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献彰显党的辉煌历程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进程中，产生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红色文献，真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走向繁荣富强的前进脚步，凝结着先辈们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红色财富。近年来，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展开，红色文献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挖掘、收集、整理和利用红色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列主义文献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立
作者：朱鸿召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滚烫的热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参与到社会主义话题讨论中来，形成丰富多彩的文献，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主义”成时尚
早在晚清时期，上海报刊就开始零星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1877年，江南制造局编印的不定期刊物《西国近事汇编》，简要转述社会主义学说。随后，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述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头看纪略》（《百年一觉》）、《大同学》（《社会进化》），传播甚广。后者首次出现中文译名“马克思”，并摘译《共产党宣言》文字片段。
1901年，晚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国际地位跌至近代以来最低点，反清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对专制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西方新思潮，在中文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与旅日学者创办《译书汇编》《浙江潮》《民报》《天义报》等杂志，从日文大量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日本交通对接的上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随之增多。1912年，《新世界》杂志刊载朱执信著译文章，称《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
尤其是1912年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人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杜亚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均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开启传播新阶段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随后更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新阶段，随后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层出不穷，众彩纷呈。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率先高呼拥护，并在《新青年》旗帜鲜明地阐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迁回上海后，由“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印发行事务，成为中共早期组织机关刊物。
新青年社除在刊物上持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专栏、专号外，还组织出版“新青年丛书”10种、“新青年社丛书”12种。其中《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为有关专题讨论文章汇编，其他主要都是西方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论著翻译。
在此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学社组织编译“马克思研究丛书”，首批9种；以戴季陶为代表的“社会经济丛书刊行会”组织编译“社会经济丛书”，首批16种；以商务印书馆名义组织编译“新时代丛书”，首批8种，都以马列主义及其相关研究为主要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2年，全国共翻译出版马列主义及其相关图书89种，其中出版机构与地点不详的11种，在上海出版59种。这些著作仍以翻译为主，比转述介绍更加完整，在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方面更加系统、成熟并坚定。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9月以人民出版社名义计划组织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有关马列和社会主义著述9种。出版社地址名义上在广州昌兴新街26号，实际在上海出版，公开发行。
马克思主义不是孤立的一棵大树，而是生长在社会主义这片思想丛林中。马克思主义方案引起世界普遍关注。
“五倍之力”译宣言
在所有马列主义早期文献中，《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两个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前者阐明了为什么，后者讲清楚了怎么办。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1919年，陈望道从日本回国，之后应《星期评论》杂志邀约，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为避免干扰，他回到老家义乌农村，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柴屋里，参照日文和英文版本，用超过平常翻译五倍的功夫，潜心翻译，字斟句酌。1920年4月，他带着译稿来到上海，却遇到《星期评论》停刊。此后，译稿经陈独秀、李汉俊校订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于1920年8月初版，9月再版，后不断加印。
《共产主义ABC》是一本解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纲领的小册子。1921年初，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率先印行中文本，随后又相继出现罗雄、彭成、郑超麟等多个译本。该书由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撰写，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高屋建瓴，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实操性。
无数新式知识分子在阅读了这些马列主义早期文献后，选择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生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在抗战中成长的《大众日报》
作者：张清俐 张杰
2019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即将迎来创刊80周年的《大众日报》作出重要批示，称其“不懈践行‘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大众日报》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沂蒙革命老区，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广泛影响的党报。
