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前言

［编者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收载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的第三册（即第三卷）初稿《总过程的各种形态》。这部第三册初稿是马克思生前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唯一全卷手稿，恩格斯把它称为第三卷的“主要的手稿”，并编号为“第Ⅰ稿”。手稿的写作标志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结构、研究范围、论证逻辑和主要结论已经基本确立。这部手稿只是一个初稿，马克思在撰写手稿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这部手稿为基础，在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这部手稿的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第4卷第2册（1992年）。本卷中译文即根据该版翻译和校订。译校工作遵循的原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的中译文为基础，凡是本手稿和恩格斯编的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原文一致的地方，则译文也保持一致，凡是两者原文不一致的地方，译文是新译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和39卷属于同一单元，这两卷收载的是马克思在1863—1867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时间跨度是从186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完成之后，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付排稿的整理工作完成之前的这一时期。在这几年里，马克思主要写成了三册《资本论》的手稿：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这三册手稿按其写作时间被概括地称为《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其中第一册手稿留传下来的部分和第二册手稿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三册手稿中译文收入本卷。

在马克思的计划中，这三册书的内容构成“资本一般”部分。在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和1861—1863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37卷）中，马克思把涉及“资本一般”的理论部分只是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论述的。从1862年底起，马克思由于在手稿写作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而产生新的想法，决定先把“资本一般”这一部分写成独立著作出版，书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作为副标题。于是在写完1861—1863年手稿之后，马克思从1863年夏至1865年底写成了三册《资本论》的手稿。

1863—1865年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第一册手稿的写作时间是1863年夏天至1864年夏天。这一册手稿无论从理论的成熟程度来说，还是就叙述的系统性和著作的结构来说，都已非常接近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马克思在该手稿的基础上整理成《资本论》第一卷的付排稿，并于1867年9月出版。第一册手稿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留传至今的只有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前面几章的若干手稿散页和零星注释。第二册手稿和第三册手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是在1864年夏天马克思写完第一册手稿之后交叉着写的。马克思在1864年下半年先写的是第三册前半部分（第一至三章），1865年上半年则写了第二册第Ⅰ稿和《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稿，此后在1865年下半年写了第三册后半部分（第四至七章）。

1866—1867年，马克思专心从事《资本论》第一卷（即第一册）手稿的修改和出版工作。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直到逝世之前，在《资本论》创作方面，马克思将主要精力用于修改第二册的内容并为第二册写了众多手稿。与此同时，他不断地推进有关第三册内容的写作和研究。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三册撰写的（或与第三册有关的）局部或片断手稿中，保留至今的主要有：1867—1868年为第三册开头撰写的4份片断修改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按照考证的写作时间顺序称之为第一至第四草稿，其中第四草稿被恩格斯标为“第Ⅱ稿”，第三草稿被恩格斯标为“第Ⅲ稿”），以及就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利润率的规律、成本价格和资本周转、级差地租等主题撰写的手稿（上述手稿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上册）；19世纪70年代有关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手稿和札记（其中篇幅最大的是1875年的《用数学方法研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手稿），以及有关地租的短稿（上述手稿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下册）。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农业和金融的关系。马克思还对西欧国家经济状况的新发展感兴趣，并想把这些新发展反映到他的著作中。他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针对当时的经济危机说：“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因此，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1864—1865年期间写成的第三册手稿，并参考马克思后来撰写的其他一些有关第三册的手稿，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在1894年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正式版本。

本卷收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即第三卷）初稿《总过程的各种形态》，是《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的最后组成部分。这部第三册初稿是马克思生前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唯一全卷手稿，恩格斯把它称为第三卷的“主要的手稿”，并编号为“第Ⅰ稿”。

