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向王云五题赠《共产党宣言》考略

2020年6月30日，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发现全国第十二本、上海第五本首版首印的《共产党宣言》。该书成为“镇院之宝”，也是该院具有深厚红色基因的又一证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报道。其封面左上角的“敬贈 岫廬先生”6个字为何人所书？经多方信息考证，推定该本《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9月左右、由陈独秀题赠王云五（号岫庐）的。

陈独秀最有条件赠送

《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完成后，确实有陈独秀向学术界或同人赠书的记录，且赠给了好多人，这其中应该包括王云五。

但为什么译者陈望道赠给王云五的可能性不大呢？这是与陈望道在本书问世中的角色有关——他只负责翻译，其他的环节并未参与。首先，策划翻译的人并非陈望道，而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戴季陶等人。其次，催生《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的不是陈望道。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的中译版本和英译版本、日译版本交给了李汉俊进行审核后不久，陈独秀也来到上海，两人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工作，直接拿去印刷所进行印刷了。第三，筹措印刷经费的不是陈望道。当时《共产党宣言》的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者当即筹措一笔经费，7月又新印刷所建立，8月《共产党宣言》首印1000本，很快赠售一空。

在《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诞生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是翻译的动议者，陈望道是主译者，陈独秀和李汉俊是校对者，维经斯基是印行资助者。另外，1920年2月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4月翻译完成，5—7月陈独秀和李汉俊进行校对，8月印刷完成。从时间节点上也可推定，陈望道交出译稿后，就没有再过问印刷过程。

因书稿主要是陈独秀校对的，印刷经费也是陈独秀找维经斯基筹措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陈独秀主要负责的，那么印出来的图书，理应主要放在陈独秀那里。当然，译者陈望道、校对者李汉俊、发起人戴季陶等，都应该会拿到几本样书。有文章讲述陈望道向鲁迅赠书一事，应缘于此。不过，他们手里的书应该都没有陈独秀那里多，新书存放地点应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因此，陈独秀应是首版首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赠书人，北大图书馆、沈玄庐以及王云五的首版首印的《共产党宣言》，均来自陈独秀这里。

出版商看重《新青年》

王云五与陈独秀之间有较多的交集，但在1920年之前两人交情如何，却不得而知。目前找到的最直接的证据，是王云五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1920年11月1日）杂志刊登“《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出版了”的广告，随后又连续刊登了6期。

王云五于1917年从北京离职之后，就在上海编译《岫庐公民丛书》。为了加大图书的销售量，王云五在很多媒体上做广告。作为当时“个体出版商”的王云五之所以如此看重《新青年》杂志，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新青年》办刊偏“左”，而《岫庐公民丛书》中一些图书也偏“左”，如《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二是该杂志自第三卷开始名声越来越大，销量也越来越好，印量曾从1000册达到15000册。王云五不惜费用为“丛书第二期”在《新青年》上先后刊登了7期广告。这些图书广告的费用，对陈独秀而言，不啻雪中送炭。

《新青年》前几卷的发行商是群益书社，是一家小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经营理念和办刊方向上，与《新青年》存在不少差别。书社要考虑盈利，陈独秀要考虑传播和影响力。这个矛盾随着《新青年》影响不断扩大而日益加深，终于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定价上产生爆发出来：争议焦点是因为页码一下子从170页变为有400页，群益书社因为增加了制版和纸张印工希望加价，陈独秀则坚持不加价，虽然最后双方妥协了，但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陈独秀随后成立新青年社，独立自办印刷发行。办社办刊都需要资金，之后的几个月里，陈独秀东奔西跑且向北京同人们求助，虽然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那里获得了一部分费用，还获得了部分名人稿费入股的承诺，但收获不大。办刊经费一直是陈独秀绕不开的难题，广告收入便是必然的选择。

《新青年》第七、八卷成了与群益书社分手的分水岭。第八卷除了政治上明显偏“左”之外，广告内容也服从杂志宗旨，这个属性自此延续下去，为适时而来的王云五刊登类似图书广告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因此，第八卷较之前任何一卷的图书广告分类都更为简单，第八卷毫无疑问是政治属性特别强的刊物。

赠书时间最可能在9月份

王云五在《新青年》上做半版广告到底需要支出多少费用呢？据1920年《东方杂志》广告价目表推算，《新青年》第八卷的广告收入为304元。又根据当时《东方杂志》“封面之内面及对面正文首篇对面及底面之内面”半页为28元的价格，推断王云五的《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的广告费为28元。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殊不知《新青年》杂志当时定价为2角，《岫庐公民丛书》第一期全部5本定价也仅为1.7元，可见王云五对《新青年》的重视。

由此可以推断，王云五9月或者10月初，到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社商议刊登广告事宜，与陈独秀相谈甚欢。从先后刊载7期来看，王云五可能不止去过一次。陈独秀支持王云五在《新青年》做图书广告，后者支持前者出版杂志。在两人愉快交流之余，陈独秀顺手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签赠给王云五，再正常不过了。王云五也确实认可这本书，不仅在图书正文第一页底下盖有“岫庐藏书”印章，而且一直放在自己的书架上。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为解决回迁上海的私立立信会计学校图书资料不足问题，才将包括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岫庐藏书”从书架上取下赠送给潘序伦校长。

由此推论，赠书时间应该是9—10月，最有可能是9月份，主要依据是王云五《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广告于11月1日刊出。有文章认为，在陈独秀12月赴粤、陈望道接手《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前，由后者将该书赠送给王云五。本文认为该论据并不充分，因为第五号出版时间是1921年1月1日，在此之前《岫庐公民丛书》已经在《新青年》做了两次广告了。而且，如果是12月份赠送的话，那时蓝印本也应已印出，陈望道应该赠送蓝印本，而不大可能赠送有错误的红印本。

用“敬赠”字样却未署名

而关于封面左上角“敬贈 岫廬先生”6个字，有人认为，陈独秀生于1879年，王云五生于1888年，前者比后者大9岁，年长者不大可能对年幼者用谦辞“敬”字。但本文认为陈独秀之所以用“敬”字，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陈独秀尊敬王云五当时救国图存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二是陈独秀作为新生政党负责人对王云五的尊敬。

至于陈独秀为什么没有署名，本文认为，这本书虽然是陈望道一个人翻译的，却是当时党组织集体合作才得以付梓的，也许陈独秀认为他只是校对者，签赠时候署名了反而不合适。而陈独秀紧贴封面左上角写完6个字之后，没空间再写赠书人姓名和日期，也避开了签名的尴尬。无论怎样，结果是王云五拿到了一本没有署名的题赠本。

综上所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题赠者就是陈独秀，而且最有可能的时间是1920年9月。这也恰与2021年3月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推定该本《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9月份左右、由陈独秀亲笔题赠王云五（号岫庐）的司法鉴定，从叙事逻辑上形成了相互印证。

（来源：2022年12月28日《党史信息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