正如《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在该报创刊七周年时所说：“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位于济南市泺源大街的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220余件珍贵的文献、实物，近600张图片，见证了这份红色报纸80多年的传承赓续。她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地区革命、建设与改革所走过壮阔历程的见证者，更是这一伟大历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为抗战而生
1939年底，《大众日报》在创刊一周年之际，收到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同这一时期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报刊一样，《大众日报》创刊于硝烟战火中，肩负着动员人民起来抗战的时代使命。
1937年，日寇进犯山东，至1938年初，省内大部分地区沦陷。1938年5月20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郭洪涛带着50名干部到达山东泰安，很快对创建山东根据地工作做出部署。第二天，中共山东省委干部会议召开。郭洪涛在会上提出，“创办一张全省性报纸，大力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并将创办报纸列为创建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
经过半年的筹备，1939年1月1日，在沂水王庄的一间茅草房里，4000份《大众日报》创刊号面世，投送到山东根据地各个机关和部队。头版刊登着由匡亚明起草的发刊词——“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 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回顾《大众日报》办报史时说道：“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每一个大众日报人都坚守着一个信念：党把这块宣传阵地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守土有责。”战争年代，一共有578位大众日报的先辈壮烈牺牲，于岸青曾对健在的早期大众日报人进行采访，记录了他们在战争年代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出报的一件件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大众日报》成功开展了“联合大会会议”“皖南事变”“减租减息”等重大报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广大民众，成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事实上，以《大众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革命时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
《大众日报》是党领导山东革命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秉承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清晰的新闻理念，毫不动摇地以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作为根本遵循。
“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的这一办报宗旨最早见于1943年1月1日，时任社长陈沂在该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们怎样改造了大众日报》。此时的《大众日报》刚完成长达一年的党报改造运动。1941年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为艰难的时期，大众日报社与山东根据地在日寇的数次“扫荡”中付出巨大牺牲。发动群众、树立群众优势才能打破被动的局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就是发动群众的重要抓手。1942年5月1日，《大众日报》头版刊登社论《纪念五一，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拉开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这场群众运动自此持续了三年。在时任社长陈沂的领导下，《大众日报》第一次深入而系统地报道群众运动，刊发多篇社论，针对减租减息运动过程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这场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涉及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重大工作中，《大众日报》始终站在最前面，根据事态发展、工作进展情况刊发社论、报告。山东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大众日报》的社论布置和开展工作的。”于岸青表示，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抗日积极性得到提高。
“怎么反‘扫荡’”“怎么保护粮食不被敌人抢去”“号召春耕夏收、减租减息”“敌顽既要打击又要争取”“还要解释国际国内形势”……从现存《大众日报》当时的旧刊可见，报纸的内容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大众日报》真正成了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成了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宣传组织人民群众，贯彻党的政策，指导推动各项革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党政军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于岸青说，更重要的是，群众见到报纸，就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没走，就安心了。
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央举行报纸展览，《大众日报》被评为敌后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自1942年10月1日《大众日报》改为二日刊，发行量增加到每期8300份。从报纸筹办创刊时，匡亚明提出《大众日报》是“党的报纸，统一战线的报纸，群众的报纸”，到创刊四年后，陈沂将《大众日报》的办报宗旨进一步提炼为“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更加坚定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办报方向。
寻访红色文献中的延安记忆
作者：陆航 钟雯轩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出低谷、走向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大量的革命文物、文献和照片，生动地展现了思想的力量如何穿越时空，真理的光芒如何照亮前路。
巍巍宝塔山，铭记着一代伟人力挽狂澜的不朽功勋；滚滚延河水，讲述着一个个创造辉煌的传奇故事。沿着当年红军在陕北的转战路线，重访延安革命旧址，走进毛泽东同志当年住过的窑洞，通过留存的珍贵报刊书籍、宣传张贴画和大量的历史照片，人们追寻着红色文献中的延安记忆。
凤凰山麓的窑洞
夏日清晨，当延安山头的塔影刚刚开始辉映在曙光中时，凤凰山麓的毛泽东旧居前，参观的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937年元月，毛泽东同志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后更名为志丹县）进驻延安，第一站落脚在凤凰山麓。
凤凰山麓“毛泽东旧居”院子里，当年房东磨面碾米用的石磨和石碾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更替。石窑一门两窗，中间一孔为会客室，左为卧室，右为办公室兼书房。潮湿的卧室里有一盘土炕，炕上放着一张床、两个行军箱，地上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用手一碰就会吱吱作响的木书架。
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拜访毛泽东后，在其日记里写道：“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
陈云同志曾说过，读《毛泽东选集》，先从五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这其中，第一篇写于毛泽东入住凤凰山前一个月，后四篇均写于凤凰山麓的窑洞。