第三册这部初稿的写作，标志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结构和研究范围已经基本确立，而以前各次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第三册内容的写作，反映出马克思为第三册的理论探讨倾注了大量精力，说明这是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马克思在写第一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的时候，同时拟定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规定第一册研究“资本”，其中第一篇为“资本一般”，内容是揭示资本的本质特征，即“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不涉及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如“竞争”“信用”等资本的现实运动问题。马克思的1857—1858年手稿主要论述的就是“资本一般”的内容，它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雏形。第三部分考察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总过程中的资本一般，即考察剩余价值在总过程中的直接表现形式。从总过程来看，剩余价值已不再表现为由资本和活劳动的简单关系所确立的东西，而是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运动所确立的东西，表现为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这样，利润就成为剩余价值在总过程中的直接表现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结果，而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现在表现为带来果实即创造利润的东西。正因如此，在手稿中这一部分的标题叫做《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手稿还考察了利润变动的趋势，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表明了资本关系日益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也曾谈到利润率的平均化问题，但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马克思当时说：“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属于竞争篇的范围”，也就是说超出了“资本一般”应该考察的范围。

在1861—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写成的《第三章资本和利润》这部分中，马克思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推进。除了利润理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马克思还把平均利润问题纳入“资本一般”的考察范围，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手稿明确区分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说明了两者的内在联系。手稿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叫做“第一种转化”，把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叫做“第二种转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转化是形式上的”，后者“转化同时是物质上的”，即它改变了在利润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手稿指出，“在第一种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第二种转化”；“第二种转化是第一种转化的必然结果，而第一种转化是由资本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同时，手稿还说明了为什么应把对平均利润的最重要的一般要素的考察纳入《资本和利润》这一部分中的理由：“一般说来，在资本的不同生产部门中利润率不同，而不是相同的情况下，所谈的只能是平均利润率。”手稿接着指出：“对这一点的更详尽的考察属于论竞争的那一章。但是在这里仍然应该说明一些最重要的一般要素。”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平均利润问题虽然涉及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因而只能在论述竞争的篇章中详细考察，但是，平均利润，而不是利润，才是在实际形态上、经验形态上的利润，因而在论述“资本一般”的部分中也必须对它的一些最重要的一般要素予以说明。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对平均利润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考察，虽然都涉及竞争，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一般”的考察范围。他指出：“从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来看，平均利润率无非就是总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并且是按这个总资本来计算的；同时可以看到，总剩余价值同总资本之比，恰好相当于利润——从而利润率——同单个资本之比，因为利润只是被看作形式上变化了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又有了牢靠的基础，不必考虑许多资本的竞争，一般规律就可以从以上所阐述的资本的一般性质中直接得出来……这个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即：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既然不仅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而且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都属于对剩余价值在总过程中的直接表现形式的考察，那么对这两种转化的论述也就没有超出“资本一般”的考察范围。这里虽然已涉及竞争，但只是在考察“资本一般”所必须的限度内论述竞争。这样一来，总过程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就清晰完整地显现出来，它分为三个基本章，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

1861—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写作，使《资本和利润》这一部分中阐述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在《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考察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他们把价值和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混淆起来，把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特殊形式等同起来，而没有对它们加以明确的区分。因此，他们的体系必然出现一系列谬误，甚至导致了“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崩溃。马克思面临的任务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部分开始加以考察，然后一步步地把这些关系从源头上解释清楚。通过对李嘉图理论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制定出生产价格理论这一中间环节；通过这一中间环节，马克思进一步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剩余价值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所采取的各种转化形式：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等。马克思认识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价格围绕着上下波动的基础，已不再是价值本身，而是生产价格。马克思证明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原则变形，但不能把它和价值直接等同起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由于把它们直接等同起来，所以否定绝对地租的存在。但绝对地租的存在是客观事实，马克思正是通过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才科学地制定出绝对地租理论。接着，马克思又通过生产价格这一中间环节制定了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等等。马克思认识到，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说明，它们都应成为《资本和利润》的组成部分，应当纳入《资本和利润》的论述中；这就清晰地表明，他实际上放弃了原来设想的把“资本一般”和它的各种现实形式严格区别开来的论述框架，认识到如果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如何实现这一点完全撇开，那么，对它们的论述就不可能做到全面完整。同样也可以说，对平均利润的分析，如果只停留在产业资本上，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以及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不考虑剩余价值在农业中的各种特殊形式（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那么，这种分析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完整。马克思认识到，所有这些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都应在论述资本的本质的第二部分（即第一分册之后的《资本一般》）中加以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后取得的理论成果，使《资本和利润》这部分的原有框架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包括剩余价值在总过程中的抽象形式，而且包括它的各种具体的转化形式。这样，马克思就制定了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并相应地把这一部分的标题改为《总过程的各种形态》。

