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诞辰118周年】香港回归谈判中的邓小平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撒切尔夫人此行的目的，是要和中国领导人谈香港问题。
就在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前几个月，英国和阿根廷围绕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方面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冷战末期全球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海陆空联合作战。最终，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作为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此时的声誉在国际上达到了顶峰。如周南所说，撒切尔夫人此行“是挟着这个福克兰群岛战胜了阿根廷之余威来的”。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来访，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邵天任也记得非常清楚，此时他已经参与到收回香港的前期准备工作中。
邵天任（曾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
战后自丘吉尔下台后，英国的首相里，大家公认撒切尔夫人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叫她“铁娘子”。“铁娘子”这个名，最初是苏联人给她起的，她后来不但不生气，还觉得很好，认为她应该是这么个形象。
1982年9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三个条约是合法的，有效的，不能单方面废除，意思就是说香港不能拿回”，“撒切尔当中还有一句威胁的话，说如果中国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那么就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撒切尔夫人的咄咄态势，邓小平针锋相对。邓小平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对于谈判的时间表，邓小平也是一锤定音，他说：“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周南：
柯利达回忆录里讲到当天晚上回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撒切尔，撒切尔说，这个邓小平啊，太Cruel，冷面无情啊。她没有预料到（中方立场）会是这么硬。她可能认为，她提出这个（要求），中方还要考虑考虑，慢慢地谈，（结果）一上来就碰了个硬钉子，没有谈判的余地，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许并不知道，邓小平也有个绰号，叫做“钢铁公司”。中英双方最高层领导人会晤之后，两国的相关部门开始紧锣密鼓地为谈判做准备。
邵天任：
中英谈判，是从1982年到1984年9月，撒切尔夫人走了以后实际上就开始了，结束是1984年9月17号，达成全部协议。谈判前后分两个阶段，对第一阶段外界不大知道，因为（这个阶段）对外没发表消息。第一阶段主要谈原则和议程，双方没组成代表团，是通过外交途径（谈）。第二阶段是两国政府代表团坐在桌子上谈，那是1983年7月12号。
英方的谈判主导人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开始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后来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长姚广接替章文晋。双方前后一共谈了五轮，始终僵持不下。中方立场是，谈判应该在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前提下讨论其他有关问题；英国则坚持，主权问题如何解决，应该看谈判的结果，不能作为前提。
邵天任：
柯利达说，咱们这一次谈了以后啊，再定下一次谈什么，你们这个桌子上摆了十样菜，也不能一口吃下去嘛，你总得一口一口吃嘛。姚广说，桌子上十样菜，但是现在这个是什么菜你没说呀，所以必须说清楚，咱们吃什么菜。
在议程问题上，耗时五个月，双方依然没有达成一致。面对邓小平提出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两年谈判期限，英国方面坐不住了。1983年3月10日，撒切尔夫人致信当时的中国总理，信中表示，从她访华六个月以来，双方的会谈毫无实质性进展，对此她“感到遗憾和失望”，同时，她希望能尽快展开第一次实质性对话，撒切尔夫人甚至在信中给出了时间表—“下个月”。
邵天任：
关于撒切尔那个来信呢，中国政府用国务院总理的名义，给她复了个信，建议谈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收复主权的方式，二是中国收复香港以后的方针政策，三是过渡时期怎么办。经过双方讨论，英国方面同意这三个议题，但是，要重新编一下次序。英国方面的意见，第一个议程是1997年以后中国对香港的方针政策，第二过渡时期怎么办、双方的合作，最后是主权问题。中国方面研究后同意，这样才把议程定下来，也同意撒切尔夫人建议，双方尽快地组成代表团，开始实质性的会谈。
1983年7月1日，中方公布了谈判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成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此时他已经不再担任条约法律司司长的职务），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西欧司参赞柯在铄（大使衔）和罗嘉驩，两位翻译是外交部的张幼云和吴洪波。在正式成员中，鲁平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实际上在港澳办任职，外交部西欧司顾问是谈判时的对外身份。此外，中方还有一位幕后人物，他就是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欧洲事务的周南。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公布了他们的名单，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坐上了代表团第一把交椅，成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担任翻译的是港府即时传译主任郑仰平。港督尤德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中方台前的六个人外加周南，都能操流利的英语，而英方的六名代表中国话也是相当标准。中英双方都派出了精兵强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英国人突然节外生枝。
