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性贡献

[摘要]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制度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奋力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四是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奠定了民族精神重塑基础；五是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奠定了国际地位基础；六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奠定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1]毛泽东的历史功勋和历史贡献是全方位的，本文仅就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作一初步探讨。

一、奠定思想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一项“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毛泽东领导确立的。

新中国成立时，整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是极其复杂的。广大的新解放区、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认识肤浅，更谈不上从心底认同。即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也多是出于朴素的情感。在党内，虽说广大党员的斗争经验、实践经验普遍比较丰富，但理论修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掌握，也是很不够的。为了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新生政权，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党的领导人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2]。

教育活动的开展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形式。1951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提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3]要求“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4]。为了给全党提供学习教材，中央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1950年编印了12册干部必读书，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经典著作。1950年5月，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1952年出版第二卷，1953年出版第三卷。《毛泽东选集》收录的著作，是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版，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极大欢迎，社会各界迅速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建国初期，我在学校里工作，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在解放后不久，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5]

在广大的工厂和农村，主要是通过工人业余学校、农民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在提高工农文化水平的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效果也是很好的。教材内容中，时事政治占了一半以上篇幅，主要讲解党的政策和新中国的常识。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的国家，什么叫工农联盟，《共同纲领》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关于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的知识，等等。这些教材内容很简短，语言很通俗，形式也很丰富，有论说，也有故事、快板、鼓词、唱词、小戏、漫画等。通过时事政治教育，让工农群众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像革命、解放、翻身、剥削、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很快就深入人心。尽管他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尚浅（像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作家艾芜1951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曾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在重庆郊区，他看到一些妇女送公粮的时候赶上了下雨，妇女们怕把公家的粮食淋湿了，就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谷子上面[6]。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表明国家、集体的意识已经融入她们的观念中——面对“公”与“私”，她们选择把“公”放在前面。这对侵染了几千年小农意识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多么巨大、多么可贵的改变。

教育活动的重点和难点在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有200多万人，虽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不高，但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这个比重。没有科技、教育、文化的大发展，国家就没有未来。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二重性：一方面，他们长期受到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欺压，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对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是欢迎的，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才能、报效国家和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又了解不多，对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仍抱有幻想。如果不能把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是不利的。毛泽东深刻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政治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学习时事政治；二是控诉和批判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宗教、文化、教育机构的罪恶，揭破他们的伪装，认清它们的实质；三是到各地参观访问，参加土地改革，亲身体验和感受新中国的新气象。

这些举措效果是明显的。比如梁漱溟1950年4月至9月赴河南、山东、东北参观后，认识大为改变。1950年10月1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思想上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呈现的许多新气象让他体会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要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8]。1951年10月，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他发言表示：“我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乃至去年到京以后，依然没有完全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却是正确的；我的意见并没有对。两年来，无论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社会风气的变好，几乎多数人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较比某些具体成绩更重要的。因为这证明路子对了。路子对了是产生那些具体成绩的根本。我到此时再不能不相信共产党。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他虽然没有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对于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是溢于言表的。

更有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改造，明确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1956年参加巴黎罗耀蒙哲学讨论会的发言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过去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现在我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这并不是稀奇的事情。我的旧同事中的绝大多数，和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现在都转向马克思主义。”[1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冯友兰说：“作为一个职业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对于我的说服力，在于它在改造世界的事业中所发生的作用。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前，我也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并没有看懂。在解放以后，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上面所说的我们的历史的转变的伟大过程中，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虽然千头万绪，但是有一个总的根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保证了政策的成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正确。由此我逐渐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这句名言的意义。也逐渐认识到以前我所主张和宣传的唯心主义哲学正如列宁所说的，是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11]

当然，要使从旧社会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接受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只会有少数先进分子接受，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12]。

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他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3]。早在1952年9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指出“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14]。文件部署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首期即招收研究生300人；选编优秀的党团员助教和高年级学生加以培养，成为新的政治理论师资；在部门高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专修科；地方党委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高校讲课，领导政治理论学习等。

