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丨理论、方法是提货单——历史学家何兹全的治学之道

学人小传

何兹全（1911—2011年）：历史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0年自美国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国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简牍学研究会等学术顾问，在史学理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兵制研究、中国寺院经济研究等领域都有开拓性的建树与卓著的贡献。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被学术界誉为“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何兹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谈道：“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先生的研究多聚焦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涉及几千年历史发展，涉及中外历史比较，涉及学派源流。从20世纪30年代步入学术研究领域，近百年的学术纷争都在他的视野范围和思考中。

“择善而固执之”

在何兹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坚守的“研究中国史的主流”问题最为人称道。他所论及的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一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事，二是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总进程中进行考察，三是关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社会性质、发展道路的大问题。

以《中国古代社会》为例，这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唯一一部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专著，也是何兹全先生史学成就和史学理论的代表作。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形态、文化表象各个层面上，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探讨、评述了中国社会自商周至魏晋整体历史面貌，通过中国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说、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汉魏之际封建说等，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与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这本书的主旨，正体现了他的“主流研究”意识和实践。

“择善而固执之”是何兹全先生的人生格言，他对“择善”的理解是指人生和学术道路的选择，而“固执之”的“之”则是在学术上的执着。学术上的“善”，一可谓理论之“善”，一可谓学术研究之“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即是何兹全先生所奉行并坚持的理论之“善”。“固执之”，并非使之教条化和僵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坚持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在何兹全先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寺院经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等领域开拓的路径中，辩证唯物史观犹如“普照的光”，处处闪耀着光芒。

强调理论与材料并重

何兹全先生对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有一段评价：“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论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何兹全先生多次强调，读书做学问，既要拉车，又要看路。

他指出：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增强。傅斯年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但是何兹全先生认为还是忽略了一点：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他特地举了一个《论语》中的例子加以说明。《论语》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两千多年来，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但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有一种解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也是低档货”。直到近现代，傅斯年才对这句话作出确切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进入文明的是周人，称为君子，即贵人。

何兹全先生进一步分析说，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多年，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要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货？无他，傅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分理论一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样和说“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颇。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应当是：重视材料，也重视理论方法。材料是基础，没有材料便无货可出；理论、方法是提货单，有了理论方法才能提货，才能提出质量高的货。

践行大众史学理念

在群众中普及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是何兹全先生始终关注并努力践行的工作。通俗化并非低俗化，普及并非是戏说。他的著作《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等，都属于语言精炼、深入浅出的“小书”，但都不约而同地深入到历史发展规律、社会性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等大问题中。

例如《中国文化六讲》是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生做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演，从分析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出发，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还展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其中，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对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阐释、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是唐朝、对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撞击与民族觉醒关系的探讨，以及指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走向一体化、走向和平、走向世界大同等观点，都关涉到何兹全先生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

学术有金字塔，但不能局限于象牙塔。何兹全先生的这些著作，没有概念与名词的堆积，没有诘屈聱牙的曲折，如同他的讲课风格，娓娓道来、平易朴实。他希望自己能做到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中”，曾说：“历史学、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识和经验，提高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二是把总结历史得来的经验和认识普及化，使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使人类逐步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何兹全先生自称是“大时代的小人物”，始终践行着大众史学理念，用这些“小书”引领大家走进了“大历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何兹全教授博士研究生）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11月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