1861—1863年手稿中，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中取得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从1862年底起决定把他的经济学著作以《资本论》为书名单独出版。与此同时，他先后拟订了第三册和第一册的提纲。提纲既是对已有成果的概括和系统化，也是下一步写作的起点。第三册（当时称第三篇）的提纲共12项如下：

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分为：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不同于剩余价值率的利润率。

（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3）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5）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亚·斯密、李嘉图、凯里。

（7）利润理论。

（问题：是不是还应该把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包括在《剩余价值理论》里？）

（8）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9）收入及其源泉。这里也包括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11）庸俗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马克思撰写的第三册初稿，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提纲为依据的，但写作中有局部的改动。（1）这时马克思已决定在三册理论部分之后，增加一册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于是提纲中原来计划分别写的涉及理论史的各点（第3、5、7、11点）都不再写了。（2）关于地租的理论移动了位置。马克思最初并不打算把地租理论的考察放在“资本一般”部分，因为他设计的“六册计划”中有专门的“土地所有制”一册。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制定出地租理论以后，马克思认为地租理论可以作为生产价格理论的“例解”，所以在提纲中把它放在了论述利润和平均利润的章节之后。但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在利润和平均利润这两章之后，接着写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一章。马克思早在1861—1863年手稿写作过程中就已认识到，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揭示了由产业资本构成的总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的发展趋势。这一章和利润及平均利润的两章一样，应属于第三册的三个基本章节，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而地租应视为社会剩余价值在各资本家集团之间分配的问题，这显然是第二位的过程，因而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这样，马克思就把有关地租理论的章节移到了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之后论述。（3）第二个层次的各章也略有调整。马克思在写完第一个层次的三章之后，没有像原来计划的那样接着论述利息，也没有把利息和商业利润放在同一章中论述，而是把它们分开，因为它们在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马克思还调整了它们的先后顺序，即先论述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再在下一章论述生息资本和利息。马克思也没有再写提纲中的第10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但将1861—1863年手稿中的相关成果吸收进本手稿的第四章。第12项则并入了《收入及其源泉》中作为最后一节。这样，马克思写成的第三册主要手稿就由七章组成。后来恩格斯把第三册正式编成《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就是以手稿的这七章为基础，把每一章编为一篇，下设若干章，全卷共编成七篇五十二章。

手稿第一章一开始，除了开篇简要说明第三册的研究对象的一小段文字，论述的是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马克思一再试图用图式的方式概括这些变化的特征，找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关系的规律。分析越来越细，但没有分析到底。对此，马克思写道：“在对这些情况进行最后整理时，只需挑选出合理的部分。当然，对于研究本身来说，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但对于读者来说就不是必要的了。”恩格斯在编辑正式版本时，第一篇第一章只有开篇第一段利用了主要手稿，其他的文字则采自马克思后来有关第一章的两个片断修改稿（第Ⅲ稿和第Ⅱ稿）。在编辑正式版第一篇第三章时，恩格斯对马克思本手稿中有关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以及马克思1875年用数学方法研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手稿（数学家赛·穆尔对该手稿作了摘要）作了大幅度的压缩和提炼。本手稿第一章的第6节，只有一个标题“流通时间的变化即它的缩短和延长（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工具）对利润率的影响”，但没有写内容，因为当时第二册有关资本流通的手稿还没有写，后来写完第二册手稿后也没有补写这一节。正式版中的相关内容（第一篇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是恩格斯补写的。本手稿第3节《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和第4节《原料的价格波动》，更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包含有大量的实际材料。马克思在第3节中引用了工厂视察员的许多报告材料，揭露工厂主资本家为了节省成本，往往拒绝在危险的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造成工伤事故频发。手稿中有的材料还包含一系列有关提高生产效率的科技成果的论述。恩格斯在编辑正式版第三卷时，对这些材料作了较大幅度的删减。