同时，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则着重从思想上批判其谬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等。这些批判，着眼点都在于让知识分子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从而搞清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批判的方式主要是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属于和风细雨式的。通过思想领域的这些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了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认识到了其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当然也有一些片面化、扩大化的问题，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二、奠定制度基础：确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后，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完善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毛泽东在领导这些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制度继续得到巩固和完善。早在1952年12月，毛泽东就要求：“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15]1954年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6]。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针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的鸣放中，极少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领导制度的进攻，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7]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8]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如何完善党的领导、如何防止党自身的变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党的领导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一条是“党委决定，各方去办”[19]。他重视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的集中紧密结合，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反对和防止执政后一部分党员干部滋长与人民对立的特权思想乃至腐化变质，告诫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党还在，党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0]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未解放，已解放地区尚未巩固，经济恢复也未开始，暂时还不能进行全国范围的人民代表的选举，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特别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随着大陆领土的完全解放、人民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1953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三项伟大任务之一。随后在1953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今年不办就要明年办，或者后年办。与其明年办，就不如今年办。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根据这些条件和考虑，还是抓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较好。”[21]针对有人担心这样快会不会有困难，毛泽东分析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年经济恢复，困难总是小一点。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22]。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过程中，毛泽东花了极大精力亲自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从1953年12月27日开始，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集中住在杭州起草宪法条文，于1954年2月17日完成了第一稿，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9日完成“四读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别于3月12日、13日和15日连续进行讨论。3月23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这个初稿经过北京5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人讨论、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后，于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这部宪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它所确定的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直延续至今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即遇到一个原来代行人大职权的政治协商会议要不要保留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只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齐心协力，共建大厦[23]。1954年12月，他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24]。他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作了新的概括：“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25]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把“党和非党的关系”专列一节，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根据这个意见，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规定了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名誉主席，任职时间长达28年。任职期间，他为创造性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确立，也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造性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特别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开辟出来的，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从实践上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等。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他领导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基础。

三、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奋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旧中国继承的物质技术基础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一穷二白”。毛泽东曾专门解释过“穷”和“白”的含义。他说，“穷”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是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7]。194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产值减少30%。据联合国统计数字，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

面对这样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8]，“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29]，“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30]。他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使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包括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9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教育、卫生、文化等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这些方面的成就，已经有很多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总之，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31]

四、奠定民族精神重塑基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32]另一方面，也使得一部分中国人产生了对于外来文化和制度的盲目崇拜，丧失了民族自信和自尊，特别是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市场；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失去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变得懦弱麻木，甘于逆来顺受；使得一部分中国人明哲保身、只顾私利、不管公义，如孙中山所言，“成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一方面着手涤荡旧中国残留的污泥浊水，建设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也致力于重塑中华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丰厚的精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发展进步，奠基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精神大厦。

（一）坚定民族自信自尊自强

新中国成立时，从政治立场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的腐败的统治不满意，对新中国的成立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人民的力量也不了解，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也是普遍的。曾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1951年曾这样坦承：“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和影响比较深，总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尤其对美国帝国主义发生好感，产生了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人不相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相信资本主义没落的真理。”[33]建筑学家梁思成回忆自己的思想经历时也讲道：“（抗战）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于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34]一些知识分子亲美到了什么程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到南京金陵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卫斯理会办的大学，1952年撤销）作报告，当他批评美国的时候，一些教授甚至当场退席，以示不满。工人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崇美思想，认为美国机器好、方袋面好、丝袜子好、美国有钱，等等[35]。而恐美的心理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于其他社会阶层。“在抗美援朝运动之初，京市工商业资本家大部分曾存在着恐美、苟安、害怕战争的心理”[36]，城市市民中不少人存在着“只要美国不来打我们，我们就不要去惹它，免得引火烧身”的糊涂认识。一些民主人士上层存在着害怕美国轰炸、害怕东北被打光、害怕失去来之不易的胜利局面的担忧。北京战犯改造所的国民党原高级将领中，改造比较积极的忧心忡忡，态度顽固的则心中窃喜，根源其实都是恐美。而反革命分子听到美国侵略朝鲜的消息，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发动了各种谣言攻势，损害人民的勇气[37]，等等。

