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三个问题——基于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强调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各国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那么，新时代我国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遵循怎样的原则、重点从哪些方面开展工作？本文基于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作出一些分析和研究。

一、新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变化而作出的重要举措。

（一）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应对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稳定不确定性挑战的客观要求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一个国家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甚至对世界经济产生溢出效应。这些溢出效应可能再度反弹回来，影响到本国经济，造成溢入效应。这就会带来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和紧张化，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例如，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长时期的经济大萧条。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为政，通过实施货币贬值以获取竞争优势，采取严格资本管制避免资本流出，实施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造成国际贸易投资大幅减少，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历史充分证明，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所说：“‘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应对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的必然之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他指出：“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深刻调整期，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这是世界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投资信心不足，等等。习近平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之所以更加突出，根本原因是“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十分突出。习近平还进一步提出建议：“我们应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考虑国内政策的联动效应和传导影响，推动正面而非负面溢出效应。”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社会经历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据统计，截至 2022年 1月中旬，疫情波及 224个国家和地区，影响 70多亿人口，已有 500多万人失去生命，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习近平指出：“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全球、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的现实，必须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复世界经济。为此，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外交场合反复提出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重要倡议，以提振全球抗疫信心，推进国际抗疫合作，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二）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维护、延长和塑造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经济环境的现实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营造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坚持开放合作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强化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因此，必须在发挥内需潜力的基础上，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坚定捍卫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高应对复杂变局的能力，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维护、延长和塑造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看，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还需要提高，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不利于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必须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认真评估分析这些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主动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使其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维护我国发展利益、拓展我国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为了应对前进道路上更为深刻复杂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全面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展工作，切实增强战略定力，提高综合能力，不断创新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方法，着力解决我国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念、机制、平台、保障等方面与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二、新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于我国如何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2018年 3月 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有所贡献”，为新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持以我为主，主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坚持以我为主，就要加强对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作出了系统性谋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此外，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将“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明确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还发布《关于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意见》，对形成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作出全面部署。这些谋划和部署，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指明了方向。

坚持以我为主，就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良好的国内经济政策协调是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条件，也是牢牢把握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动权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完善更加明确有效的分工协作体系，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工具，统筹发挥好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

方力量，逐步形成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稳定机制，从而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彰显出来，把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不断激发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增强各部门各领域参与建设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行动自觉。

（二）坚持为我所用，创新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方法

坚持为我所用，就要努力营造寻求共识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环境。习近平指出：“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所有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大经济板块同时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赢得全球抗疫最终胜利还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危机考验，努力营造寻求共识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环境。对此，习近平指出，“主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凝聚国际共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坚持为我所用，就要在充分利用已有机制和平台的基础上，倡导和创建新机制新平台。

从国际已有的机制和平台来看，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渠道。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为我国参与区域经济贸易事务提供了重要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充分利用已有机制和平台的基础上，我国也在倡导和积极创建新机制新平台，对现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以有益补充和完善。习近平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近年来，我国推动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打造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而不断努力。

（三）坚持有所贡献，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坚持有所贡献，就要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更大作用、担当更多责任。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在受到发达国家外溢效应影响的同时，也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外溢效应。我国始终秉持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的态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习近平反复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推动各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力避负面外溢效应，共同扩大全球总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他明确指出：“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面对下行压力，我们可以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短期内完全能够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我们有这个能力。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高消耗、高投入的模式对中国而言难以持续，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他强调：“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近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促进各经济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作出重要贡献。

坚持有所贡献，就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量力而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各方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要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例如，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 3万美元以上，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突破 1万美元，在全球近 200个经济体中排名在 70位左右。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 80%左右。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要主动承担责任，也要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三、新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努力方向和重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新时代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围绕双边、多边、区域、国际组织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渠道开展工作，以达到充分维护和实现我国发展利益的目的。

（一）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发挥我国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即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了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新篇章。共建“一带一路”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实现这一倡议，就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习近平指出：“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在新形势下扩大全方位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要致力于使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我们希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近年来，在我国的积极倡导和各国各方的参与下，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 2021年 2月，我国同 17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在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下建立了 90多个贸易投资等工作组，凝聚了广泛国际合作共识。我们不断深化政策沟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共建“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习近平指出：“我们支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努力实现协同联动发展。大家在这方面有高度共识，都希望通过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我们积极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等。我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在全面展开。各国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今后，我们要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中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二）以多边机制平台为重点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机制平台，是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确立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习近平每次在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都密集开展多场双边、多边活动，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共商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例如，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主动权，确立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为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严峻形势，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反复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稳定世界经济发出有力信号，使世界人民坚定了共克时疫、恢复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信心。

关于继续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习近平明确指出，“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此，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付诸于一系列具体行动。主要表现在：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联合国更有效地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加强与有关各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继续推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抓紧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方面，不断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我国在区域经济贸易事务中的影响力，以东亚合作系列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丰富区域合作机制；深化拓展与周边国家合作机制，强化双边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次区域合作，通过利益共享和政策沟通，推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效，等等。

（三）加强与大国的双边协商合作机制

大国间的合作是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渠道。大国间形成更紧密的协商、合作机制，有助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取得良好效果。习近平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因此，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至关重要。习近平强调：“对大国关系，中国主张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加强与大国的双边协商合作机制、加强与大国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习近平指出：“中俄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是两国共同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为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要扩大和深化中俄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中俄经贸、投资、能源、高技术、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战略对接，“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深化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高亚太地区互联互通水平”，“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并行不悖、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组织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推动中俄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产生正面溢出效应。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对美政策是一贯、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国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近年来，面对中美关系出现少有的严峻复杂局面，中方反复强调，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发展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要继续加强中美战略沟通，着力加强中美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心，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欧盟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一极，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习近平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欧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推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是关键。”我们要牢牢把握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方向，积极推进中欧对话协作，推进中欧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继续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四）创新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不断创新贸易便利化机制和平台建设。例如，我国着眼于我国与周边各国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大力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2014年 11月，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主伙伴对话会等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会议批准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就亚太自贸区的实现路径、建设原则和具体行动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方案，标志着亚太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在中方推动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年 11月15日正式签署，已经于 2022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这一协定涵盖区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等方面，构建出区域高水平经贸规则，为建成亚太自贸区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还亲自谋划部署、设计并推动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支持贸易自由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合作共享平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包括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企业商业展和虹桥国际经贸论坛三个部分，集展示、交易和论坛于一体，在世界贸易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方案。

在积极推动国际重大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方面，我国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打造了地区和国际间重要的投融资平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资助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极大推动金砖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与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致辞指出：“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亚投行的成立，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也为全球金融治理与改革注入了新活力，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在结构性改革政策协调机制创新等方面，习近平主张，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应兼顾当前和长远，要通过推动结构性改革来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他指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我们要找准切入点，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各方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在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外交场合中倡议，各方要增加发展投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引领发展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持久动力。例如，2021年 9月2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 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关于如何推进全球发展、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他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减贫成果、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张把发展议程放在合作的更为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为全球发展提出合理建议，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加快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21年 10月 30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复杂深远，应该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2022年 1月 17日，他在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又强调：“现在，大家有一种共识，就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能力，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变，推动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倡导国际多边发展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发展而不断努力。

（作者：张义明，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王德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