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心灵轨迹

[摘 要]由留法勤工俭学生至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发展过程颇为复杂。从雾里看花到亲身体会，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于工学互助主义和勤工俭学有了从笃信到怀疑的转变。家庭因素、早期活动经历的影响，以及蔡和森等“先觉者”的积极引导，使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由模糊或不确定的政治倾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之路。1922年6月旅欧“少共”成立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通过开展内部训练、对外宣传，在现实淬炼中成长为信仰坚定的职业革命者。综观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心灵轨迹可知，现实因素的触发、成员的相互影响、先进理论的引导在不同时空个体之中频繁互动，展现出经济处境、实践活动、理论素养、性格特质等因素对人物信仰选择的影响差异，进而折射出思想转变的反复性、过程性与不同步性。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心灵轨迹；信仰

衍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孕育了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即“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3页。]。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群体成员即参与旅欧华人中共产党组织的孕育、筹建和发展的人员，主要包括张申府、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王若飞、萧三和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贺培真、何长工等人。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1919年至1921年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并非“同质化”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且有一定政治倾向者，如受工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和赵世炎等人；第二类是或多或少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影响，但没有明确政治倾向者，如推崇墨子思想的蔡和森等人；第三类是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的倡导而赴法，他们数量最多，赴法勤工俭学是因为这是花费最少的留学方式，如郑超麟、沈沛霖等人。[参见贾凯：《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若干问题再探讨——与〈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一文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成员在中共早期历史、中国革命进程中影响很大，因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思想转变或信仰确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学界同仁还搜集、编纂了各类资料汇编。[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陈少卿：《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纪亚光、黎博雅：《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转变的内在逻辑》，《南开学报》2018年第6期；张世甲：《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国外代表性成果有[法]王枫初（NoraWang）著，安延等译：《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日]小仓和夫著，王冬译：《周恩来在巴黎》，九州出版社，2022年。资料汇编主要有：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3册），北京出版社，1979、1980、1981年；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6年；陈三井编：《勤工俭学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不过学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使用较多的是报刊文献，而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相关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较为缺乏，实际上这类史料更为感性和即时性，有助于揭示个人思想转变的诸多细节和过程。因此，笔者尝试基于日记、书信等私人性史料，并结合相关回忆资料，钩沉爬梳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成员的心灵轨迹，以期推进和深化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过程的研究。

一、赴法之前：美好憧憬与最初颤动

早年经历对于个体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很多人的童年、少年记忆是悲惨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和赴法前的活动经历为其趋向社会革命之路提供了潜在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中国青年受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倡导的无政府主义、“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秉持“吾人生长弱国，当欲自图振奋”[刘万能编著：《张昆弟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2—203页。]的爱国情感，充满对法兰西自由、民主、博爱价值的向往，从而走上赴法之路。这种憧憬与向往既反映了他们思想上的稚嫩，也体现了追求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美好夙愿。此时，马克思主义已通过不同路径传入中国，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震颤，中国部分先进分子开始认真研究自晚清以来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此时马克思主义对于赴法前中国青年的影响还远远谈不上深刻，且受其影响者不多。

（一）家庭环境、革命经历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家庭或家族，部分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但很多经历了家族衰败、生活维艰的阶段。家庭衰败或者维艰，都会对他们的心境或抉择产生影响。有些勤工俭学生希冀通过留洋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如沈沛霖回忆就读武进师范时：“有数位同学想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亦为之心动，考虑家庭实际情况，以为师范毕业后，谋个乡村教员之职，无法改变家贫之况，倘若能赴法，或可改变一切。”[《耆年忆往 沈沛霖回忆录》，《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11页。]当然，部分青年将个人和家庭的际遇提升到社会问题层次。家庭破产、不得已投奔外祖父的陈毅，目睹衙门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对旧社会极端厌恶。[参见聂元素等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页。]聂荣臻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页。]在性格养成和文化修养方面，教养者的影响举足轻重。十来岁就当家的经历磨炼出少年周恩来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和好静谨慎的性格，在其心灵转变中发挥潜在作用。赴法后，“天性富于调和性”的周恩来对俄式暴动抱有怀疑，主张吸取英、俄两国之经验和优长，“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迟至1921年秋后才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4、41页。]深受家里两位舅父影响的王若飞性格潇洒豪放，交友广，待友推诚相与，同时思想进步、有才华，是各学生团体首先联络的对象。[《王若飞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62页。]由于广泛结交朋友，他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起着联络甚至是斡旋的作用。