环顾庭院，抚今追昔，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任宗哲提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937年前后，相比艰巨卓绝的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总结。此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由国内战争向全面抗战转变的历史时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党内统一思想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制订出正确路线和策略。
在“毛泽东旧居”展示的红色文献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三本著作熠熠生辉。1938年暮春，北方天气虽然已经转暖，但陕北窑洞里依然阴冷。木炭火将窑洞烘烤得温暖而舒适。为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同志开始撰写酝酿已久、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雄文《论持久战》。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论持久战》科学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这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战争虽然持久，胜利属于中国！
杨家岭的礼堂
“窑洞三间光欲燃，明辉一片照山川。”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坐落在一排向阳的半山坡上。毛泽东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居住了5年。书桌上摆放的《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一大批光辉巨著和桌面一角的油灯，折射出一段红色历史。
“这些著作既是凝固的历史，又是流动的现实。今天，我们穿越时空、回溯初心，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依然需要它指引前行。”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雪梅不禁感慨。在收录入《毛泽东选集》（4卷本）的159篇文章中，写于杨家岭这间窑洞的有40篇。
蜿蜒的山沟沟，蓝莹莹的天，火红的太阳跃出地平线。杨家岭的七大旧址朴素安谧，走进中央大礼堂，简陋的条桌和木椅，依旧鲜艳的党旗……一如往昔的陈设，令人仿佛回到1945年4月23日，回到了数百人济济一堂、商讨国家前途命运的会场。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向大会作了致辞。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高举建立“联合政府”的大旗，顺应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把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949年以前出版的《论联合政府》70多种。”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茆梅芳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党不断走向成熟。《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引起轰动。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为民主和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共实行全面合作。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仅剩7000余人。1936年2月，来到清涧县袁家沟的毛泽东趴在小炕桌上写下了《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的一个窑洞里展纸研墨，写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从吴堡县川口东渡离开陕北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中国大地。
从红色文献看伟大建党精神
作者：忻平 姜楠
1921—1933年，中共中央长期驻扎上海。这一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形成之后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这一时期的红色文献，透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是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新视角。
见证革命道路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迁往江西苏区，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中共中央一直驻扎上海。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记录的是这一时期全党的历史信息，空间上并不局限于上海。其内容极为丰富，依据载体类型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档案。党史档案是各级党组织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录，因其原始、权威、机密、稀有的特质，史料价值较高。党中央驻沪12年间，中央及各地党组织在工作中产生了海量的文件，包括几次党代会通过的章程、纲领、决议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通告、命令、报告、宣言、信函等。通过这些档案文献，可以详细观察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轨迹，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程，进而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二是文稿。许多党员尤其是党内杰出人物在实践活动中，写作了大量文章、著作、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作品。这些文稿较为充分地反映他们的经历与思想，折射出他们身上的高尚品质和崇高追求。以瞿秋白为例，他的多篇文章探讨革命的理论问题，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展现了他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从他的笔下可以读出他信仰坚定、忠诚为民的精神气质。
三是报刊。通过报刊发表革命言论、传播先进思想，是党早期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党中央驻扎上海期间先后创办了《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等报刊，各地党组织也办有许多报刊。这些报刊传达党的声音，能够反映这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认识水平，字里行间充满昂扬向上、气势磅礴的精神力量。
综合来看，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既见证了革命道路的走向，也反映了党的精神品格，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蕴含伟大精神
红色文献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内在关联性。红色文献作为一种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伟大建党精神是红色文献的精神内核，构成了红色文献的内在底蕴。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四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个层面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目标。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在明确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基础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二个层面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集中表达。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首次将党定位为“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并提出党组织群众的构想。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首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要求红军“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展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