手稿第二章论述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时，往往不是按既定顺序来写，而是先写刚刚考虑好的主要问题，然后再写比较熟悉的问题。据考证，马克思在写第三册的手稿时，很可能首先写的就是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第二章，然后才写的第一章和第三章。这个理论是在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的，这是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创举，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正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导致了他们理论的破产。在本手稿中，马克思对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正面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后，商品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为前提。平均利润率是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形成的，马克思详细论述了一个生产部门范围内的竞争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前者使个别价值形成市场价值，后者则使利润平均化而形成生产价格。马克思说：“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利润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马克思证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并不否定价值规律，它们不过是利润和价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通过平均利润的论证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整个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手稿第三章论述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反映了涉及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早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结合分析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论点，对这个规律以及起反作用的因素作出了最初的论述。当时他写道：“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本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个规律的内部矛盾。马克思说：“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资本推动的活劳动越来越相对减少，而物化劳动越来越相对增加，导致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日趋下降。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起反作用的各因素，并指出，“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这个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本章手稿没有分节，恩格斯在编辑时划分了章节并分别加了标题。

在完成第三册手稿前三章的写作后，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第二册第Ⅰ稿和《工资、价格和利润》报告稿。1864年下半年，马克思转入第三册手稿第二阶段的写作。这时马克思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利润这个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出发，推进到了论述商业利润、企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个别形式。剩余价值是它们的共同源泉，而它们则是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

手稿第四章以1861—1863年手稿中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论述商业资本理论。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一种在流通中独立出来的资本形式，它以其专门的职能加速产业资本的周转，从而提高产业资本的利润率。马克思说，社会总资本总是有一部分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而另一部分则以货币的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只要流通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商业资本）”。马克思考察了商业利润的源泉和获取商业利润的机制，论述了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虽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但帮助商人取得一份平均利润。马克思说：“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商人］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了商业资本在资本周转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还明确区分了在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作为职能规定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区分了作为商人资本的两个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本章最后一节是对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关于手稿第二、三、四章的完成程度和对它们的编辑工作，恩格斯说：“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

手稿第五章论述生息资本以及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问题。对生息资本的分析属于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的组成部分，涉及的是全卷中最复杂的问题。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就已经对信用制度以及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研究，并有了一定的认识。马克思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和这一时期的一些手稿（如《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反思》）及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般的论述。在本手稿中马克思面临的任务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作出正面的具体论述。

马克思首先论述了生息资本的性质和职能以及它的特殊运动形式，指出它是从职能资本的循环中独立出来的一种特殊资本，是货币资本的独立化形式。马克思分析了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原因和机制；论述了信用的基本形式，即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并分别阐明了其主要特征。除了这些最基本的论题，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特别是票据和银行券发行、信用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汇兑率以及虚拟资本和股份公司等等问题。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随着研究的进程而分散地论述这些特殊形式的，几乎没有对它们加以系统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一章中增补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占了本章手稿的很大篇幅。他一方面把《伦敦笔记》中搜集的材料和相关的见解作了整理加工，这些加工的材料几乎涉及信用理论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以《混乱》为标题汇集了篇幅很大的带有批判性评论的材料。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材料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其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此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从其他资料中摘录的统计材料和理论见解。如果马克思有机会整理自己的手稿，他也许会把某些涉及细节问题的材料放到专门论述信用问题的专册中去，而不再把它们保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自己说明了他为什么在这一章中追加实际材料的原因。他在1868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第二卷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

