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香港问题

1

伴随开国大典隆隆的炮声，新中国成立了。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成为中国人民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便已有所考虑，并做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慎重决定。

进城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曾经告诉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1〕

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决定，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争取更多的朋友。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包围和封锁。英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承认了新中国，但是却追随美国，想拉美国一起来防卫香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与其让英国拉美国一起来防卫香港，不如把香港暂时放在英国人手中。周恩来曾这样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2〕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则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货物进出的转口港，是我国和外国之间经济、文化、市场信息联系的桥梁。周恩来认为：“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通过一种特殊方式将中共中央准备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信息，传递给英国方面。

1955年10月8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到北京访问。当时，葡萄牙正在准备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周恩来在接见葛量洪时有这样一段对话：“葡萄牙准备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答复，否则，葡萄牙会对印度说，中国人都能容忍，为何印度人不能容忍？葡萄牙准备大规模的庆祝，为时一个月，这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因此，中国会有所答复。”〔3〕

葛量洪问：“如果葡萄牙把庆祝由一个月改为一天，而且是静悄悄地庆祝，则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们考虑到的是，葡萄牙准备做大规模的庆祝，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不过，在这个时期，葡萄牙这种做法不仅会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会刺激亚洲人民的感情。在果阿问题〔4〕之后，中国并没有采取行动，不知葡萄牙为何要对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挑衅？我们愿意在南方能够安静，而且，我们既然主张和平共处，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迄今并没有提出澳门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忘记这个问题。”

周恩来对如何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虑，并传达出有关信息，是在1957年春天。

1957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国内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产业界一些朋友的疑惧和不安。

为了最广泛地动员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这篇讲话对争取香港各界积极支持国内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7年4月28日，和暖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选择上海来开这个会，是因为香港的资本家许多是从上海去的，香港与上海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难以割断的联系。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大家略微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了解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盛康年谈到荣家（指荣毅仁家）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不敢坐；洪佐尧很有钱，而没有买汽车，周恩来听后说：“工商界应有几辆汽车，否则人家奇怪，汽车全是机关里的。你们有外汇可以自己买，要公家代买也可以。公家汽车可以出卖一些。”

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国内的“五反”运动耿耿于怀，说现在情况好了，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两年。周恩来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

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总理：“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含糊地拍板说：“可以管得松一些，让港厂独立经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周恩来首先表示：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都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

接着，周恩来对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他接着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5〕

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香港的企业要不要去变动呢？周恩来态度坚定地指出：“不要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在座的朋友们非常感动。周恩来在无形中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最后，周恩来歉疚地检讨了某些部门过去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6〕

简而言之，周恩来的讲话突出了三层意思：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这三层意思，实际就是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构想，反映了他从实际出发，善于把握大局的远见卓识。

2

1955年冬天，香港大学以E.C.布兰顿教授（英籍）为首的访问团24人和国民党元老陈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5人越过罗湖桥，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

12月的北京，已是天寒地冻，然而，阳光依然那么灿烂。阳光下，中南海内金碧辉煌的古老建筑越发显得灿烂夺目。12月23日那天，几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地驶进中南海，沿着柏油路向紫光阁开来。在这座美丽的殿堂里，周恩来接待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汽车在紫光阁的台阶前停下，布兰顿等人走下来，周恩来伸出温暖的手，迎接来自香港的客人。

访问团的客人十分复杂，其中大部分是抱着怀疑态度来看看的，他们对新中国很不了解。

周恩来的热忱给了他们最初的美好印象。

陪同周恩来接待访问团的有文化界著名人士楚图南、阳翰笙、沈雁冰、郑振铎、丁西林、张奚若等，以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章汉夫、黄华、雷任民等。

谈话中，周恩来说：“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法把消息沟通才好！”

周恩来问：“不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灵，不通畅，香港到广州，广州到香港很麻烦，把它通起来好不好？”

他的话引起大家的兴趣，布兰顿教授指着原港大毕业生石志仁说：“你们铁道部的副部长，很向往母校，如他愿意的话，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周恩来高兴地说：“如果大家都赞成，就请副部长办好了。”这位铁道部副部长正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三十年前，周恩来赴欧归来途经香港，就住在他的家里。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布兰顿表示，回去后会尽量发挥作用。

周恩来还提到，在座很多朋友与台湾有联系，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多做贡献。

谈到英国民族的特点，布兰顿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战壕里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结果战争还是结束了，我们英国人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应该忍耐。”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英国民族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要学习英国人的等待和耐心，我们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中国人民等了一百年，一个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还是等出来了。”

布兰顿称赞：中国人的耐心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数。关于周恩来个人，如果在英国的话是可以得到奖章的。