第三个层面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和意志品质的集中表达。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斗争”一词共计出现了119次，展现了危机之下共产党人强烈的斗争精神。1928年3月，夏明翰在英勇就义前挥毫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一雄壮诗篇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第四个层面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申请入党者必须为“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该纲领共15条，其中涉及纪律规定的就有6条。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在党的六大规定的入党资格基础上提出发展党员的五项条件，“忠实”被列为其中之一。
构建精神谱系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建党实践中。红色文献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是研究党史事实的主要史料。通过梳理党中央驻沪时期红色文献，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发展过程呈现一致性。党的一大“开天辟地”，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大以后，党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党认识到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6月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由于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为解决国共合作中的问题，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会议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推动了党向全国性群众性政党的转型。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但这种仿行苏联的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最终只能遗憾落幕。
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找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三次“左”倾错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影响了党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党内一些人士也在进行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革命家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开创了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1929年，驻扎在上海的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为此，12月28—29日，红四军召开了古田会议，明确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原则。正是在正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作为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孕育出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古田会议精神等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党中央驻沪时期红色文献中保存了党的历史和精神，也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化和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最终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研究”（21JZD00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红色基因百年传承与时代价值研究”（2021BD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进程
作者：黄立波
通过红色文献外译，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早期成功范例，其中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传承。例如，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91期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仅两个多月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以8个页面篇幅译载了《向导》周报的全文。随后，苏联《革命东方》期刊第2期以16个页面篇幅译载了这份报告，并以俄文注明作者为毛泽东。《共产国际》英文版同年6月也刊载了报告的英译本，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短时间内就先后被《共产国际》以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当时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极大关注。
打破敌人封锁传播党的声音
1934年9月，英国劳伦斯出版社出版了《赤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与成就报告》，这是毛泽东1934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译。译本序言称之为“首份英文的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取得成就与进步的正式报告”。由序言可知，当时外界几乎得不到任何关于中华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客观报道。这也充分说明对外翻译红色文献的必要性，世界需要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中文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救国时报》自1935年起发行，先后登载了20篇毛泽东的著作，最多时发行2万份，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36年6—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延安革命根据地宝安县，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采访，其中关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谈话和关于《论统一战线》的谈话以“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Communist Leader”为题，首先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随后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第78卷第11、12期分两期连载。此译文是毛泽东著作谈话类文本最早的英译本。
