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

下过一场中雨后，初冬的武汉大学氤氲在一片寒冷的雾气中。我从校园北三区拾级而上，穿过充满湿气的茂密树林，在珞珈山东南坡的半山腰很快就看到了“十八栋”。“十八栋”是在1932年建成投入使用，为提高教授待遇、吸引人才而建的教职工宿舍建筑群。它们依山而建，在珞珈山东南坡自下而上呈3排分布，周恩来故居就在接近山顶的最高一排的中间位置。

在搬进珞珈山一区27号这座故居前，周恩来一直居住在汉口。1938年春，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一部分校舍空出来后，1938年5月底他才根据安排搬到这里。周恩来在这里度过了3个多月的时光，直到1938年8月底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离开。

这座故居一共有3层。第一层主要展示包括周恩来故居在内的“十八栋”建造情况。从第一层右边的螺旋式走廊向上，就可以来到第二层和第三层。这两层一共有7个展厅，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讲述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武汉尤其是在这座故居中开展的各项工作。

（一）

武汉高校多、学生多，因此周恩来在武汉期间非常注重对青年的动员，并举行了多次演讲，大量青年受此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故居中陈列了大量展现这项工作的文献资料。

其中，二楼第二展厅的一张人物照片引起了我的关注。照片中的人拿着手枪，侧着身，微笑看着前方，眼神坚定。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叫熊向晖，是一名正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工作的清华大学学生。收到周恩来演讲消息后，1937年12月31日一大早熊向晖就赶到武汉大学。他回忆：“31日晨8时许，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此次周恩来的讲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鼓励青年们“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熊向晖深受感染，演讲结束后就主动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为组织工作。考虑到他的才能，周恩来安排熊向晖参与情报工作。以那次演讲为起点，多年之后的熊向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情报和外交人才，而暮年的他也始终不忘周恩来最初的教诲。

另外，第四展厅一张十分特别的旧书照片也记录了周恩来对青年的关心。照片中，那本名为《俄语一月通》的旧书上有周恩来的签名。讲解员告诉我，周恩来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在校师生们交流，谈论的内容包括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他经常鼓励大家为抗日前线作贡献，到延安去。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外语系的学生没有带笔记本，只带了这本书，就激动地将书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就在这上面签下了名字，并鼓励学生为抗战而学习。这本目前保存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内的旧书也成了周恩来激励青年学生投身抗战的重要见证。

（二）

故居中还有许多周恩来在武汉会战爆发前领导文化抗战的历史资料。其中，第三展厅陈列了一张1938年3月27日周恩来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时与其他代表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除周恩来外，还能看到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众多文化界名人。他们都是受周恩来力邀，为实现抗日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而来。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感动于文艺界的团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希望大家能够将诗篇写在中华大地，谱出抗日最强音。之后，这个在武汉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会员们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为文化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周恩来在故居工作期间，还领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文化抗日的重要抓手之一。第三厅的厅长是郭沫若。两人在珞珈山的寓所相隔不到百米，经常一起商谈第三厅工作。为了让第三厅更好服务抗战，周恩来认为应该加入更多进步文化力量，因此胡愈之、田汉、洪深、冼星海、冯乃超等文化名人就被充实到第三厅。

对于如何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开展工作，周恩来告诉大家：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一张悬挂在故居第五展厅的合影正是他们在第三厅共事日子的重要见证。这张拍摄于1938年夏的照片中，周恩来、郭沫若与胡愈之、田汉、阳翰笙等第三厅工作人员站在故居门口，目光坚定、正视前方。照片中的每个人似乎都胸有丘壑，在思考如何通过宣传工作将群众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

（三）

故居第三展厅和第五展厅陈列了多张周恩来分别与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等人的合影和相关信件、邮票等文献资料。周恩来在武汉尤其是居住在珞珈山期间，会见了许多国际友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视角，也为抗日战争争取了更多国际援助。

在这些资料中，一张1938年4月11日周恩来带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仁为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送行的照片和旁边装裱的一份题词让我印象深刻。

这张照片拍摄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顶楼花园。送别的对象吴德施已经在华工作42年。他曾在辛亥革命时保护过革命党，在南昌起义时护送过周恩来，在苏区时期站在公正立场上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又为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感于这位老人的帮助，周恩来在他即将离华时为他送别并赠送题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不仅感谢过去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还希望他回国后继续为中国抗战争取援助。

此外，还有两张照片与众不同。其中一张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站在一架电影机前的留影，另一张则是电影《四万万人民》中的周恩来。这两张照片都与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有关。1938年，他希望到延安拍摄电影，但是扛着大量器材并不方便。因此，周恩来帮助他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景，完成电影《四万万人民》的拍摄，并在这部影片中出镜。这一过程中，伊文思多次到珞珈山拜访周恩来，感谢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帮助，并承诺会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讲好。之后他还恳请周恩来转赠一架电影机和三盒胶片给毛泽东。而那两张照片就是在这期间拍摄的。

走出故居，整个珞珈山已经浸泡在大雨里。暗沉的黑云，让下山的路变得模糊。一束从故居中射出的灯光照亮了幽暗的山林，指引人们前行。一瞬间，我仿佛有一种时空交错之感，80多年前武汉会战前抗战那段最艰难、黑暗的日子里，周恩来不正是用在武汉、在珞珈山上工作的日日夜夜照亮了抗战岁月，让各界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行吗？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12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