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是党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他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着手之早、持续之久、规模之大、内容之广、影响之深，在党内外都是十分突出的。毛泽东青年求学时代的“游学式”调查为后来从事调查研究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自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就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利用革命斗争间隙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1941年出版的《农村调查》，是他在中央苏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探索革命道路的理论成果。

出版《农村调查》：“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1937年10月，毛泽东准备将“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汇编成书，这些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自己还掌握的仅存11个部分。他的初衷是“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毛泽东写好了序言，但书却未能出版。

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再次为先前的调查材料写了一篇序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完全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还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941 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校读完书稿后专门写了《跋》。稍后，《农村调查》在延安正式出版。

《农村调查》收录文献14篇，包括：《序言一》《序言二》《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和《跋》。其中的调查材料，除两部《土地法》外，《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作于1930年10月至11月；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作于1933年11月。

《农村调查》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遵循“眼睛向下”、相信群众和实践出真知的调查理念。《兴国调查》通过了解8个家庭，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让他知晓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东塘等处调查》弄清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木口村调查》了解了村政府委员会的成份和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以及中农和富农小地主在斗争中的立场变化。《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记述了赣西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是江西省委吉安会议上陈毅、陈正人、马铭等关于同土地革命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报告的要点。《分青和出租问题》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吉安扩大会议上的摘录，内容是关于分田中富农和贫农的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记录了赣西南特委常委王怀和赣西南北路行委书记陈正人两人报告的关于永新和北路富农如何剥削牟利的情形。《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收集并总结了两乡的苏维埃工作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

《农村调查》的遗憾：两份重要文献因遗失而未收入

毛泽东极其珍视自己的调查材料，“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无奈革命战争环境险恶，保存这些材料殊为不易。《农村调查》出版的延后，也为这本书带来了遗憾。

在“序言二”中，毛泽东开头就交代：“这个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寻乌调查又遗失了。”他痛惜的是，《寻乌调查》原本在1937年第一次计划出书时尚存。因此，《农村调查》在延安出版时并不包含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以及同一个月在总结调查工作经验基础上而作的《调查工作》这两个重要文献。恰恰这两个作品堪称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标志性著作。失去《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两文，既是毛泽东个人的憾事，也是《农村调查》这本书不小的遗憾。

好在历史的尘埃掩不住思想的光辉。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著作在当时有石印本、油印本等形式为革命者学习和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寻乌调查》在我党的档案中找到，并在198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首次公开发表。《调查工作》也于1957年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捐献石印本，得以再次与读者见面。1960年底，毛泽东读到《调查工作》，对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是喜欢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从毛泽东的话中可知，此处“两篇文章”应指《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反对本本主义》和1964年修改的《反对本本主义》不是同一篇文章。】。1961年3月，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的同志，并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964年，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作了些文字修正和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重视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切实进行社会调查，与我们党“吃了不可胜数的所谓‘钦差大臣’的亏”密切相关。与“钦差”不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深入了解实际状况，制订政策策略的依据。他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身，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当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自己数年前的调查报告作为“一种历史的材料”印出，供同志们参考，是一种谦虚之辞。结合革命斗争的复杂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出版《农村调查》的真正意涵。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历史上“左”倾错误的问题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进一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教条主义盛行，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内有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得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毛泽东认为，要使全党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使全党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和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但是，要改变和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因此，编印《农村调查》一书，就是毛泽东为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状况的一个具体措施。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查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上取得了共识。后来，毛泽东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由此观之，1941年时《农村调查》能够顺利出版，是形势所迫，且时机也成熟了。

反对本本主义：“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农村调查》是一部实践特色与理论特性兼备的调查研究经典著作。概言之，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研究？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重大课题，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观点逐渐在调查的实践和文本中构建和形成。

第一、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继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农村调查》“序言二”中，他表示不后悔“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认为那些没有经过周密调查的议论或批评，不过是无知妄说。针对当时一些人“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他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的心理，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做法，不赞成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他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在作怪。怎样纠正这种错误？答案是：“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可以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理论概括，是他对为什么要开展调查研究的最好回答。

第二、提出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实践导向。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东塘等处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实际操作中违背了《土地法》中以乡为单位分配的要求。他提出，这种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再如，通过《木口村调查》，他意识到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他调查后反思，在土地斗争中杀掉的七个反动分子，小地主富农各三人，“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这些调查，为解决土地斗争中的问题和调整土地革命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据。

第三、提出了实事求是、反对教条的重要原则。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他大声疾呼那些“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的人，“迅速改变保守思想”。他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结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甚至对于自己调查的结论，他也不固执已见。例如，《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最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报告长达5章39节8万余字。1931年2月在宁都小布总结这次调查时，毛泽东陈述了这个调查的“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在《兴国调查》中，他说：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象”和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习，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第四、提出了求真务实、深入群众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作为我党农村社会调查的开拓者，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达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他不仅在世界观的层面对调查研究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方法论层面对调查研究提出了科学具体的方法。他提出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这就从认识论的高度阐释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前提。他提出了密切联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科学态度；提出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方法、典型案例与“解剖麻雀”的方法，等等。对如何开好调查会，他总结出要作讨论式调查、调查请什么人、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调查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技术要点。他提出的这些认识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是科学有效的。

永远的号召：“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农村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土地革命服务斗争实际需要的，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实践记录和经验总结，也仅仅是他一生中调查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农村调查》和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其他文献及其理论观点，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永远不会过时。

在《农村调查》“序言二”末尾，毛泽东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还说过：“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做好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大兴调查研究，将进一步推动全党认识好这个“传家宝”，掌握好这一“基本功”。

（来源：《百年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