此一时期红色文献的海外传播，突出表现出域外先行、国外译介、单行本发行的传播特点。外文版的红色文献在国内主要面向重庆的外国记者和中外进步人士发行，在国外则主要在受共产国际影响较大的地区特别是苏联等地传播。由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冲破了国内外的舆论封锁，特别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领袖形象和诗人气质开始走向世界、初现风采，真实的延安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开始被外界关注、理解和支持。
1938年9月24日，《密勒氏评论报》第86卷第4期率先刊载了《论持久战》的英译文“How China Can Win”，译者未署名。尽管此译文仅不到两页，却是《论持久战》国内最早的英译文。同年10月21日，中英双语《译丛》周报也刊载了《论持久战》的英文节译。从内容上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转载，文后附上了中文底稿。同一时期，由邵洵美和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合作主编的英文刊物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分4期连载了《论持久战》的另一种英译本，标题为Prolonged War，译者署名Shih Ming。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序言，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题目为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这一时期，一些海外红色进步出版社也是推动毛泽东著作翻译与海外发行不容忽视的力量。美国一些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中国：走向统一的征程》《中国的新民主》《论联合政府》等英译本。
宣传中国革命争取国际支持
抗战期间，“新华新闻委员会”是当时国内翻译红色文献的代表性官方新闻媒体机构。该机构出版英文《新华新闻委员会简报》，译载了一系列中共中央文献。《简报》第6期刊载了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的英文版；第9期以《中国与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为题，专刊出版了毛泽东在1939年5—10月间发表讲话与访谈的英译文共5篇；第11期刊载了《人民政治委员会：过去的工作与当前的任务》英译文；第14期刊载了《力量平衡与我们的任务》英译文。此外，《简报》还收录有《整顿党的作风》等一些代表性文献的英译文。
China Digest （《中国文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唯一英文刊物。该刊1946年12月31日创刊于香港，1951年2月1日停刊，共出版7卷81期，主编为龚澎。在出版发行的四年多，《中国文摘》共刊载毛泽东著作英译文19篇。其中，《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中国文摘》刊载的第一篇毛泽东著作英译篇目，译文开头编者按语提出：“这是毛泽东自1937年以来发表的第五份重要文件。”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著作的日译本有近二十种之多。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毛泽东著作翻译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主要以研究型翻译为主，翻译机构以进步团体和人士为主。此外，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俄文翻译小组已将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1948）译成俄文，并同时将其他一些篇目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红色文献翻译工作，译本均对原文做了较大改动，包括修改或添加标题、编译、节译或缩译等。一方面，受期刊或报纸篇幅所限，译文必须精简，以达旨为主。另一方面，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往往通过遵循目标语规范来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让译文能够被广泛阅读。译文的终极目标是宣传中国革命，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革命时期红色文献的早期海外传播，对于今天做好中国话语对外传播依然有启示价值。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主动以国际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做好中外话语体系的相互融通，以达到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从而团结全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院长）
深化红色报刊文献整理与研究
—— 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
作者：张杰 张清俐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许多报刊，它们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也是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阵地。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红色报刊作出了重要贡献。围绕红色报刊发展及作用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
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色报刊发展史与党史、革命史密切相关。在您看来，红色报刊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以及社会历史进步方面有哪些重要作用？
王天根：在红色文献中，红色报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1919年《湘江评论》到1938年《新华日报》，再到1940年《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红色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色报刊不仅在党的组织建设、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人办报”到组织办报的过程，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机关报。五四运动前后，红色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性原则逐渐成为红色报刊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
在红色报刊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统一战线、群众性等党报理论得以形成。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观点，在国民革命时期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发扬。许多革命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报刊，能够传播党的声音。如，《晋察冀日报》在当时相当有影响力，内容丰富，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动员抗日力量以及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
根据地的红色报刊生动记载了中共革命的地方实践。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新华日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由于该报主要面向国统区的受众，承担着宣传统一战线的任务，因而该报的宗旨和风格明显区别于延安的《解放日报》。
总体而言，红色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其重要的出发点和原则就是说理，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理念。