为了消除人们的崇美、亲美、恐美心理，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是两条：一是摆事实，二是讲道理。

在摆事实上，重点是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这是最过硬的事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无数次以武力欺压中国人，抗日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很多人在心里还是不相信自己，认为靠的是苏联出兵和美国的原子弹。这一次抗美援朝，中国人近代以来第一次主动御敌于国门之外，打得那样英勇、那样顽强，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狠杀了美国的威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民族自信。对于那些对旧中国黑暗有深刻感受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周培源1951年底就谈及这一点：“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使原有恐美、崇美思想的知识分子清醒过来。”[38]著名作家巴金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抗美援朝期间两次奔赴朝鲜前线采访。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动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39]，“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40]，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他写了许多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的作品，其中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成为讴歌中华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自信的不朽经典。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特别是在宗教、文化、教育领域的罪行。当时，仅美英两国在中国兴办的教育机构就有31所大学（含专科学校）、32所神学院、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还有图书馆29所、文化机构26个。这些机构，在青年人中灌输以说英语、吃西餐、穿洋装为荣的思想，有些宗教组织在教义的掩饰下攻击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些灌输奴化思想，妄图培育驯服的绵羊。世界上有一种强盗，他抢了你的很多东西，然后捡出几件微不足道的还给你，以此收买人心，从精神上麻醉人，让你把他当“恩人”，对他感恩戴德、唯命是从，美国就是这样的一种强盗。这些机构就是它们从精神上妄图控制中国的工具。在全国范围的控诉活动中，它们精心掩饰的藏在黑暗中的种种罪行被暴露在阳光下，使过去被蒙蔽、欺骗、洗脑的人们认清了在宗教、文化外衣下隐藏的罪恶，特别是认清了这些机构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侵略、奴化中国的帮凶。三是新中国的新气象。尽管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但在恢复经济、土地改革、稳定政权、改造社会各方面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崭新气象。这些新气象极大鼓舞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信心。前述梁漱溟在1950年10月1日撰写的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上的改变在当时就很有代表性。

在讲道理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41]。“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42]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五篇评美国“白皮书”的社论，深刻揭露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驳斥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上的种种谬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系列错误，告诫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要准备斗争。这些文章气势磅礴，文笔犀利，说理透彻，震憾人心，对于帮助人们认识美国的反动本质起了极大作用。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于1951年9月29日，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既深刻又生动、既严肃又真诚的分析，对于肃清封建和买办思想影响，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岳霖晚年谈及听这次讲话的感受说：“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43]在对社会大众的宣传上，则着重讲清楚为什么说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是全世界的敌人，为什么说美国是纸老虎。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加上广泛展开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使广大知识分子清除了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逐步清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学习接受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强意识得到了空前巩固。

（二）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发民族血性

中华民族具有崇尚英雄、不畏强敌的历史传统。这种英雄气概在新中国得到全面传承和极大弘扬，成为新中国民族精神的突出标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中华民族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44]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威胁要制裁和封锁中国，毛泽东慷慨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45]当美国侵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时，不少人不赞成出兵迎战，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46]。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帝国主义看样子很强大，因此有许多人怕它。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有过恐美病、崇美病和亲美病。在这以前，有恐日病、崇日病和亲日病”[47]，而“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48]。在帝国主义眼里，中国是孱弱的，不相信新中国短短一年能改变什么。直到在朝鲜碰得头破血流，才明白时代变了，中国变了，像过去那样在中国海岸线附近架几门大炮就可以欺侮中国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要在几十年上百年左右的时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会遇到困难，甚至会遇到比民主革命时期更大的困难。没有一个强国大国会眼睁睁看着中国走向强大，一定会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施以绊索。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曾经面对极大的外部压力，东南面是叫嚣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南面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西南是在边界屡屡制造事端的印度，北面是撤回专家、逼还债务、搞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而国内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尚未消除，可以说八方风雨齐汇，形势空前严峻。面对如此情势，毛泽东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49]的无畏气概，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奋斗精神。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50]他坚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只要敢于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历史的规律。有的人不理解中国在内外交困的最艰难时刻，为什么还要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研制原子弹，“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回答说，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让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新中国的民族血性和英雄气概让所有对中国心怀觊觎的国家都懂得了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51]。

