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美丽大方”

怀着对新中国的热望，自1949年7月14日《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刊发以来，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男女老幼积极参与的征集国旗图案等新中国标志的活动。应征稿件如雪片般飞向北平，在一个月内，单国旗图案就收到1920件应征稿，内有国旗图案多达2992幅。诚如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所言：“从这一次的国旗、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上，充分表现了全国（包括海外华侨）、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士，男女老幼，对于革命政权如何的热烈拥护，对于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之制作又如何的关心，如何踊跃地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然而，国旗方案的选定一波三折。8月24日，第六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看好“初选第十一号”。该旗上1/3部分为白底，左侧缀一红五角星，下2/3为红底。推介理由提到“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此优选方案与16种初选方案一同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后，陈嘉庚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他特别指出白色“在太阳光下看不见”。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层看中的则是“初选第十七号”，即一颗黄五角星居红旗左上，星下有一黄条横贯左右。鉴于毛泽东不太满意“一条黄线把革命阶级分截开了”，第六小组将该图案的黄线的左侧截去，使之不至于分割旗面，表决以此为优选方案。

曾联松和他的国旗图案设计原稿

可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9月23日），第六组召集的全体政协委员分组会议上，“初选第十七号”及其修正图案的复字第一、二、三号虽得票位居第一，却也招致较为普遍的反对意见，原因在于此类图案易引发分裂国土的联想。张治中在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晚宴上，当面向毛泽东指出了这一点。当夜，周恩来在听取第六组秘书彭光涵的汇报和建议后，将目光投向《国旗分组讨论综合意见统计表》得票位列第五的“复字三十二号”，即曾联松的设计图案。当天分组讨论时，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主张采用此图案。

于是，9月25日夜，毛泽东在丰泽园会议厅召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他向大家推介曾联松的设计图案：“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事实上，第六小组在遴选国旗方案时对五星红旗也是颇为欣赏。廖静文女士追忆说，当时小组成员对五星红旗图案的共同评价是：“美丽大方，而且寓意也好。”此言兼具美学与政治双重价值考量。只是面对众多国旗图案，评选者每每为其蕴含的政治、民族的象征性而迷失方向。

国旗图案的遴选，实最考验审美与政治直觉。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的救国会、民盟成员宋云彬，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宋云彬9月23日的日记显示，他当天参加国旗等分组座谈会，对于会议主持方引导的在复字第三号、复字第四号（后者实即初选第十一号的修正图案）优选的做法，并不满意，认为两图都不合适。3天后即9月26日上午，人民政协会议休会一日，宋云彬到华北教科书编委会办公，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朱光暄这天来访。同回宋云彬住处后，“光暄翻看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谓复字第三十二号红色五星旗最好，余亦云然。”至此，宋云彬的审美和政治直觉因得到一位知友的默契而觉醒。这为其下午参加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积极作为，做了很好的铺垫。在下午的会上，彭光涵起身介绍昨夜毛泽东召集专题协商座谈会的情况，马叙伦通报说国旗方案经第六小组再三研讨，认为复字第三十二号最为可取。宋云彬首先起立发言表示赞同。此会最后议定国旗拟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等事项。

9月27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与会者就新中国国都纪年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展开热烈讨论。除国旗制法中的“小星”统改为“小五角星”，其他的两项提议（或要4个小五角星的位置变动一下，或要将4个小五角星及大星皆再加大一些）都没有得到接纳，正如田汉在会上当场回应前一提议者所说的：“在小组中曾多方面地试过，还是原案中美观。”曾联松设计的国旗方案就此顺利获得大会通过，其设计除了删去了大五角星内的镰刀锤头，五星红旗图案及制法皆保留原稿设计——五星红旗当其出世时就是如此的完美。

（来源：上海《党史信息报》2022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