全面推进红色报刊文献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色报刊的搜集整理，是推动红色报刊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当前，红色报刊的整理现状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天根：近年来，红色文献包括红色报刊的整理，取得了很多成绩。红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井冈山、延安等革命根据地时，会涉及相当部分的红色报刊，它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政党文化形成和传播的过程。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办报专家后来发表、整理了一些回忆录，对研究这段历史发挥了很大作用。
革命根据地如今所在城市的科研机构，在红色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如南昌大学、井冈山大学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研究；湘潭大学在以毛泽东思想文献为代表的红色典藏文化、红色文献整理方面的开拓；河北大学对《晋察冀日报》的关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等科研项目的支撑，也对相关党报党刊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的专题研究。
此外，各省社科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安徽省社科院的一批老专家对大别山精神进行发掘，其中涉及对大别山红色报刊以及新四军报刊《拂晓报》的研究。这些报刊属于军报。如何看待红色报刊对于党指挥枪原则、党的军事理论、红军英勇事迹的报道，以及如何从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关系层面挖掘与分析这些内容，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总体而言，红色报刊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挖掘革命传统与开发红色资源。
不断创新研究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学界对红色报刊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我们还应从哪些方面继续推进红色报刊研究？
王天根：目前的红色报刊研究，多聚焦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刊物。绝大多数图书馆都有这些报刊的纸质版，加上网络资源获取的便利性，学界在这些报刊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应该说，红色文献发掘、整理，甚至它的数字化过程，有助于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
针对红色报刊研究的未来发展，我们首先应重视文献数字化工作。如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的《申报》，与其相关的研究之所以取得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是因为该报在被数据化后，很容易进行关键词检索，做概念式的探索，而这些是此前报刊史研究的难点。其次，这些报刊经过系统整理后，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针对报刊是否呈现了跨年度、跨月份的议程设置等问题，从历史场景中展开传播学分析。这是新文科背景与“互联网+”时代下，红色报刊和红色政党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深化红色报刊研究还需要不断创新思路。第一，从地域上看，可与红色区域文化联系起来，关注不同立场的报刊。比如，如果不对比国民党新闻史中的一些社论，就很难联想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中有一部分稿件实际上是为了批驳国民党反动观点而创作刊发的。所以，有必要将共产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相互参看。如此，我们才能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特色和价值优势。第二，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分析红色政党文化、党的宣传工作、党的领袖形象之间的逻辑架构。实际上，这种逻辑架构蕴含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与舆论宣传的历史实践之中。比如，在党的领袖的指导下，党的宣传部门如何进行动员，如何培养自己的记者，如何真正做到深刻认识并报道中国的复杂国情，如何真正将自己的组织性上升到一个高度，这都是政党文化研究需要把握的精髓。未来，推进红色报刊研究，离不开对政党文化的深入探讨与分析。
红色文献的主动译介与多元传播
作者：李颖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著作和诗词在海外的传播，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认知和理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近年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党的重要文献走进世界各国，让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创新理念与坚定举措。
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读懂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著作和诗词的海内外传播开始进入官方推动、主动译介与多元传播并现的崭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效仿、学习和探究中国经验的热潮。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的外译工作，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编译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此间，毛泽东著作的海内外传播突出表现出系统发行、多元传播、受众广泛和影响深远等特点。《中国文学》等中国六大外宣刊物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开办的《毛主席著作选播》节目等共同构成外宣矩阵，辅以外国政府首脑和外交使节公开引用、组织专题讲座、开展干部教育、进驻教材和课堂等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使毛泽东著作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关注热点和出版资源，也被第三世界甚至一些西方国家民众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宝典。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著作获得颇为深远的世界影响，离不开挪威、瑞典等西方民间机构的大量译介与出版，中方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将《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版权赠予英国，借助全球通用语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毛泽东著作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至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西方阵营孤立，与世界人民一道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辉形象，赢得世界瞩目。
海外学者也通过各种渠道，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研究形成了体系性的成果。比较知名的有：1975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的《毛泽东1917至1927年的文献》，1981年意大利出版的《湘江沉思》，1983年联邦德国出版的德文版7卷本《毛泽东文集》，1986年日本东京北望社、苍苍社出版的20卷本《毛泽东集》……这些海外毛泽东思想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印证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著作的形式在海外传播已进入规模化、体系化阶段。同时，海外学者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