正是这一章对恩格斯的编辑工作造成了“主要的困难”。在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对他的编辑工作作了较详细说明。马克思的第五章手稿分为6节，其中第1、2、3、4节“大体上已经完成”，恩格斯把它们编为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章；第6节“写得很完整”，恩格斯把它编为第三十六章。但在编辑第5节，特别是附在这一节中的有关实际材料和理论史材料的汇编时，恩格斯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恩格斯本来打算像对待第一篇那样，把第五篇也编成“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他“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次尝试都未能成功，由此导致出版一再推迟。恩格斯不得已只好“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在努力编出手稿的基本部分、尽量保留马克思思想的考虑下，恩格斯最后把第5节中的材料编成第三卷第五篇第二十五章至三十五章提供给读者，并分别加了标题。尽管如此，手稿中仍有一部分资料没有收入现行版中。

手稿第六章论述地租问题。马克思关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观点，是分几个阶段逐步形成的。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经接受过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到了50年代，他通过系统地研究有关地租问题的著作，同时广泛地吸收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清算了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的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奠定了科学的级差地租理论的基础。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的理论，又取得了重大科学成果，创立了绝对地租理论。

本章手稿在《（a）导论》之后，先写的是《（c）绝对地租》，在这里马克思把1861—1863年手稿取得的成果作了正面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绝对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的、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交纳的地租形式。土地所有权是产生绝对地租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它的直接来源。“绝对地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已经实现了的余额，或者是超过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这种不同的先决条件导致不同意义的绝对地租。前者是由于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通常低于社会平均构成，因而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这就形成绝对地租。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只谈到了这一种意义上的绝对地租。在本手稿中，他又补充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他指出，随着农业的进步，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将接近或超过工业资本的平均构成，这时前一种意义的绝对地租将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租“只能来自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简单地说，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马克思利用内容广泛的材料论述了级差地租。他先论述了在利用可垄断的自然力的场合非农业的超额利润是如何形成的，在确定了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再专门考察农业部门特有的级差地租。在这里，他对参与形成级差地租的各种因素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用图式列举出级差地租的各种状况。由于展开系统的论述，本章手稿的篇幅一再扩大。马克思写完这一章之后，在1866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说到这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论述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

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先阐述绝对地租，后阐述级差地租，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很清楚，在定稿中应当调整顺序，先阐述级差地租，后阐述绝对地租，因为级差地租反映了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实质。马克思在写作《（c）绝对地租》之初就指出：“应该先在（b）点论述级差地租，在论述（c）时假定（b）已论述。”在本章手稿的末尾，马克思自己拟定了一份分析地租问题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表明，将来编辑这一章付印时，应把手稿中的考察顺序颠倒过来，并且在编排材料时更明晰地划分章节；此外还要增加一项总结性的概述，并增加有关级差地租对于利润率的影响的论述。另外，马克思还提示了正文中必须用历史和现实材料加以说明的地方。恩格斯在编辑出版第三卷正式版本时，按照马克思的提示，把两种地租的考察顺序重新作了安排，划分了章节，并且补充、替换了马克思手稿中关于级差地租的部分图表。

手稿第七章论述各种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在第六章尚未写完时，就开始写这一章了。马克思在第七章一开头就说明第六章中的部分文字应放在第七章中。这一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概括性考察，它是以1861—1863年手稿中取得的理论成果为依据的。在第三册的这部初稿中，马克思不时地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的“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他说过，“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实现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机体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因为生产价格已经是商品价值的完全表面化的、乍看起来没有概念的形式，利润和地租已经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在生息资本上，资本甚至表现为创造利息的神秘源泉，利息表现为资本的绝对外表化，表现为“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马克思把束缚在事物的假象中的思维称为拜物教，把掩盖了资本的实现所需要的种种条件的表现形式称为神秘化。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造成事物的颠倒和物化，使本质关系神秘化，所以他认为，清除这种神秘化和拜物教，是科学的神圣职责，他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本章一开头就分析了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的公式，这个公式把土地视为地租的源泉，把资本视为利润的源泉，把劳动视为工资的源泉，从而赋予资本主义关系以最具拜物教的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拜物教在庸俗经济学中找到了活动舞台，“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在《竞争的假象》一节中，马克思批判了斯密关于价值由各种收入构成的错误理论。在手稿最后计划要写的《阶级》一节，马克思只写了几段就中断了。

