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首届“内阁”

1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

霎时间，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飘舞，人海中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欢呼。随后，毛泽东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迎着高悬蓝天的红日徐徐升起。这一时刻，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

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中共中央是在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各个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可以说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周恩来的才干与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兼华北局第一书记）、朱德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应抓紧经济工作的建议。但是怎么个抓法，薄一波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这时，朱德脱口而出：“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接着强调，“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3〕

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赶赴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他在同周恩来会谈后，颇为感慨地对俄语翻译师哲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4〕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5〕到北平（北京）后，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讲：“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6〕

开国大典后，被朱德、毛泽东分别亲切地称之为“好管家”“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7〕。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如何设置呢？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一次报告中，对此就已做了概略的介绍。他说：

（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8〕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设置好了，但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此后陆续从各大行政区调来政务院工作的。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反复权衡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

1949年3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转移途中来到涿县。这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事情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以及专程从北平赶来迎接和汇报工作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9〕

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

周副主席说，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很高兴，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以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他们的工作安排，将来要和更多的党外人士一起全面考虑。明天只是先见见面，将来也要多听一听他们对新政府组成的意见。对那些过去同我们合作，在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中做过贡献的党外人士，以及在国民党内部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将领，都应当安排适当的职务。这是关系到我们政策的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思想也是比较复杂的。

毛主席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在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不同。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他们的斗争很坚决，不怕抓，不怕关，不怕杀，在斗争中做出了贡献。……明天见见面，是他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他们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10〕

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他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进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周恩来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贡献、能力和资历等，安排他们或担任副总理或担任政务委员，或担任政务院下属四个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或担任部长或副部长。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11〕，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

周恩来在西柏坡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嘛。……

自从蒋介石在1946年发动内战以来，民主人士纷纷脱离蒋管区，来到解放区。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12〕

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

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中共中央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告诉李葆华等人：“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13〕

见周恩来真心实意，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举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委员长等职；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北平市长。

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就根据傅作义的举荐，将他们两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第二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

前清举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是个凡事都要“讲个理”的倔强老人。他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

民国初年的总统袁世凯和之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邀聘黄炎培北上赴京任教育部教育总长，都遭到他的拒绝。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送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蒋介石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拉他入“朝”做官，或封官许愿、予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但他依然坚持不就。〔14〕一段时间里他穷到宁可“卖字疗贫”，也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丰厚俸禄。

故此，有人说黄炎培是自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

1949年3月，黄炎培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15〕

鉴于此，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亲往西城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大整整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第二天再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若渴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

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听取答复。面对总理，黄炎培高兴地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6〕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了。任职后不久，他在大连工作的四子黄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见面就问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他工作的经过，并严肃地对儿子说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17〕

无独有偶。过去也曾拒绝过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业学家梁希，也欣然接受周恩来的提名，担任了林垦部部长。梁希表示道：“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之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事业上。他立足长远，纵观全局，对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进行论证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指出要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18〕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

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

周恩来解疑道：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19〕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2

由于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所以在他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赢来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

在这前后，不少党内高级干部和党外知名人士纷纷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老资格的革命家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周恩来力排众议，没有应允。

对此，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不能理解。彭干臣烈士〔20〕的儿子彭伟光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

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当时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那时，听了总理的话，我的母亲和我认为总理过于认真了。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演进，证实了总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21〕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2个正职）。他们〔22〕是：

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政务院副总理 董必武

政务院副总理 陈 云

政务院副总理 *郭沫若

政务院副总理 *黄炎培

政务院法律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陈 云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郭沫若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政务院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

政务院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罗荣桓

内务部部长 谢觉哉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

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

铁道部部长 滕代远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 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劳动部部长 李立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 *史 良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绍禹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维汉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香凝

重工业部部长 陈 云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贸易部部长 叶季壮

燃料工业部部长 陈 郁

纺织部部长 曾 山

食品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

情报总署署长 邹大鹏

海关总署署长 孔 原

新闻总署署长 胡乔木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人民银行行长 南汉宸

新中国首届“内阁”阵容可观，贤达荟萃，人才济济，为许多民主人士所赞赏，他们异口同声感叹：“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23〕

陈毅也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24〕

四十年后，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孙晓村在《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一文中，仍然感慨道：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统统用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

……

“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25〕

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首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宣布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26〕

3

政务院一经成立，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立即担负起了“总理一切”的紧张繁杂的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任务。

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定，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为了使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部、院、署、行都能成为新型的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机关，周恩来总理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创造性地实行了政务会议制度。