谈到中国的建设，周恩来表示：一切还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很落后，比起西方国家和苏联都落后得多”。

布兰顿却说：“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大的面积，情况并不像总理说的这样。来了以后对中国人民的情绪了解到一些，中国人民有这种思想情绪，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7〕

这次会谈，使这些过去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或受到帝国主义影响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朋友们，重新了解到一些中国的实际。

12月20日、27日，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并在西花厅家中请他们共进午餐。

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热情称赞陈丕士的家庭是“国际家庭”“外交家庭”。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在大革命时期对革命很有贡献，支持过省港罢工。周恩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省港罢工的情况，并一再赞扬以国民党左派著称的廖仲恺对罢工的历史功绩。

陈丕士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评价。他说当时自己在武汉外交部工作，曾与英国人谈判，由于年轻，争不过英国人，就去请教父亲。陈友仁告诉他：“你只需要向英国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同意。”

在座的有一位年轻姑娘，她是香港大学的学生。

姑娘直率地问周恩来：“香港问题怎么样？”

周恩来坦白地回答她：“香港问题我不能肯定地说，你今年才21岁，到80岁还有六十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香港问题得到解决的。”〔8〕

周恩来珍爱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对解决香港问题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问题。

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最合适？”

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周恩来恳切地希望他在香港多做一些和平工作，陈丕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他不无遗憾地说：“六年来我对香港了解得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做得不够，现在接触了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而且从来就看成那是自己的地方。”〔9〕

访问团在中国内地停留了三个星期，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们踏上归途，再次走上罗湖桥时，不禁留恋地回过头去……

3

对香港实行“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方针，是不是对香港的事情就不管了呢？不是。周恩来在会见来自香港的学者和青年朋友们说：“维持现状不是永远不管，否则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子孙。”〔10〕

1958年，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派专机将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接到武汉，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一整套正确的政策。〔11〕

在政治上，周恩来要求，对香港问题要做长期打算：“香港的干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情况来布置工作。”“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对于香港，英是必争，我是可用。在这一点上我与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

在经济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香港是自由港，应该让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

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香港经济工作的研究，比如在出口商品中，哪些与香港工商业家或新界农民有矛盾？哪些与民族主义国家有矛盾？我们出口的商品与香港的织布业、罐头业、文教用品业、玩具业等究竟有多大矛盾，要调查清楚。周恩来说：“只有调查清楚，才好解决这些矛盾。”

对于在港机构的工作，周恩来指出，一定要适应在香港的特点，“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关于在香港办报，周恩来指出：“要站稳爱国立场，坚持党的方针，但要灵活，否则办不好。”他还要求，“香港中国银行应该成为海外银行的标兵，不能把海外银行办得和国内一样。”

周恩来还就一些问题提出要求，他强调：港澳工委领导下的企业单位从所有制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经营管理方式来说，是以资本主义为指导的，从劳动关系和人事关系来说，则是统战性质的。有些单位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形式上是公私合营或私营。他说在港澳如果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我们能弄到这么多外汇吗？港澳是资本主义占很大优势的地方，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不适应这个特点不行。对机构内部的职工教育，周恩来认为基本是爱国主义的要求，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提“团结、教育、改造”，而提“团结、教育、提高”。对干部在思想作风上要严格要求，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顾当地习惯，讲究策略。〔12〕

为贯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方针，周恩来还强调，要帮助香港解决各种困难，不允许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他说：香港90％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帮助解决。

香港前总督麦里浩曾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对香港）提供帮助。”〔13〕

麦里浩的话毫不夸张。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大到政治问题，小到物资淡水供应，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些工作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人民生活的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香港同胞很难忘记，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严重的日子。在这几个月中，从深圳到香港几乎没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给广东省省长陈郁写信，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香港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帮助。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困难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周恩来耳中。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并且积极支持广东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

1963年12月，周恩来准备访问亚非14国。出访之前，他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了供水香港的问题。

12月8日，周恩来到了中南局书记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汇报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陶铸、陈郁、曾生等人。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做出六点指示：

1.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所谓事实上连在一起而公开的又不连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2.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3.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

4.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

5.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6.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谈判如何进行，由广东省请示外交部决定。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4年2月，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到1965年春天仅用一年的时间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对港供水，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香港人民的“菜篮子”也是周恩来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地区绝大多数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内地供应。因此，搞好对港澳地区的供应工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恩来多次指示：“香港是个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重要任务。”

周恩来说：“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这样就把大本营让给敌人了，对长期斗争不利。”

为了做好对香港地区供应副食品的工作，1962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开行了三趟专门为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快运货物列车，俗称“三趟快车”。当时，国内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食品极度匮乏，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降低了粮食定量，肉蛋油也很少吃。但是为了保障香港人民的“菜篮子”，周恩来要求各地都要负担一些。

