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早期出版机构

1923年11月，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南市小北门民国路（今人民路）振业里口11号，开设了一家上海书店。振业里共有一弄、二弄和三弄，11号就在一弄弄口。这里是一楼楼底，书店的陈设较为简单，靠墙两侧摆放着两个玻璃书橱，店门口挂着一块搪瓷招牌，蓝底白字，上写“上海书店”四个大字。楼上是宿舍，也是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

中国共产党宣传阵地燃亮的新灯

革命书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党诞生之前，党的早期组织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出版。同年9月，《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

据曾负责上海书店出版发行业务的徐白民回忆，“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被法捕房查封后，迁到广州，在广州展开活动终究不及上海方便。但迁回来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称，也不能设在租界里。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除继承新青年社的衣钵，继续发行新青年社出版的书籍之外，还接手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成立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存书。

上海书店开张后，为了掩人耳目，店中陈列的多为民智书店、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书籍，还有少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书。马列主义的书籍，则放在不太显眼的位置。此外，店内还出售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

“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

上海书店的开业并非悄无声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上海书店的两则广告。此后《新青年》《新建设》等杂志上也陆续刊载了开业广告：

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已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竣后，再择日正式开幕。

关于上海书店供献给读者的出版物具体是什么呢？从旁边的另一则启示中可看出些许端倪：

社会科学会诸君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于国人起见，现分任编印各种社会科学讲义托本书店发行，办法大略如左：

一、每月发行讲义一次，定价大洋五角。

二、每年十个月，预交者收价大洋四元。

三、每月有六种讲义，字数在八万以上，合订一册，两年出完。

四、第一期之讲义为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社会问题、社会思想及运动史，国际政治等。

上海书店约出版过30余种革命书籍。许多作者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如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施存统、安体诚、蒋光赤等。由瞿秋白、施存统、安体诚分别讲授的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等科目，其讲义经瞿秋白编辑后分1—4集陆续由上海书店出版。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前锋》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都由上海书店发行。

上海书店成立后还出版了恽代英等的《反对基督教运动》、施存统译《资本制度浅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向导丛书”4种：《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恽代英、蔡和森等编写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其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揭露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在当时受到群众欢迎。这本书1924年初版，1925年1月再版，但不到半年，就印了6版，在同年9月印第8版。又如《将来之妇女》，则介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婚姻、妇女及教育等情况，在1925年4月初版，到1926年8月印了11版，可见其影响之广。

上海书店的出版重心是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但也有《革命歌声》《世界名人照相明信片》（6种）《恋爱与道德》《新梦》等通俗读物。文艺创作很少刊行，仅印有蒋光慈的《新梦》，这是一部革命新诗集，页前印有“献给东方的革命青年”一行红字。

上海书店的“当家人”

上海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宣传阵地，它的业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主要负责人毛泽民的辛勤工作。

上海书店在筹建之初由徐白民负责，当时的形势极为复杂，党中央拟选用一名身份尚未公开的党员负责筹建工作。为此，特从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调来徐白民筹备并主持上海书店的日常工作。

1925年，全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的读者对象不断增多，尤其是南方各省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求日益迫切，销量大增。负责承印该店书刊的私营明星印刷所已来不及印，党中央遂决定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山里开办国民印刷所，对外名为崇文堂印书局。

也就是在这年，毛泽民接到党中央电报，奉命来到上海，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初次来到黄浦江畔的毛泽民对于出版发行工作较为陌生，然而他凭借着无所畏惧的顽强精神，勤于探索，勇于开拓，使上海书店更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年，毛泽民化名杨杰，有时穿长衫马褂，有时则西装革履，常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忙于筹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资。由于当时上海书店设在较偏僻的南市，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如设在上海大学内的书报流通处，实际上就是上海书店的闸北分销处。此后，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书刊的发行部门。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致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不少预付款。

上海书店越办越兴旺，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26年2月，当局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被封后，出版发行工作转入地下，另设宝山书店于宝山路，处理上海书店未了的事务。毛泽民等前往汉口继续创办长江书店。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上海书店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站在革命的前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3年12月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