周南：
本来是中英两国的谈判，它（英方）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一方，变成三方，这就是所谓的三角凳的由来。一开始尤德宣布，他参加代表团是代表香港。我们一听，这个不行，你明明是英国的殖民官员，香港人民是由中国来代表，不能由你来代表，驳斥了他。后来冒出一个叫曹广荣的港府华人，我们决定不（给他）发签证，他就来不了。英方还想把两局的“非官首议员”（即香港立法局、行政局中由英方任命的不担任政府职务的议员）也拉过来，两局非官首议员都是它（英方）委任的，要作为第三方，（就会）形成两对一，这跟后来罗保动议如出一辙。罗保动议不是说中英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没有香港立法会的通过不算数，同时英国议会也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都是搞三角凳，我们一下子就识破了，坚决反对，它（英方）不得不让步。
1983年7月12日，香港问题正式谈判拉开了序幕。谈判地点选在北京台基厂头条三号。第一天的会谈，双方分别发表了一些原则性的开场白，显得礼貌而克制。不过，初次见面的礼貌很快就被打破了，第二轮的谈判一上来就火药味十足。
邵天任：
第二轮英方先发言，柯利达发言后，尤德继续发言，都是围绕英国采取了什么措施让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这些内容，反正一句话，证明中国政府管不了香港，香港当地人也管不了，非得英国人管不可，反复来论证这个。
我们驳斥了它继续管理香港这个（想法），也是在这一次，我们团长的发言里，介绍了我们在1997年以后主要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十二条”。中方介绍了以后，柯利达说，你们这一套是空想，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没经实践证明，另外中国政策多变，香港人根本没有信心，投资者也不会相信，说我们是乌托邦，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劝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非常傲慢。
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撒切尔夫人透露了英国关于香港问题最初的设想：“我们的谈判目标因此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未来对于整个殖民地的治权。”撒切尔夫人所谓的“香港岛的主权”，根植于三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以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在前两个条约中，清政府将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割让给英国，后一个新界租约是将新界地区租借给英国99年。这三个所谓条约，中国当然不能承认。
谈判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在谈判桌外下功夫。英国方面先后打出了“民意牌”和“经济牌”，先是策动香港部分媒体发布对中共不信任的舆论，同时鼓动部分香港实力人物进行游说，争取英国保持在香港的治权。一时间，香港风云激荡。股市剧烈震荡，港元暴跌。面对英国种种做法，中国岿然不动。就在“黑色星期五”发生前后，一篇题为《中国收复香港地区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文章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很快，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大报纸都进行了转载，文章作者署名“今甫”，实际上，“今甫”就是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邵天任。
邵天任：
我从《国际法》古典理论、《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条约法》，证明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说明这个主权和治权不可分。主权和治权分开，是殖民主义者为了进行殖民统治，掠夺外国的领土来制造的，这个理论从《国际法》角度是站不住的。我还举了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实践来论证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收复领土），但是国际间也有不通过谈判，被害国用单方面行动来收复领土，也是合法的。
中英双方的激烈交锋在当时并不为外人所了解，然而敏感的境外媒体还是从双方简短的公报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周南：
双方讨论的内容不可以对外讲的，公报很简单，头一轮是双方进行了建设性的和有益的会谈，一个constructive，一个useful；第二轮争执得比较厉害了，constructive就删掉了，变成双方进行了有益的会谈；第三轮useful也没有了，没有有益的，就是双方进行了会谈。
由于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从第三轮谈判之后，休会的时间断断续续长达50天之久。到了1983年10月，双方展开了第五轮谈判，中方依然立场坚定。团长姚广在发言中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此后，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开始考虑改变态度。在第五轮到第七轮的谈判中，英国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不过一谈到具体问题，英国方面还是不断触碰中国关于主权的底线.