“革命”是贯穿20世纪上半页的时代主题，普遍具有一腔爱国热情的留法学生赴法前大都感受或目睹过社会进步洪流。萧三兄弟早年曾经阅读同盟会的《中国魂》等各种革命材料，迸发出反封建热情，成为家乡宣传“清朝灭亡，驱逐鞑子，建立民国……的道理”的先锋。[《萧三文集》，第220页。]张昆弟不满艺徒学校的军阀、宗法社会式的管理制度，愤而组织反对总办的斗争。[《张昆弟年谱》，第22—23页。]五四运动时期，他们广泛参与社会运动，充当起爱国运动的先锋，在革命斗争中磨炼出敏锐意识与坚强意志。聂荣臻在家乡组织进步同学集会游行，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宣传抵制日货，甚至烧毁日货，引发商人的仇恨，这构成了他离乡赴法的动机之一。[《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5页。]1919年12月，赵世炎思考北大林德杨“被杀式的自杀”事件，认为黑暗的社会制度才是他自杀的罪魁祸首。[《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周恩来也是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1月底遭到拘捕。在狱中，周恩来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回来回忆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9页。]总之，留法勤工俭学生原生的家庭环境及赴法前的活动经历，为他们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之路播下了种子。

（二）对法兰西文明和工读主义的美好憧憬。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乱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黄日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陈独秀等人推崇的“民主”主要指法国式民主，认为法兰西为近代文明之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对于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在具有旅欧经历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身上体现更为明显，他们在1912年初编印《法兰西教育》，高赞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留学最佳选择。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组织者的吴玉章认为“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近又战胜德、奥，其人民性质与吾国颇相似”，对于俄国革命者也有影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300页。]这时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笃信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出版物中大量引介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对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产生很大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时期成为学生团体领袖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学生们对于李石曾等人的书中描绘的美妙远景——那种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认为这应该是未来奋斗的目标，走勤工俭学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924页。]蔡和森将赴法勤工俭学与前往北京公费学校和留学西洋大学作比较，认为勤工俭学有助于“免去随俗迷梦”的风气，“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贺培真在1918年11月23日日记中谈到半工半读的优点：“半日上课，半日作工，于精神肉体二者之劳乏平均，使不有偏重之弊，亦快事也。”[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还有青年从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待，指出“勤工是谋物质方面的发展，俭学是谋精神方面的发展，合起来说，勤工俭学是人生正当的生活”[《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册，第82页。]。“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对于以双手解决自身的生活与求学问题充满信心。[《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54页。]颇为有趣的是，盛成担忧生产与消费不平衡无法适应未来的人口繁殖加速，认为“高生产就是勤工，低消费就是俭学。勤工俭学，在未来经济挂帅的社会里，是一剂灵丹妙药”[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另一位留法时期成为学生团体领袖的赵世炎的着眼点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共赢，“似此勤工俭学，躬亲操作，得适用之艺能，为国家实业发达计，为社会工艺兴起计，为个人生活远图计，皆莫善于此”[《赵世炎文集》，第14页。]，并在《工读》杂志上高呼“工读主义前途底无限光明”[《赵世炎文集》，第46页。]。总之，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于工读主义有着美好的期许，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景赴法，如同“乡下人进城一样”[《萧三文集》，第231页。]，“每月陆续有去者，惟颇以船只舱位有限为憾”[同上，第229页。]，由此造就1919年至1921年近2000名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总之，对法兰西文明、工读主义充满憧憬是前文提到的数量最多的第三类青年、第一类青年的特征。

（三）观十月革命犹如雾里看花。晚清时期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学说，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他们仿佛找到了民族未来的新希望。十月革命的消息，经日本通讯社的报导传到中国，由上海、北京扩展到四川等地。1917年11月10日，北京、上海等地报纸刊登俄国劳农阶级胜利的消息。李大钊宣称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新世纪的到来：“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1月）。]但实际上，中国知识界对于十月革命的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何长工回忆，赴法前他们在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时，曾广泛阅读《新青年》《国民杂志》《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起到了很大作用”[《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不过，当时十月革命普遍被称为过激派革命。1918年赴日留学的王若飞，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王若飞文集》，第249页。]周恩来在日本苦苦思索救亡道路，在极端苦闷中被《新青年》所载新思潮强烈吸引，阅读《露西亚杂志》，认为“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参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4—335、355—356页。]，并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同时涉猎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8页。]。应该说，此时十月革命对于这些青年的影响还不够显著，因为相关消息在中国的传播不够及时、丰富，他们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犹如“雾里看花”。正如聂荣臻所回忆，自己中学时多少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感觉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6—7页。]。聂荣臻的懵懂印象似乎不是个例，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在前文提到的第二类青年身上具有普遍性。