政务会议每周召开一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时是总理、4位副总理、秘书长和15位政务委员，主要职能是讨论通过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决议、命令和人事任免事项，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有时又是前述人员再加上各委、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共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周恩来把这种会议制看作是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妥善地作决策的重要形式，一般都由他主持，与会者人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再由他作结论性讲话。

当时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

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

……

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

“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27〕

这个发自肺腑的心声，证明了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力，收到了最佳的政策效应。

政务院自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即在一年时间里，总共召开56次政务会议〔28〕。

同时，周恩来完全信任、紧紧依靠和大力支持陈云主持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他认为，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曾多次对协助陈云开展财经工作的薄一波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29〕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陈云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深知他的优势所在：他是中共党内的老资格的组织家，而且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陈云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并接管沈阳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周恩来接连发出四封电报，催促陈云“速来中央”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其急切之心跃然纸上！〔30〕这些电报，是经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传阅后发出的。

陈云到北平后，在物色干部、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陈云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31〕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

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有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再由中央政府领导。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中说：“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32〕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财委成立会议。在财经工作中，他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备的财政方针，有力地指导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开展。

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经过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在1953年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就在195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利用反分散主义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企图取周恩来总理职务以代之。罗瑞卿1978年初回忆：

（1964年6月）十三陵军事检阅时，在一次会前乘车途中，我亲自听毛主席讲过，高岗跑到主席那里讲总理的坏话，挑拨说，周恩来不能当总理，应该让别人来当。这个“别人”实际上就是高岗自己。主席驳斥他说：“那怎么行呀！我看他（指周总理）当得很好嘛！”随后，在那次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及此事，说：“我刚才在车上对罗瑞卿说这件事，他还不知道哩！”〔33〕

周恩来在主持政府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那样的精神抖擞，精力充沛，举轻若重，但也拿得起、放得下；总是那样的有条不紊，高质高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正如郭沫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感叹的那样：“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34〕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周恩来工作时间之长、强度之大，引起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注和担心。当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看到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太累，怕他这样下去累垮身体，于是借他因公不在北京之际，同其他在京的秘书商量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劝他注意劳逸结合，珍惜身体健康。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李琦谈起了秘书们给他写信的事。李琦对此回忆道：

他用很轻的声音问我：“李琦，这么久了，你还不理解我啊。”我当时确实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继续听着。总理清楚地说：“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35〕

另一位总理办公室秘书马列也曾回忆：“总理觉得，他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的大事他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他对工作人员有个要求：一、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他；二、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他。不管他是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有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事件连主管部长还不知道，总理却先知道了。”〔36〕又据秘书陈浩在回忆文章中讲：“说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点不过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他的台历上都排满了‘节目’。头一天的事还没完，总理他就想着第二天的‘节目’了。夜里三四点还没离开办公室休息，他又想着起床后第二天要办的事情。”〔37〕

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从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四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主持政务的岗位上任职长达二十六年多。

注释：

〔1〕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1949年10月1日。

〔2〕毛泽东：《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3页。

〔3〕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4〕《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15页。

〔6〕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解放军报》1978年3月1日。

〔7〕1954年9月以后为国务院。

〔8〕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9〕《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17页。

〔10〕阎长林：《我的警卫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11〕1974年1月24日，得癌症在重病中的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探视因癌症在病危中的傅作义时，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钱正英：《怀念傅作义先生》）1974年4月19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傅作义逝世。

〔12〕阎长林：《傅作义将军上西柏坡》，《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

〔13〕笔者访问李葆华记录，1982年9月28日。

〔14〕以上参见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7页。

〔15〕〔16〕尚丁：《良师益友风雨同舟》，《相遇贵相知》第3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6页。

〔17〕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18〕方毅在首都各界纪念梁希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6日。

〔19〕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20〕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时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

〔21〕彭伟光：《西花厅见闻》，《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

〔22〕凡有*者为民主人士。

〔23〕〔24〕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25〕《瞭望周刊》1989年3月14日。

〔26〕周恩来在政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0月21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27〕孙起孟：《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人民日报》1994年5月25日。

〔28〕加上政务院成立时的政务院扩大会议。

〔29〕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30〕周太和：《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1993年3月），参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7页。

〔31〕陈云给周恩来的信，1949年5月21日。参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9页。

〔32〕刘少奇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及成立财经委员会问题的报告记录，1949年6月4日。参见《新中国财政经济政策》一文，《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33〕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解放军报》1978年3月1日。

〔34〕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207页。

〔35〕李琦：《回忆与思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6〕马列：《当翻译卡壳的时候》，《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37〕陈浩：《丹心一片 宏图万卷》，《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摘自：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