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一个艺术家的胆识、风骨与豪情

今年7月，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贺绿汀同志。

狱中画像

1923年,贺绿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学习绘画与音乐，1924年秋，毕业留校任音乐教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贺绿汀因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而被捕入狱。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君虎被关进同一监狱。徐君虎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同班，因被指控在中山大学任特别党部宣传部长时，散布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思想，问题性质严重，被转押到曾经关过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老虎桥模范监狱。后来，他又回到管理相对不严的江宁县看守所。

再次回到江宁看守所，徐君虎碰上了关在这里的贺绿汀，以及贺民范等邵阳老乡。贺民范是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1918年他因厌恶政治腐败而愤然弃官，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筹办自修大学，并自任校长。1928年3月，他潜往南京，因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而被捕。

几个老乡在狱中相逢，格外亲切。年过半百的贺民范，认为徐君虎是从老虎桥监狱转过来的，一定问题严重，只怕凶多吉少。他要贺绿汀给徐君虎画一个遗像，留作纪念。贺绿汀掏出纸笔，很快就给徐君虎画了一张素描头像。贺民范在头像旁边题了四句诗：“上马能杀贼，下马作露布。如此人才困楚囚，天下英雄同一哭！”然而，由于得到谭延闿的担保，徐君虎只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贺绿汀为他画“遗像”的往事，也就成了这对耄耋老人晚年重逢时回味的奇谈。

一曲成名

贺绿汀与国歌结缘，始于他1934年在上海结识聂耳。那是初春的一天，贺绿汀应邀来到淮海中路上聂耳所住的一间新建的店铺楼。因为早就彼此耳闻，所以他们虽是初次相见，但却十分亲密。此后，他俩交情不断加深。

贺绿汀参与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摄制。据他回忆，聂耳主动向《风云儿女》的编剧夏衍请缨，为该片的主题歌谱曲，并于1935年4月15日前完成了曲子的初稿。此时，国民党当局放风要逮捕聂耳，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去日本避难。聂耳临行前，委托贺绿汀出面完成曲子的配乐。贺绿汀接受聂耳的委托后，先是找到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甫洛穆夫，请他代为主题歌配乐，但阿甫洛穆夫所作配乐比较潦草，有些甚至看不明白。贺绿汀便亲手订正了其中的一些曲段。随后，贺绿汀设法将配乐寄达已在日本的聂耳审阅定稿，聂耳在日本完成了曲谱的定稿。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立刻引发强烈反响，对团结各界一致抗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34岁的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出发，一路演出，一路走上抗战前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贺绿汀亲眼见识了游击战的威力。当时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子弹稀缺，战场上八路军逐渐形成了“三不打”原则：即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标不打。就这样，防空洞外战场上的拼杀声，在贺绿汀的脑海中逐渐演变成了军鼓的鼓点，纷飞的战火化作了他笔下跃动的音符。于是，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贺绿汀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

歌中的第一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生动地描绘出在装备落后、物资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八路军战士绝处逢生练就出的神奇“本领”。这首歌很快广为流传。

奔赴延安

1938年9月，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先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据当年的学生、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回忆，贺绿汀上课时，“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

在重庆，贺绿汀谱写了《中华儿女》《打日本》《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周恩来还携夫人邓颖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北碚看望贺绿汀。1940年12月26日，贺绿汀和陶行知组织举行了育才学校向重庆各界人士展示教育成果的首场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等出席观看。演出结束时，周恩来当场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延安，并派人通知贺绿汀：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周恩来将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车后，说：“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敌后根据地。”随即拿出500元钱，要求相关人员转交贺绿汀。

贺绿汀收到这500元后，眼里盈满了泪水。后来，他离开重庆，经桂林绕道香港至上海，然后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根据地。1941年5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艺工作团任教，培养音乐人才。1943年7月，贺绿汀化名陈益善，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文艺联欢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铁骨铮铮

贺绿汀的艺术风格绚丽多彩，而个人品格卓尔不群，给人留下铮铮铁骨的形象。从父亲贺生春那里，他承继了能歌善唱的天赋，更遗传了刚直不阿的骨血。

贺绿汀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无论处境何其危难，他从不坐以待毙、逆来顺受，而是不屈地抗争，甚至向邪恶主动出击。青年时代，他投身革命。五卅惨案发生后，在长沙就学的贺绿汀放下书本，上街游行。次年，他回到家乡，一把火烧了邵阳东门外的英商煤油库。因表现勇敢，他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常常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多次被打入监牢。1928年，他被关进敌人的牢房期间，还坚持向牢友学习英语和日语，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流亡途中，他先后参加了武汉、广东和上海等地的工农暴动。七七事变后，正处于音乐创作旺盛期的贺绿汀，将妻女送回邵阳，毅然从军。

在和平年代里，贺绿汀同样坚持讲真话。为了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贺绿汀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毫无奴颜媚骨，不顾风险，不计得失，痛陈时弊，表现出一个革命艺术家的胆识、风骨和豪气。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3年7月1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