从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读懂中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发展奇迹吸引了世界目光。当前，毛泽东著作以文献汇编的形式，由权威机构进行系统整理和出版发行，确保其在海内外传播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随着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共享机制日益完善，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日益勃兴，不仅带动了国内红色经典传播的新风尚，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正在发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在知识精英阶层的广泛传播，并让传播内容更具系统性、持续性和创新性。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倡议、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备受国际社会期待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在各种国际场合讲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阐述了中国的新观点新主张新方案，彰显了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加鲜亮。
我国主动译介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面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一系列红色文献的翻译出版发行，为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多角度地观察中国，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许多先进的执政理念，不仅引领着中国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也有借鉴意义。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红色文献的主动译介与多元传播，为时代画卷铺就人心底色，为民族复兴熔铸精神支撑，为大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重红色档案的当代价值及开发利用
作者：陈向阳
红色档案经过百年的传播传承，蕴含着独特的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红色档案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稀土”，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
红色档案的内涵和价值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看到很多记载着我们党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的历史档案，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为了不忘初心、坚持真理而来，我们的初心、真理就蕴含在这些档案之中。”2021年7月6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释了红色档案的内涵和意义。红色档案是党百年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的真实记录，承载着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伟大精神和宝贵经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镌刻着“档案工作姓党”的清晰印记，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鲜活的当代价值，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和开展“四史”宣传教育最为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用好用活红色档案资源，不仅能丰富教育资源、拓展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效果，更能起到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对提升学习教育的事实信度、记忆刻度和情感温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红色档案的守护者、开发者，档案人必须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始终坚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红色档案具有思想教育价值、历史凭证价值、科教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其价值的核心是蕴藏在红色档案里带有深刻进步意义的革命精神和初心使命。
红色档案是红色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因此，红色档案库既是知古鉴今的思想库，也是革命精神的“基因库”、资政育人的“给养库”、舆论斗争的“弹药库”。
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工作能够凝心聚力、赋能聚魂、汇聚磅礴伟力。大力发掘红色档案的时代价值，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机，是新时代档案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
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
对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旨在挖掘弘扬红色档案所蕴含的红色革命精神，要重点聚焦“为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神圣使命，积极主动开发时代感强、立体多维的红色档案精神产品。
要主动服务大局。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与党的中心大局的结合点、交汇点、关节点。例如，2018年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江苏省档案局（馆）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档案数据库，推出《南京长江大桥档案》丛书，举办南京长江大桥档案文献展，拍摄电视纪录片，总结提炼新时代南京长江大桥精神，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
要善于讲故事。要用更通俗、更具亲和力、更加大众化的表达方式，讲出“有声有色”“可亲可近”的红色档案故事。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江苏省档案馆与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推出百集微纪录片《记忆100》，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党领导江苏人民艰苦奋斗、接续奋进的红色记忆，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刻内涵。
要注重跨界融合。红色档案开发工作要善于“借船出海”，积极主动与宣传、组织、新闻、党史研究等部门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开发的规模化、集群化效应。2020年，江苏省档案馆联合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等机构，在全国率先开展“为英雄建档、让英雄留名”活动，为2813名江苏援鄂医护人员建立一人一档数据云平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挖掘红色档案的时代价值，是党和人民赋予广大档案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命题。党的档案人必须坚定自觉地拿起独有的红色档案武器，不断开创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新模式，建立立体开发、多维开发新格局，让红色档案“立”起来、“活”起来、“动”起来、“火”起来，让红色基因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代代相传，使之更好地彰显共产党人的信仰底色，激活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