二、勤工俭学实践：迷惘、讨论与外力影响

到达法国后，勤工俭学生在度过短暂“蜜月期”之后在生存、求学中大都遭遇挫折，这促使他们开始质疑勤工俭学的可行性。他们根据自身经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和弊端。蔡和森作为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引导各学生团体重新思考、讨论勤工俭学的现实可行性，推动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法国共产党、工人阶级等外部力量，对于他们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复杂过程和丰富面相。

（一）亲历后的落差动摇与迷惘。抵法之初，勤工俭学生普遍对未来无限憧憬，对法国社会表示肯定和赞叹。陈毅回忆说：“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34页。]贺培真在日记中记载：“大家极为高兴，以为又工又学，将要过合乎理想的新生活了。”[《留法勤工俭学日记》，“前言”第1页。]聂荣臻在家信中表达了对法国社会各方面的赞美，“无一样不比我们中国好点”，立志“凡是好的我就学，日后回来，在社会上为一个完全的好人”。[祈福管主编：《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蔡和森在写给国内的家信中邀请其父、兄、姊赴法，一时传为美谈。至于勤工俭学运动实践，早期总体是顺利的，而留法勤工俭学生基于自身体验，对于无政府主义或工读主义更加信奉。聂荣臻在家书中表达对未来的期待：“在法国诸事顺畅，而华法教育会日日进行（工作），勤工俭学生井然有序，所以日后当有至善之结果。”[同上，第215页。]对于一些困难情况，勤工俭学生大多有信心克服，如王若飞说：“吾辈立志来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苦奋斗，今日所受，并不甚苦，纵令为苦，也应努力将他打破。”[《王若飞文集》，第35页。]

随着在法工学实践的展开，中国青年们逐渐体会到劳动的艰苦，初步意识到以工俭学存在弊端。首先，很多勤工俭学生因语言不通、技术不熟，只得做“马老五”[“马老五”是法语main-d'oeuvre的音译， 意为“散工”“苦力”。参见《何长工回忆录》，第30页。]，“生活过得得苦，吃面包没有菜，用白开水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39页。]，工资收入微薄不能供生活，更无余资求学。[《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53页。]他们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了很多困难，感觉与理想大不相同[《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47页。]，“法之勤工已完全变为劳动者矣，求学更不遑论”[《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8—19页。]。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初到法国的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其次，在劳动是否真的“神圣”问题上，王若飞在日记中形象地描述说：“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之囚犯，觉天地异色，形状很是憔悴。”[《王若飞文集》，第28页。]较高的劳动强度使李维汉意识到：“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24页。]身体劳累之外，贺培真更陷入精神上的痛苦迷惘。因为白天工作十小时，晚上看书精力不济，“终日劳碌，永久劳碌，永久困苦”，“不知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枯燥无味，这样的呆板过着”。[《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39页；培真：《我之做工感想》，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4日。]最后，对法兰西文明和法国社会的认知上，“滤镜”褪去，更为全面、真实。中国青年对自己遭遇的种族歧视感到不满，罗益增愤慨道：“我们初来的时候，并不呼我们的姓名……那知近更加坏，竟把我们叫做Cochon Chinois（中国猪），或是Chien Camarade（狗朋友）……这样的侮辱，就在日本也没受过的。”[《罗益增君的信》，《少年世界》第1卷第5期（1920年5月1日）。]有的勤工俭学生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自身痛苦的来源。王若飞逐渐改变了“做工光荣”的观点，认为做工是“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主的劳动”[《王若飞文集》，第28页。]。贺培真的认识也有所变化：“现在这种大组合生产制的工场，是建设在资本家的生产上面的，对于工人方面完全是一种掠夺的手段。”[培真：《我之做工感想》，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4日。]如果说在中国国内，他们遭受的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实业不发达之苦，那么身处资本主义大本营，留法勤工俭学生则直接感受到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近距离观察法国普通工人的生活状态，更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法国社会不平等的残酷真相。不过，此时勤工俭学生的认知还停留在依靠勤工积累资金求学的愿望不太可能实现层面，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工读主义影响。