本章手稿由恩格斯编成正式版的第七篇。恩格斯曾在1895年3月16日致维·阿德勒的信中赞扬这一篇说，“第七篇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骨架”。顺便指出，恩格斯在编辑这一部分时，曾误认为遗失了两页手稿（指手稿第470、471页），并在正文中加注说明。其实这两页手稿就是恩格斯编在第七篇第四十八章开头的那两个片断。

最后还应当指出，这部第三册的主要手稿只是一个初稿，而不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准备付印的正式稿本。实际上马克思在撰写手稿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写作第一章时，马克思从英国官方公开发布的蓝皮书中采用了大量实际材料，把有关英国无产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事实作为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例证。在写作第五章时，马克思在题为《混乱》的部分新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写作第六章时，马克思对地租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并在1865—1866年期间（主要是1865年11—12月）就相关问题写成了篇幅很大的摘录笔记。随着写作的深入，马克思自己也越来越感到这个初稿不可能作为最后的正式稿本。在这个初稿中，理论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在研究过程之中，一些概念及其在理论整体中的位置还未最终确定下来，有些地方还留有空白。如果马克思有机会进一步加工的话，他一定会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加以补充和发挥，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加工和提炼，使某些思路更加概括和清晰，增加历史和事实的资料，使内容更加丰满，使章节的划分更加分明和详细。正如恩格斯所说：“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而马克思后来为《资本论》第三册撰写的手稿，又都是一些片断稿或札记。病魔过早夺去了马克思的生命，使他未能完成《资本论》的全部写作计划。马克思在临终前曾嘱托女儿爱琳娜转告恩格斯，希望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恩格斯铭记伟大战友的期望和信任，毅然放下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一边独自承担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一边锲而不舍进行《资本论》遗稿的整理出版。他深知，这不仅是马克思个人的心愿，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需要，因为有了这部伟大著作，“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在恩格斯的艰苦努力下，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几个月后，恩格斯与世长辞。恩格斯晚年以全副精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手稿整理编辑成《资本论》第三卷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真正的“艺术的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树立起一座宏伟的丰碑。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1864—1865年主要手稿的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第4卷第2册（1992年）。本卷中译文即根据该版翻译和校订。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参考了该手稿的英文版。本卷译校工作遵循的原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的中译文为基础，凡是本手稿和恩格斯编的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原文一致的地方，则译文也保持一致，凡是两者原文不一致的地方，译文是新译的；恩格斯没有采用的文字，本卷予以增加；恩格斯增补的文字，本卷予以删除；恩格斯作了改动的文字，在中文表达许可的范围内，本卷尽量恢复为马克思手稿的原貌。这样，读者可以从两卷中译文的对照中较准确地了解恩格斯所做的编辑工作和贡献。

本卷若干具体的编辑原则如下。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的笔误和计算错误。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主要手稿在理论研究和观点表述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但作为一份初稿，仍具有明显的研究性草稿的特点。例如，手稿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笔误和计算错误，符号标注不一致，以及缺少标点符号（如对应的下括号）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在编辑出版本手稿的原文时，已在正文卷中对手稿的笔误和计算错误作了相当多的修订，并把其中涉及意义变动的修订列在该卷资料卷的《校勘表》中。这些改动从来源看分为两类。第一类源于恩格斯作出的修订：有的是恩格斯直接在马克思的手稿上作出的修改，有的则体现在1894年刊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第二类是历史考证版编者自己作出的修订。有一部分笔误，比如连续性的计算错误，历史考证版并未修改，而是保持了手稿原貌，把它们保留在该版正文中。凡是历史考证版编者已在正文中对马克思手稿作出的修改，本卷一般均予以接受，不再另作说明。但对于其中少数改动，如与马克思原文出入较大，或手稿原貌能够鲜明反映马克思手稿特点，本卷酌情在脚注中说明马克思手稿中原文的情况。对历史考证版保留在正文中的笔误，本卷也同样保留在正文中，某些地方如有必要，则在脚注中说明正确或可能正确的情况。对于马克思手稿中某些表达的缺漏，如属必要，本卷用方括号予以补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卷编者核对了马克思相关手稿的照片和马克思引用的相关文献，并对历史考证版中少数排印或编校失误作了订正。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的异文。