在周恩来指示下，各地将最优质的食品一点一点收集起来，运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车，是由湖北江岸直达深圳北的751次列车。在这趟车开行一百列时，铁道、外贸两部委联合召开经验总结会。随后，铁道部起草了《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周恩来在这份经验报告上亲笔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14〕

同年9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了铁道部的上述文件，使供应港澳快运货物列车运输方式得以正式推广。三趟快车的开通，适应了港澳市场敏感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特点，也起到保障港澳同胞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除了物质上的关心，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两地的文化交流，丰富了香港地区的文化生活。他多次派出各种文化和文艺团体到香港演出，如潮剧、京剧、越剧、昆曲等。他还多次会见赴港演出团，亲自审查剧目。1963年，京剧演员马连良、赵燕侠、张君秋等赴港前，周恩来把他们请到西花厅家中，对他们说：“通过演出应该使香港观众看到京剧的新气象，使他们对党的推陈出新的方针有所了解，改变他们对京剧的旧的观念。”〔15〕

在这里，周恩来更深层次的想法是，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加深香港同胞对新中国的感情和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

对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来都是及时制止，予以纠正。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四十五周年纪念日。然而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九龙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行。他们纠集了数千名暴徒对多个学校、商店进行袭击、抢劫、纵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周恩来非常气愤，两次会见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抗议香港当局没有及时制止这一暴行，要求他们保护在港中国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方进行镇压，打伤许多工人。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受到国内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影响，组织工人、市民罢工、罢市，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上张贴大字报，高呼“爱国无罪，抗暴有理”，情形就像内地发生的红卫兵运动一样。民众和警方发生严重冲突，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最终遭到警方镇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对这种“左”的做法，中共中央是不赞成的，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坚持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4

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与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英国承认新中国较早，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一直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经历了复杂过程，香港问题也由此长期不能提到两国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英国通过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向中国试探两国互派大使问题。周恩来在回顾中英关系的历史情况时批评了英国，他说：“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办，因为当时英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我们，支持蒋介石，蒋介石说只有他能代表中国。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只能同英国建立半外交关系。当时艾登曾要求我们给他时间让他推动美国承认中国。他说这需要几年时间，我说我们可以等待，只要他们在联合国反对蒋介石，投我们的票，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我们就同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还说，不一定要等到美国承认了新中国，这两个问题可以分开。英国可以采取印度在联合国的态度，即不承认蒋介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甚至联合国不通过也没关系，只要英国采取缅甸和印度相同的立场，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等了六年，情况更不好了。”〔16〕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将香港、澳门列在殖民地名单中。周恩来过问此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奉命致函该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为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列举的殖民地，是要使其“获得独立”的，而香港、澳门则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行使主权。经过斗争，非殖民化委员会不得不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除。这为以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这也推动了中英关系的发展。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随后，英国政界人士相继访问中国，香港问题成为他们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谈话的重要内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来会见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汤姆森和《泰晤士报》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对方问：“关于香港问题，总理无疑会知道，我们英国关于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后，中国的政策如何？”

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了两点：第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租约到期的时候，总是要谈判的。一定要谈判！现在我们和英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上了轨道了，那么将来我们总要谈判，这是肯定的。第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割去的领土总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并不是中国开这一个先例。但是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些事，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总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

周恩来特别强调：“香港问题是要经过谈判，但不是现在，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到1997年，刚好是租借九十九年，世界上在变化，到时候考虑这个问题。”〔17〕

11月1日，周恩来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联邦和外交事务大臣霍姆时，对解决香港问题做出更明确的回答：“香港问题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要认真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现在也不要谈判。只要亚洲不打大战，香港现状就可以维持。这对我们都有好处。”〔18〕

周恩来的这些谈话表明，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确定收回香港的时间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决、谈判协商解决。

注释：

〔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6页。

〔2〕 《周恩来》（开国领袖画传系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3〕 周恩来会见葛量洪谈话记录，1955年10月8日。参见《周恩来研究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页。

〔4〕果阿是葡萄牙在印度的一个殖民地，1950年代印度试图收回果阿地区，两国发生争端。1961年印度用武力收回果阿主权。

〔5〕周恩来在会见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28日。参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6〕周恩来在上海工商业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28日。参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55页。

〔7〕〔8〕〔9〕〔10〕〔11〕〔12〕 《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贡献》，《周恩来思想研究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页。

〔13〕《香港文汇报》1984年12月11日。

〔14〕〔15〕〔16〕〔17〕〔18〕《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贡献》，《周恩来思想研究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页。

（摘自：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