11月，中英开始了第六轮谈判，中方团长姚广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政策，面对中国提出的十二条方针政策，英方先是回避，进而采取了迂回战术。
邵天任：
英方前后提了14个工作文件，内容包括法律、经济、财政、对外经济、防务与治安，还有公务员制度、国籍和旅行证件、海上航运、民航、土地契约、文化与教育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他们说这是对中方十二条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解释和探讨。实际上他每个文件形式都是一样的：先引证我们十二条里的一条，你是怎么说的，然后说，应该这样理解，实际上他是反建议，他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在我们十二条框框下，罗列他的主张，这个东西他也费了心思······
双方的分歧还体现在防务和治安上，具体体现在驻军问题上。围绕是否在香港驻军，前后也是波澜迭起。最终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香港驻军的问题才尘埃落定。凡此种种，可以想见当年谈判中双方交锋之激烈。
中英谈判从1983年开始，经过了22个回合的交锋。前七个回合，英国人一直坚持主权换治权，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尽管如此，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改变，英国人首先软了下来。随着第八轮谈判的开始，中英双方都更换了谈判的主帅，英国首席谈判代表从柯利达换成了伊文思，中国方面，周南从幕后走到台前，接替姚广担任了谈判代表团团长。从1984年1月开始，中英在经历了15轮的谈判之后，终于在各项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然而双方最终签订和公布一个什么样的文件，也颇费思量。
邵天任：
我们方面很早在内部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代表团也研究讨论，当时我建议不能采取条约和协定的形式，要用联合声明的形式。有几个考虑：一是从双方谈判开始，英方就主张三个旧条约有效，中国说三个旧条约无效，双方分歧太大—英方要承认这三个条约无效，那他150多年的统治就变成非法的了，英方绝对不能同意。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采取联合声明的形式，各说各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就是中方收复香港以后，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十二条政策，严格说起来，虽然可以跟英方来共同谈判，但是写上的时候，不能说是双方同意，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内政是外国不能干涉的。采取联合声明的形式，我们可以单方面声明，写到文件里；第三是一般地说，签订一个新条约，里面要写清楚旧条约怎么办，或废止，或用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这个旧条约，中国说无效，英国说有效，采取联合声明的办法，可以对旧条约避而不谈。
随着1984年9月的到来，邓小平提出的中英香港谈判两年为期的期限也已经迫近。9月5日，中英双方开始了第22轮谈判，据邵天任回忆，双方原本还打算进行第23轮的谈判，但是第22轮谈下来，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旦要白纸黑字地形成文字落到纸上，争论又开始了。英国方面提出，在联合声明中，第一条就要写明，英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对于香港的统治是合法的，而只有在中国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英国才能把香港地区交还给中国。对于英方的要求，中方当然不能同意，不过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硬碰硬，而是采取了非常巧妙的方式。
邵天任：
第一条中方声明，下面有一句话：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19世纪英国强加给中国这个三个不平等条约，收复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的行使主权。因为你要求他把他那个去掉，没有东西交换，他就不同意。我们就同意把前边那句取消，相应地，你把你那个帽子也去掉。这从谈判艺术上来说，也是很巧妙的。他同意了。所以联合声明后来就剩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决定在1997年7月1号以后恢复行使主权。前面那些都不要了，那个本来就准备让步的，跟他换。到了最后，这个东西才真正落到纸上。
1984年9月17日晚上，中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的翻译对文本进行了最后的校对，第二天，也就是18日，文本最终敲定。中方提出当月25日举行草签仪式，但是英方提出，香港总督尤德还要回香港作相关通报，因此草签仪式确定在9月26日。至此，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终于落下帷幕。
（原文标题为《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刊登于《百年潮》2022年第7期，本文为节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