（三）高扬集体主义精神，让中国人民迸发出“人心齐，泰山移”的集体伟力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人们不能不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地生活，不少人因此形成了胆小怕事的心理，加上“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封建旧俗的浸染，一些中国人中自私观念很深，只关心与己有关的事情，不关心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鲁迅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自私的表现：“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党性的高度看待集体主义。他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53]他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54]。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革命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以集体主义推动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让集体主义产生了新的飞跃。毛泽东提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55]。在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方面，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就是把集体主义从对党员的党性要求，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价值，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一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主干，从而为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了新的标杆。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这里只能略举几个方面，尚有待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

五、奠定国际地位基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还有一个世界各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让不让你站稳站住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但愿望是一回事，现实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根据世界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基础。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格局。新中国在这两大对抗阵营面前，必须作出选择。毛泽东很清楚，“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56]。因此，他果断地作出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决断。这一决断巩固了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赢得了10多年比较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遭14国武装干涉，而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进行有组织的集体干涉，是因为他们怕中国吗？恐怕不是，主要是因为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支强大力量作后盾。受苏联援助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过很多企业，但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和掠夺中国财富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转移过核心技术。而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即通常说的156项工程，绝大多数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化工、有色金属、重型设备制造、军事工业、电力煤炭石油能源工业等基础性重工业。在提供设备的同时，苏联还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和原材料，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石。对苏联的援助，毛泽东指出，“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57]。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因时应变，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大力发展同亚非拉广大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奋力开拓外交工作局面，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方的压力，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根据美苏争霸的新态势，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再次为中国赢得了新的机遇。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正义事业，成为世界上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这样评价毛泽东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贡献：“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58]“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59]

六、奠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进行“第二次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独立自主”是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60]。这一原则也是毛泽东领导确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一开始没有经验，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1956年4月，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毛泽东作了较长的阐发。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61]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五计划”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毛泽东却“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62]。因为在他看来，“一五计划”的很多做法都是照抄照搬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尽管很有成效，但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实践超出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63]他探索形成的“道理”，有很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比如，他提出搞社会主义要有耐心，要准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党内外曾一度萌生出“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国家面貌的愿望。毛泽东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64]当然，也不是说将来能造出来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造出10辆就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增加而翘得更高。没有谦虚的态度和充分的耐心，就会出问题。他提醒大家：“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65]“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66]关于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需的时间，他的设想有过几次变化。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67]1955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8]到了1957年春天，他进一步判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69]。到了1962年，他设想的这个时间更长：“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70]为什么他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建设的难度越来越清楚，对把握建设规律的难度越来越清醒。

比如，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论，为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否认的。毛泽东根据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71]。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比如，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他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要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同时要重视发展内地工业，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使经济建设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要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分清是非，促进党的团结；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交流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72]。这些重要思想，核心是统筹兼顾。

比如，他高度重视党执政后的建设问题，提出保持“两个务必”、继续学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防止党变质等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他要求全党，“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73]。对党内可能出现的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甚至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始终深恶痛绝。他指出：“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74]对于干部被腐蚀分化问题他高度警惕，指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75]。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他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76]。

以上只是列举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当然无法涵盖他的全部理论创建。1960年，他在总结新中国10年建设经验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77]

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的奠基性贡献，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深刻的认识，但仍需要继续深化研究，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 王均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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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