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资本论》带入马列学院讲堂的译学大家

郭大力，1905年生，原名郭秀勍，江西南康人。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24年到上海转入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攻读哲学。从1928年春天开始翻译《资本论》。曾在广东文理学院、厦门大学任教。1950年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工作，后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获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6年4月去世。

以翻译《资本论》为终身志业

郭大力为了革命事业选择翻译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他在大学期间就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很快被《资本论》吸引住了。毕业后，他在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在这里结识了青年学子王亚南，并说动他合译《资本论》。当时，郭大力不仅生活困难，而且缺乏翻译经验，不懂德文，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加之，这部书抽象难懂。于是在他翻译完第一卷之后，决定把精力放在全书翻译的准备工作上，先“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用这种翻译，作为一种细密研究的手段”。他回到上海后，在中学兼课之余，几乎把全部时间用来自修德文和翻译古典经济学名著上，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翻译出一系列著作和欧洲经济史读物。在这些译著出版时，郭大力还或长或短写了序言，对著作和作者的学说做了介绍和评论，这些翻译和写作工作使他积累起丰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

1934年，郭大力重新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彼时，第一卷译稿已毁于日寇入侵的炮火中，他不得不重新翻译一遍。到1936年，他已将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译好，并译完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日军轰炸上海后，郭大力带领全家回到赣南老家。尽管乡下生活贫困、工作条件恶劣，他还是翻译了《资本论》第二卷全部和第三卷的绝大部分内容。1938年，他应读书生活出版社之邀返回上海，赶译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并负责全部译稿的统稿和校订，《资本论》全译本三大卷随之正式出版。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之后，郭大力再回赣南，着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并开始《资本论》译文的全面校订工作。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译文全部校订了一遍，编制了一个勘误表，作为《资本论补遗勘误》一部分出版。同年，开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1943年，他将马克思这部百万字的著作译完，又用数年时间进行反复修改和校订。1949年，三卷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出版。至此，郭大力用20年时间实现了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成中文的宏愿。

这20年间，郭大力也从一个对经济学少有知识的学子成长为理论造诣深厚的经济学家。其间，他曾在1940年秋到1941年5月到广东文理学院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从1941年到1949年的几年时间里，他在翻译之余还写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我们的农村生产》《物价论》《生产建设论》是在赣州写作和出版的。1946年秋，他应王亚南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在这里写了《西洋经济思想》和《凯恩斯批判》两部著作。

1950年代，身患重病的郭大力为了给国内读者提供更加通俗易懂的《资本论》译文，在6年多时间里，完全投入到修订《资本论》全译本的工作中，1963年第一卷第二次修订版出版，1964年、1968年其余两卷第二次修订版问世。1966年，又开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译工作。“文革”期间，郭大力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乃至半身瘫痪。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硬是把《剩余价值学说史》按照德文新版全部重译出来并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下乡的时候曾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他说，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将《资本论》带入马列学院讲堂

1949年，郭大力先是在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1950年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工作。由此，郭大力开始了他20多年的中央党校生涯。当时，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马列学院在课业安排中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增加到总课时的百分之六十。郭大力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要给几个班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一周往往要讲两三次课，每次三至四个小时。郭大力脑中有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在讲述时将全篇构建了成熟的逻辑树，从章节间的框架网络、推理递进，到概念中的遣词用句、本质含义，他的研究可谓精准且深刻。他的讲课稿印成了教材。一位学者回忆说：1960年我想把《资本论》好好通读一遍，这部书实在很难啃下去，幸而靠了郭大力同志在中央党校为辅导学员而印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讲话稿，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本书针对《资本论》中的每一处难懂的地方都重点突出地用浅显的语言做了十分明晰的解释。确使读者对《资本论》容易理解一些。

为了提高学员对《资本论》原著的接受度，郭大力在每篇开讲前，都先说明哪章哪节是难懂难读的，再以详细地解读，配合生动的例释。他在讲商品与货币时，直说这一章是比较难读的，因为它所论述的问题，按其性质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在讲解商品二重性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解释，商品“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此时，就出现了交换价值的概念。他进一步讲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价值的形态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可以把商品二重性解读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简便的好处”。

讲到商品拜物教性质，郭大力解释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借宗教形态而自创的一种比喻。郭大力用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我生产麻布，你生产上衣，我拿麻布交换你的上衣，这本来是我们互相交换劳动，但在私有制的商品生产社会中，却表现为麻布同上衣互相交换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了”。这个例子极生动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就是这样，郭大力对《资本论》中较难理解的概念，都赋予了他个人的领悟，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或者学员们接触过的情景来做展示，使概念清晰立体化，从而使学员理解明白、记忆深刻。

郭大力对易混淆的概念名词，融合对照地加以分析。在讲到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一系列名词时，他讲这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也是关键，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价值说结合起来讲。他以茶杯为例讲道：把茶杯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生产茶杯的具体形式的劳动抽去，这时茶杯已不再是茶杯，它可被感知的物质属性都已消失。那么所剩下的就是与别的物同样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样各种商品间的物质区别已不复存在，彼此成为了同样地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价值。

郭大力希望每位听了这门课程的学员都能对《资本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每次讲课，从不因为自己对所讲内容稔熟于心而掉以轻心，而是根据不同的听课对象写出提纲、打好腹稿。

郭大力在奠定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发展基础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1953年，马列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郭大力任主任。郭大力带领教研室教员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科的研讨、教学课程的设计等工作中。在他的领导下，教研室撰写教学总结，在《学习》杂志1955年第6期上发表《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点问题》。其中对学科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探讨，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也为地方党校改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按照1956年3月出台的《高级党校七年规划》，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增设“经济学说史”教研组，同年7月中央高级党校（1955年，中央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成立校教学委员会，郭大力为25名成员之一。中央党校的经济学科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从此走上更加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发展轨道。

终身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

郭大力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翻译《资本论》是最好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前，《资本论》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翻译此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郭大力毅然决定翻译《资本论》，他所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对这项工作他矢志不渝，一往无前。

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郭大力对马克思、恩格斯充满崇敬。正是由于这种崇敬，他先后三次倾力编译《恩格斯传》。这部书的作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古斯塔夫·迈耶尔。郭大力对这部书爱不释手，1939年拿到原著后很快翻译出来，但译稿在邮送出版社途中丢失了。1940年重译一遍后译稿交朋友代存，也遗失了。194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是第三次译稿。他说：我不惜再三重新动笔，是因为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爱了。他的勇敢，他的热情，他的谦虚，实在使人神往。

对于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他从不居功自傲。他认为自己能取得成绩，应该归功于党。他生前常说：我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由于党的事业的鼓舞；我能坚持几十年，也是由于党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党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一切。很多学者赞叹他为翻译《资本论》三卷作出的贡献，但郭大力从来都认为，“这决不是表示我应享有较优的权利，因为没有亚南的合作，这部书的完成，决不能这样迅速，甚至在我们应再开始的时候，也许根本就不会再开始”。

郭大力先生四十八载译介人生，数十册经典译著，倾注了他对践行革命理想的全部心血。他对《资本论》的钻研和教学贯穿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极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对中央党校及党校系统的理论教学工作起到无可替代的榜样作用。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