（二）先驱引导与群体共同研讨。在绝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沉浸在以工俭学、实现留学梦想之外，蔡和森算是一个“另类”。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抵达法国后，并未入学，也没有进入工厂做工，“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刻苦学习法文，“猛看猛译”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和马列主义著作。他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陈比较、理论研究，得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文集》（上），第56页。]的结论，也成为之后积极引导留法勤工俭学生信仰转向的先驱。[《萧三文集》，第84页。]1920年7月，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走俄式革命道路还是温和改良道路上发生激烈争论。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写信回国给毛泽东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毛泽东回信指出，萧三、李维汉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3页。]。之后，在法新民学会会员采取共同研究、个人自学两种方法研读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萧三后来回忆说：“我们也觉得无政府主义站不住脚。会后不久，也就不知不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了。”[《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38页。]与事后回忆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同，实际的思想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经过反复摇摆的过程。1920年7月时，李维汉不赞同俄式革命，“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99页。]。至1920年底，在蔡和森的影响下，以李维汉、李富春为代表的工学世界社成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成员“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41页。]，赞成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作为办社宗旨。[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页。]而在工学世界社的这两次会议上，未加入该团体的蔡和森均与会，并试图引导该团体成员转向俄式社会革命道路。

当然，至1920年底工学世界社的名称未更改，说明该团体成员的思想转变还是初步的。以陈毅为例，蔡和森的思想引导使他的思想发生第二次大震动，但后来随着工资提高、有了点积蓄，“又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35页。]。直到1921年春被工厂解雇，又转而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又进一步趋向革命。总之，蔡和森的思想引导、群体的共同研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生对工读主义产生怀疑，信仰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法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外在影响。有国外学者认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政治倾向受到国外或者布尔什维克党等外部力量的干预。[《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第134页。]这种影响可能十分有限，且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日记、书信等来看，法国工人阶级、法国共产党的外部影响主要集中在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便利。何长工回忆当时法国工人关心留法勤工俭学生，“告诉我们工厂里哪个是坏蛋，哪个是政府派来暗地里监视工人的，工间、业余时间，还给我们讲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何长工回忆录》，第32页。]。1920年因做工受伤的陈毅表示：“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使我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35页。]另一方面，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是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主观愿望。赵世炎原本拟定的勤工俭学规划就包括“联系法国工人中觉悟分子，注意他们是怎么干事，学习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和方式”，“研究法国进步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有关苏俄消息的文章”。[《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萧三回忆，当时很多人喜欢听法共领导人加香的演说，经常主动参加法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示威活动，还偶然结识了阮爱国（即后来越共领导人胡志明）。[《萧三文集》，第265页。]从现有资料来看，法国工人阶级、共产党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引导主要基于朴素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并非留法勤工俭学生或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有意为之，而是勤工俭学生进入工厂做工，必然会与法国工人有所交往、融入法国社会的产物。

三、碰壁受挫之后：梦想的破灭与革命者的淬炼

随着生存、求学处境的愈发艰难，勤工俭学生大多陷入迷茫，平时谈话中“从世界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直到家庭问题（现在的）、个人问题，个个都谈谈，但没有结果”[《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50页。]。这些困惑和矛盾最终在1921年的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三次事件中爆发，三次斗争使勤工俭学生原有的生存、求学幻想彻底破灭，现实困境推动他们转向社会革命道路。而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后，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组成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而后经过系统的内部训练、对外宣传，他们初步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职业革命者。

（一）三次大的斗争失败后加速转向革命。1920年前后，法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勤工俭学生陷入无工可做的境地，而他们彻底抛弃工学幻想，则是在经历了1921年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之后。这三次斗争使勤工俭学生意识到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倡导的做工、求学都无法实现，在不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个人发展没有可能，“在法千余学生，均抱悲观”[《聂荣臻青少年时代》，第223页。]，甚至有学生悲愤自杀。“以前的计划在现在环境中已是幻境不可达，所以到现在要改变过才行”[《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65页。]，社会革命主张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萧三认识到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失败是中国人民生计为难、中国社会教育不平等的“结晶体”。[《萧三文集》，第259页。]曾经将吴稚晖视为“圣人”的徐特立回忆：“经过这次事件，我们不觉转到革命方面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第412页。]显然，很多勤工俭学生转向社会革命道路是惨酷现实教育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部分勤工俭学生从政治活动实践中总结斗争经验，意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劳动期间，感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灵活的政治手段都很重要，“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兼实行家”。[《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108页。]

