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赴苏区的“摆渡人”

此“王牧师”决非董健吾

李德（德国人）由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李由上海进入广东汕头，再经大浦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与中共领导人会合。参加中国革命后，他与红军将士同甘苦、共生死，也是从始至终走完长征的唯一外籍战士。至于他到苏区的“摆渡人”是谁，至今扑朔迷离。据其自称，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姓王的牧师，久而久之，党史研究者推定姓王的牧师，即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的“王牧师”——董健吾。这是喜剧性的误判。笔者是董健吾之子，近期获此信息，感到是为蹊跷，自觉担当这件“悬案”的“志愿者”“责任者”，参与查证，厘清真相。

为郑重起见，笔者买了一本李德撰写的《中国纪事》细嚼慢读，果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李德在另一段记述中说：“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这样看来，李德所见姓王的牧师（后来加入共产党），决非董健吾，因为董此时此刻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淞沪特遣支队，担任情报室主任。

会不会“浦冠董戴”？

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后，董还会同国民党海军将领欧阳格策划炸伤日军“出云”舰。那时正是1937年8月16日，第二天此消息刊登于《申报》。董没有分身术再在延安任职。再说1933年，董在上海还有很多重要任务要承担，比如护卫养育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参与营救陈赓等等，党组织不可能派他去做“护送”工作。

既然护送李德的不是董健吾，那么是谁呢？据笔者所知，党内知名度较高的有两位“红色牧师”，另一位就是浦化人。浦、董的经历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同在圣约翰教会学校求学，英语极好；毕业后同当牧师，同弃教从军，入冯玉祥军队，同在那里秘密参加共产党，同被“礼送”出境，同在上海“互济会”、中共特科工作，他们常被党内外人士视为一人。

《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一度被认为就是浦化人，就连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再版的《西行漫记》，也解释“王牧师即王化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执行委员”。而真正的“王牧师”董健吾因受“潘杨案”株连，身陷囹圄，全然不知。

幸亏斯诺1960年来访中国，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相见寒暄后，斯诺提出见见“王牧师”。虽然毛主席一口允应，但不知道王牧师是谁，还是周总理提示：会不会是浦化人同志，你记得吗？在一次国庆招待国内外贵宾的宴会上，你我步经外宾席，有一位老人正在用外语与外宾交流敬酒，我欲与你介绍此人的身份，你摆摆手说认识，戏称“牧师同志”“老朋友”，上前握手。接见后，浦老斩钉截铁告知“王牧师”乃董健吾也。这不仅搞清了真相，还为董健吾重出江湖作了历史见证人。现在看来，以往有过“董冠浦戴”，难道如今不会“浦冠董戴”吗？

浦化人就是护送人

对于浦化人是李德的护送人这一推定，要充分论定， 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比如浦化人是否化名姓王；是否1937年在延安工作；是否到过汕头，去干什么，这些很难查证。两年多来，笔者虽然已是米龄之人，多次生病住院，但还是依靠晚辈断断续续到处查证。在“云端”、图书馆、档案馆、党史纪念馆寻寻觅觅，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查证清楚。

浦化人

其一，浦化人曾用名王养三。其二，1937年他确实在延安新华社当社长兼翻译，1941年担任晋冀鲁豫高级法院院长。第三点是最难查的，也是费时最长的，我找到浦老去过汕头的踪迹，是在他的家乡、无锡革命陈列馆收藏的《无锡人物》中的一篇文章——《从牧师到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浦化人》，看到了令人兴奋的、珍贵的几行叙述：“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济难会的翻译、会计，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开展工作。有一次党组织派他到广东汕头和苏区附近开展工作，这时，儿子浦维逊早已在汕头一家党开设的大药房做地下工作，浦化人来到汕头，以革命为重，把个人事放到一边，即使来到药店附近，他没去药店与儿子见面，只与药店负责人（地下党员）在旅馆谈一谈，在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后，连夜赶回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浦化人奉调去延安。”

根据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藏史料，浦化人的儿子浦维逊工作的药房，原来就是党在汕头的交通站。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果断命令，对药房停止作用，改为备用，并启用华富电料行为交通站。由此，上海党组织派浦化人护送李德到苏区的原因不言而喻。

浦化人是家父的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家父则是浦在遇险时的报警人和营救人，两位“红色牧师”患难与共，恩恩相报，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2年4月2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