出版印刷机构见证红色文献在沪诞生
作者：姚霏 苏智良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形成了以红色文献编辑印刷出版机构为核心的建党活动区域。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考证散见于历史文献中的地点信息，绘制了“中共上海建党革命遗址分布图”。该图收录了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召开期间的56处中共建党革命遗址，其中有18处编辑印刷出版机构。可以说，上海是中共红色文献最初的诞生地。
红色文献出版发行的“三驾马车”
提到上海最早的红色文献出版发行机构，要从1920年的法租界外滩讲起。成立于1920年8月的中共发起组高度重视开辟理论宣传阵地。当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自行出版。在靠近法租界外滩的公馆马路279号，中共发起组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新青年》月刊发行社承担了中共发起组编辑策划的《新青年》《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的出版发行。黄浦江畔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强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列主义相关著作成为宣传工作的中心。在成为中共二大会址之前，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已是人民出版社所在地。据统计，从1921年9月创建到1922年11月，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5种新书，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以及《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俄国革命纪实》4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出版社。
1923年11月，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上海书店，位于民国路振业里11号。书店创立后秘密发行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等20多种新书，还负责销售已被封闭的《新青年》社所有存书。之后近三年，上海书店延续并壮大了《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红色出版发行事业。
事实上，红色文献的编辑出版发行也见证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斗争历程。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创刊。这份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线曙光”、苦难同胞的“思想向导”的报纸，一度发行2万多份。截至1927年停刊，《向导》在上海的编辑出版发行机构经历了从临近上海书店的老城厢，到闸北和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地区的多次搬迁，上海出版发行中心所在的福州路一带也留下其身影。可以说，《向导》见证了上海红色文献的诞生足迹。
隐蔽“地下”的红色印刷机器
红色文献需要依靠印刷才能产生广泛影响。五卅运动爆发后，党的宣传品需求量快速增长，以往依靠商业机构的方法行不通了，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自己的印刷机构。
1925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第一个秘密印刷厂，即国华印刷所（又名“崇文堂印务局”）成立，位于闸北香山路香兴里，主要承印《向导》《中国青年》及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宣传品。同年9月，交通员在运送党内文件清样途中遭巡捕搜身。为避免暴露，印刷所随即关闭。其后，青云路桥堍的印刷所也暴露了。考虑到印刷所在闸北已不安全，党把印刷所的选址安置回租界内。
1926年与1927年之交，公共租界新闸路东西两头的鸿祥里和西斯文里，分别隐蔽着中共的两处印刷所——中兴印刷所和文明印务局。前者一般只印刷在上海发行的书籍，后者则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遭到公开查禁的书籍。不久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党在上海的许多机构岌岌可危，印刷所也不例外。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集成印刷公司在北西藏路瑞和里成立；福兴印刷公司在北四川路开办；专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福明印刷所开办……上海的印刷机构依然通过印刷书籍、报纸、传单，向全国传递革命思想。
1931年，毛泽民受中央委派再次回到上海负责秘密印刷事业。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秘密印刷厂改为排字、印刷、装订分开的方式进行印刷，这样既保障印刷机构不会“全军覆没”，又能通过专业分工提高效率。从地点来看，这一时期所有的秘密印刷所或排字厂等，或位于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区，或位于商铺掩护的公共租界西区。如位于齐物浦路元兴里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前面是工厂，机器轰鸣声可以掩盖印刷机器的声音；后面和东面是稻田和行人极少的空地；西面是用以掩护的绸布庄。同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秘密印刷厂转移到梅白克路一幢新建红砖三层公寓内。这家以烟纸店为掩护的印刷厂，不仅出版《红旗周报》《布尔塞维克》《实话》《党的建设》等刊物，同时翻印苏区来的文件、文章和宣传形势、罢工斗争的传单，为中共中央的宣传事业添砖加瓦。
让红色文献在城市中熠熠生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33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撤离，作为中共中央12年驻地的上海，是红色文献编辑印刷出版的起点。上海的红色文献编印机构，让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经过物质技术加工转变为印刷产品，传递给社会大众，传播至中国各地，推动了红色革命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回顾峥嵘岁月的重要文本。而中共出版印刷人与时俱进、顽强不屈、舍生忘死的红色精神，也为人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今天，红色文献依然在上海城市空间闪耀着独特光芒，不少红色文献诞生地已被列入保护和纪念名单。有扩建为革命纪念单位的，如位于愚园路1376弄34号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这栋假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于198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0月24日，在旧址上建立的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开馆。
有旧址尚存、已立牌保护的，如位于新昌路99号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这幢坐西朝东、砖混结构的三层沿街公寓式建筑于2001年被黄浦区政府确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当然，也有虽立牌保护但旧址不存的，如原位于人民路1025号的上海书店旧址。1959年上海书店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重新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因市政动迁，旧址被拆，仅留碑纪念。
随着红色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红色文献诞生地被发现。这些红色文化遗产共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光辉历程，是开展党史教育的有效载体。
（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