意调查中，群众对新市长有几条要求：一是要为民办事；二是要有魄力；三是要专家；四是要年轻化；五是要有风度。”我说：“职务不是特权，而是一种责任。我要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群众的要求很合理，标准很明确，就是看他能不能为民办事，不谋私利。我认为，实事肯定要办，能够办的马上办，不能够办的，慢慢创造条件也要办。我长期在教育部门的工作，虽不算是专家，我很愿意为我市的文教事业竭尽全力。至于年龄和风度，我不敢说符合这两条标准，但我准备全力以赴干好工作。是不是年轻和有风度，这个由老百姓说了算。

我58岁时，担任江苏省副省长。这是党的关心、培养、信任。我记得有次去扬州，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说：“我们这里发现了一条北宋时期的街，一条南宋时期的街，还有北齐时期的城墙。开发商提出要100万元的费用，市里承受不起”。我说：“你陪我去看看”。那是扬州很好的文化遗产，就说我省出50万元，和市里一起保护下来。后来这里建设成宋城公园，游人来此旅游参观，领略扬州的古代文化遗存。我现在想写一本书，总结我人生的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三个“副”的经历。这本书不是讲政策文件，而是要讲我在任期内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个故事。

在我做过的三个“副”的工作里面，体现了学习中共党史的效果。首先，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领导权。只有调查深入细致，你才有领导权，你才有话语权。当时工作中，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基层调研。

其次，认真研究人民群众密切关心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如何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我可以讲出好多的例子。比如，苏州评弹的书场在无锡有24家，整个大市范围内有70多家，但绝大多数都是条件艰苦，大米、煤球等物资供应没有计划，房屋比较破旧。我专门对24家书场做了全面调查，把各部门领导找齐。凡是各部门自己承担的任务，都必须要完成。涉及演员演出结束以后必须洗澡等种种事宜，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并且专门印发了一个市政府办公室批转的文件，我将这些规定写在文件里面。第一次对书场做调查研究，第一次以市政府的名义发了一个正式文件，第一次召集有关部门解决书场的具体问题，第一次专门在江阴周庄镇开现场会，这些就是为当地的中老青年服务，因为老人和中青年比较喜欢评弹。诸如此类，我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故事。

第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也应该是现在青年一代的心声，也就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

从苏南公学算起，到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到现在，我走过了70多载的岁月，深感学习中共党史的重要和及时。源自陕北公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是一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学校，有着光荣的历史、优良的传统、良好的学风、严格的校训和优秀的教师队伍。人大要把办学的好传统好经验继续发扬下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继续建设好中共党史系和中共党史专业，坚持将中共党史课程作为学校的“必修课”，普及各个年级各个专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党史党建研究专项课题）“高校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口述历史影像计划”的成果。2021年9月27日，耿化敏、梅琳、吕晓莹在北京完成对张怀西先生的口述采访。本文经耿化敏、梅琳、吕晓莹整理，由张怀西先生于2022年2月13日审定。本文采访得到全国政协办公厅于保政同志的帮助，在此致谢。]

（整理者：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梅琳、吕晓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