马克思在撰写本手稿时，对行文作了大量修改，主要包括直接删除、补充新文字、用新方案取代旧方案等情形。这样产生的文本变动称为异文，历史考证版编者将其列在资料卷的《异文表》中。本卷酌情选择由于直接删除和用新方案取代旧方案而产生的若干较重要的异文，在脚注中予以说明。对于手稿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往往是对概念和术语作进一步精确化的常规性改动，本卷则不一一列出。

关于马克思手稿文字的挪动情况。

马克思在撰写本手稿时，有时在当页的其他地方或其他手稿页上对已经写下的文字进行补充，并写下文字衔接符号；或者对有的段落作出需要挪动位置的提示。历史考证版编者根据这些符号和提示对马克思的手稿文本作了调整。本卷对这些地方按照历史考证版的编排刊出，一般情况下不再另作说明。如果手稿上这些有关文字挪动的符号和提示，能够鲜明体现马克思的工作方法和手稿状况，本卷酌情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关于马克思采用以前的笔记和手稿的情况。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主要手稿是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手稿有很多文字直接采自以前的手稿（有时会做改动），特别是1861—1863年手稿。手稿还从以前摘录的文献笔记（主要是《伦敦笔记》）中采用了大量引文。对于此类情况，本卷在卷末注中予以说明。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的引文。

马克思在手稿中摘录其他著作家的著作时，有时并非逐字逐句抄写，而是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或者压缩，从而导致马克思的引文与原始文献不完全一致。对此，我们并不一一注明。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的括号。

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了大量括号，主要有圆括号、方括号等。对于这些括号，本卷的原则主要是保留原样。但对手稿中使用的方括号“［］”，本卷依照历史考证版的做法，将其改为六角括号“〔〕”（本卷中的方括号及其文字为历史考证版编者或本卷编者加的内容）；对手稿引文中马克思写在括号里的插入语，无论马克思使用何种括号，本卷均改为尖括号“〈〉”。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的脚注。

马克思撰写本手稿时，一般把稿纸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写正文，下半部分写注释。马克思在手稿中加了很多脚注。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的注码，有时是阿拉伯数字，有时是拉丁字母，有时是一些符号；注码的编号，有时是各页重新编号，有时是一部分手稿页连续编号；有时只有注码，没有注文，有时甚至只在正文中有注码，在脚注部分则没有对应的注码。凡此种种情况，本卷均保持原貌。在脚注部分没有注文乃至没有对应注码的情况，本卷则在相应的卷末注中予以说明。

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修改。

恩格斯在研究和辨认马克思手稿时，用铅笔、红色铅笔对其中的一些笔误和计算错误径直在手稿上作了修改，有时还写下简短的评注；在编辑过程中，又对马克思的原文作了大量改动。凡是在《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版中作出的改动，读者可通过对比本卷中译文和《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文得知，本卷一般不再另行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中过于简略的行文会作必要增补。对于这类增补，本卷酌情在正文中用方括号补写出来，以帮助读者理解。对于恩格斯对原稿所作的某些意义重大的变更，本卷在脚注中予以提示。

关于恩格斯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采用马克思手稿的情况。

恩格斯以本卷收载的《资本论》第三册主要手稿的原文为基础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恩格斯除对手稿作了增加、删除和修订外，还对手稿的顺序作了程度不等的变动。为方便读者查找，本卷对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中的对应章节或段落，用卷末注予以提示。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张钟朴执笔，本卷后期校订组作了修改和补充）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