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是理想的归宿地”

1963年，斯特朗在北京台基厂的住所。新华社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她曾六次来到中国，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度过。她热爱中国，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中国革命的记录者

1885年11月，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在父母的影响下，她自幼刻苦学习，22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积极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关注产业工人和劳工运动，致力于废除雇佣童工的斗争，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担任美国西雅图总罢工工会报纸《西雅图工会纪事报》编辑时，撰写了一批观点犀利的社论。1921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斯特朗离开美国到达莫斯科，撰写了大量作品赞美“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后来她在苏联生活了近30年。

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她最早关注的是一些军阀。她发现，军阀“把掠夺合法化了”，他们称霸一些省份，在外国的帮助下掠夺人民，互相争夺地盘。在上海，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从印度招募来的高个子锡克族警察，在大街上公然抽打胆怯发抖的苦力”。斯特朗又先后到访香港和广州。当时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斯特朗亲眼见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了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考察报道工农革命运动，揭露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她满怀悲愤地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书，揭露了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变和镇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妥协退让；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红色政权的崛起”。

1938年1月，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访问。对前来迎接她的朱德总司令，斯特朗写道：“穿着灰蓝色衣服，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他和蔼、朴素，一点都没有架子，和农民们一起在漫天灰尘中跑出来迎接一个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斯特朗还采访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高级将领。她在当地的一户农民家里睡土炕，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一起在一间三面有墙、一面直通严寒的露天的小屋子里，吃着一天两顿简单的饭菜。

1938年2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排左二）在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采访时与朱德（后排右三）、彭德怀（前排右二）等合影。(翻拍照片) 中新社发 井韦/摄

访问期间，斯特朗见证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壮举。斯特朗敏锐地观察到，八路军巧妙运用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作战方针，拆毁铁路，夺回许多座县城，多次开展伏击战、袭击战，有效打击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八路军是“经常使敌人遭受比自己更大伤亡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斯特朗真切感受到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八路军总部所在村子的村民微笑着告诉她：“人人都热爱他们，因为他们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奴役。”斯特朗在山西遇到的一位外国传教士十分惋惜地说，他最好的福音传道人和教士都放弃了优厚薪金，去过八路军的艰苦而又危险的生活，“这支军队成功地激起一种全心全意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这是他一直未能办到的”。八路军的领导人则这样形容军民关系：“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间，就像鱼儿在海里一样。”人民群众帮助八路军在道路上巡逻，传送情报，照料和运送伤员，年轻人满怀热情地参加八路军。斯特朗看到，由于军民紧密相连，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做得比任何其他中国军队都要好。

通过实地采访和深入了解，斯特朗深切地感受到八路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朱德等领导人有十分坚定的信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们毫无“官架子”，与战士一样拿着微薄的工资，吃着简单的饭菜。广大指战员之间有着深厚的同志情谊，每个人都发挥着主动精神。她注意到“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色”。斯特朗注意到军队长途跋涉中被用担架抬着的伤员，她写道：“哪一支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对八路军来说，每个普通士兵都是宝贵的。”她认为，八路军的这些特点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这正是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有力打击敌人的力量源泉。

1940年12月，斯特朗第四次来中国，她从阿拉木图搭乘飞机到达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据斯特朗回忆，周恩来花了好几个晚上向她介绍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的罪行。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在纽约克服重重困难，设法把资料交给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随后她又撰写详细的长文，在《美亚》杂志发表，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她于7月31日访问了延安。

延安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斯特朗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食物却很少，到了冬季减为每天两顿饭，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但在这里，斯特朗感到无比愉快，这是她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欢快的友情却使艰苦变成了乐趣。”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与斯特朗谈话处。中新社发 杜飞豹/摄

在延安的采访中，斯特朗听到最多的词汇是“人民”。她认为，“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等话语，“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和一种最终的信念”。到达延安一周后，她在杨家岭见到了穿着大块补丁衣服的毛泽东。斯特朗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们坐在窑洞外一棵苹果树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毛泽东的小女儿在他膝前玩耍。谈话开始不久，斯特朗注意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上方草丛有响动，考虑到前不久这里刚刚遭遇敌机轰炸的险情，她很警惕。毛泽东告诉她，是邻居家的孩子们对他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躲在上面偷看。

毛泽东向她分析了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形势，并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述。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担任这次谈话翻译的陆定一起初把纸老虎译成“稻草人”，但毛泽东不同意用这个词，纠正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它看起来像一头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了。斯特朗听到这句话，简直欣喜得如获至宝。这个论断很快传遍了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力量。

向世界报道新中国成就

1962年5月28日，斯特朗参观浙江省富阳县三山人民公社。新华社记者 沈楚白 / 摄

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来中国访问，随后在中国度过了她的余生。在新中国遭到封锁、歪曲和误解的年代，她冲破重重阻力来中国定居，需要巨大的勇气。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民比任何人更知道人类要走的道路。”

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斯特朗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国庆庆典。在观礼台上，毛泽东同她握手，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并对她说，如果当时知道需要那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当初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斯特朗与毛泽东的合影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1946年他们关于“纸老虎”的谈话。

来到中国后，斯特朗心情愉悦。对新中国深切的热爱，使她的写作精力更加旺盛。她要写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延安时代的光荣传统，她要让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她要使对中国有误解的人们改变看法。一本新型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在1962年诞生了。为了办好这本刊物，斯特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她阅读中外报刊，到各地去采访，与工农兵群众接触。

1962年6月19日，斯特朗在江西省丰城县农村访问。新华社记者 况全林/摄

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年逾古稀的斯特朗工作起来严肃认真，每写一篇文章，总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和读者的问题，构思出恰当的主题。写作时，她反复推敲和修改完善，有时修改多达十余稿。有时夜深人静，忽然有了好的想法，她就半夜起身，坐到打字机旁工作起来。在她的努力下，《中国通讯》一共编写了69期，发展到用6种文字出版，发行到世界许多地方，每期印刷四五万份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1970年3月，斯特朗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她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七部审稿处处长）

（来源：《中国新闻发布》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