（二）由学生团体自发研学发展为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明确走社会革命道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都较少，[同上，第81页。]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明确的革命路径方法指导。蔡和森在与陈独秀的信件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主张开展系统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蔡和森文集》（上），第83页。]聂荣臻回忆，三次斗争后自己反复思索个人和国家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受当时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经常看国内办的《向导》周报，与刘伯坚等人热烈讨论资本主义的弊病、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在旅欧“少共”成立以前“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页。]。勤工俭学生中原本就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蒙达尼派”和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的的“勤工派”两大团体，他们内部往往共同学习、研讨，因此团体内自发的研学对于信仰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更加系统的理论学习发生在旅欧“少共”成立以后。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标志着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当然，他们与国内的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关系的建立是在1923年初。旅欧“少共”成立后便把“学共产主义”提到重要位置，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3页。]。内部训练工作分为两部分进行，主要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和出版《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共产主义教程》实施。每周六各地区、各支部召开讨论会，系统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观点，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世界与中国局势，分析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可行性。沈沛霖回忆当时团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地点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开会，“内容为学习革命理论，如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法共《人道报》及中文版的《向导》周刊等，讨论国内外形势，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耆年忆往 沈沛霖回忆录》，第29页。]。曾任旅欧团训练部副主任的聂荣臻回忆说，“我们不仅自学，还和李富春等几位同志，进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在那里，同法国工人和法共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一位法共党员经常为我们讲解法文的理论著作、介绍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5—26页。]从中可以看出，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法国工人阶级的友爱互助，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互相主持，而有组织的内部训练也超出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范畴。当然与法国共产党的“跨语种互动”，限于法文水平较高、参加法国共产党的成员。

（三）通过对外宣传淬炼职业革命者。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善于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页。]中共旅欧支部、旅欧团组织的机关报《少年》和《赤光》，除了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还承担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任务。到1924年，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代替无政府主义者，成为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主要论战对象，据聂荣臻回忆“每次论战，几乎都是以我们胜利、他们失败而告终”[《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5页。]，吸引了大量追求进步和真理的华人。同时，论战强化了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自身与他者界限的认识，并迫使他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从而为论战提供支持和滋养。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欧洲建立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开展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代表大会等反帝运动，在一次次革命斗争中初步淬炼为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者。正如周恩来所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页。]为了加强国内党组织力量，中共中央向旅欧党、团组织发出“努力研究，从早归国”的号召，这些年青的党员、团员有些直接返回国内，有些分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接受政治训练，然后返回国内。他们之中很多人在国民大革命和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四、结语

钩沉、爬梳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资料，不难发现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信仰选择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个体经历、团体活动、政治参与经验都是影响他们心灵轨迹的因素。尽管赴法勤工俭学前他们的政治取向有所差异，但身处异国他乡的勤工俭学生继承新文化运动以来组织团体、共同研究的传统，建立了许多互助团体，通过谈话、辩论等各种形式求得共同进步，产生了由先驱者到多人相互影响、转向的连锁反应。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发展是一个现实震动、团体互助、理性选择的过程，也不能忽视法国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间接推动，这可以算作“催化剂”。当时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变卖家产赴法或者陷入生活穷困境地，“需要不断的挣扎奋斗，否则不说无法读书，生活也无着落”[《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70页。]。譬如聂荣臻、周恩来曾转校或移居至费用较低的国家。当三次大的斗争失败之后，生存权、求学权都无法得到保障，中、法两国政府也不愿或无力出资支持他们完成学业，此时勤工俭学生中的部分人将个人发展和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合二为一，希冀通过社会的彻底变革解决全体青年、劳动者和民族的命运。这类心灵、行动的轨迹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转变的一个缩影。其时法国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李石曾、吴稚晖所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是否具有普适性，特别是能否广泛适用于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差异很大的近2000名青年，是我们回顾百年前那场教育文化运动不能忽略的基本向度。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转变轨迹与国内很多青年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之后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44—45页。]是相似的，由此呈现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贾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副教授；殷娅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