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从何而来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既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要学习领悟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那么他的战略思想从何而来？

在阅读中涵养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对什么是领导作过形象而质朴的阐述：“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领导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才能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养成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阅读思考中来。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马列经典、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野史小说等，无所不读，不仅涉猎广泛手不释卷，对喜欢的书还反复阅读，光《共产党宣言》就读了100多遍，《史记》《资治通鉴》通读过数遍。不仅如此，勤动笔墨爱钻研作批注是毛泽东阅读的一大特点，也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他留下了27604个字的批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在读《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8—9页批注：“一误，二误。”意指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一误为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群众，二误为用人不善，偏听偏信，脱离共患难的干部，结果众叛亲离。史籍中包含着涉及国家、社会兴衰成败、安危荣辱的国之大者，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是形成毛泽东渊博知识、锐利思想和战略眼光的重要来源。

在实践中谋定精准务实的战略部署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光辉典范。通过对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在实践中制定精准务实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多维度深思熟虑的考量。

一是源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建立乐观豁达的战略自信。毛泽东始终认为，要解救中国人民，就要立足中国地盘，研读中国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这个“无字之书”，“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8年，在严峻残酷的革命形势下，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怀疑、彷徨甚至悲观失望和脱逃背叛，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上，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上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1930年1月，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1930—1933年，毛泽东广泛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致力于探究中国情况，留下许多经典著作，这也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实事求是的战略自信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是源于辩证统一的战略战术，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方法。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孙子兵法》“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精髓，曾经对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作批注，“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指出，“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既要打又要走，走是为了打”。毛泽东战略思想在军事指挥上的创造性转化和战术性运用，既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方针，也有“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围困战、伏击战”的成功运用。其中，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堪称运动战的典范，打破了以往全世界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为世界军事事业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三是源于深谋远虑的形势分析，扛起负重千钧的战略担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仅解决了跳出敌军包围圈求生存的近期战略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也解决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为民族利益而北上抗日求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北上抗日从长征初期的策略性口号转变为战略性目标。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信中用语言辞诚恳、深刻厚重，体现了毛泽东深明大义的战略担当。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为和平深入虎穴，亲赴重庆谈判，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有力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谋求和平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让全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希望。这也是毛泽东分析把握形势和负重千钧的战略担当，柳亚子颂之为“弥天大勇”。

在斗争中进行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

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他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来源于他——一是权衡利弊、进退自如的战略调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更加凸显出东北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整战略布局的关键是进军东北。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创建东北根据地，并抽调干部2万人和部队11万人开赴东北。挺进东北的延安干部团共1000多人，这次行动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从号召报名到组建干部团，再到整装出发，仅仅用了10天时间。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对延安的大举围攻，形势极其严峻，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在转战陕北期间，牢牢牵制住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有生力量，一年后收复延安。

二是知人善任、调兵遣将的战略调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谁来打”既是用人问题，也关乎战争能否打赢。将无勇则不为将，毛泽东最初考虑让骁勇善战的粟裕挂帅，但考虑到他疾病缠身，只能另选他人。毛泽东及几位常委考虑的是既熟悉东北情况、又熟悉那边部队的林彪，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时，怕“引火烧身”的林彪，却“病”得越来越“严重”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入朝作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挂帅人选悬而未决，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彭德怀。1950年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用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三是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战略调整。在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中，从最初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到后来的“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战略调整，毛泽东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他以炮击为主的军事斗争，开始向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谋求谈判转换。毛泽东在斗争中进行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是总览全局的决断和全面权衡的选择，体现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局部战争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和艰难困境。面对新时代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未来“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稳定性，要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党员干部要跟着毛泽东学习战略思想，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增强战略思维和战略领导能力。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3年12月27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