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举要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积累并形成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汇聚历代史学家智慧，是史学史中的宝藏。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形成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关于中国史学的秀良传统，举其要者如下。

深刻的历史意识传统

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清人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意识贯穿在从古到今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思想中，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中华民族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反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名家李约瑟，因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大部分商王之名在安阳出土甲骨文中得到证明，感慨地写道，“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传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之大。

恢宏的历史视野传统

历史视野方面，刘知幾评价司马迁《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这一特点使中国史学在初始阶段就具备宏伟阔大的规模气度，对后世影响极大。班固自述《汉书》记西汉两百多年史事，“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刘知幾评价《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家能在一部断代史中叙及如此广阔丰富的内容，若无恢宏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汉书》无愧于中国古代断代史撰述的典范。其后，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宋代史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郑樵撰《通志》，元代史家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清代史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都继承发展了恢宏历史视野的传统，成就了不朽的史学事业。

鲜明的时代精神传统

时代精神方面，孔子修《春秋》，一方面尊王道，另一方面又重人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诞生，前者撰写国家统一历史进程中多民族的历史，后者完备撰写西汉王朝之兴衰，都具备鲜明的时代精神。唐修《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摒弃“索虏”、“岛夷”蔑称，并在新修《晋书》中以“载记”形式肯定十六国的存在和成就，充分反映隋唐政治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元修辽、宋、金三史和清修《明史》、“续三通”、“清三通”，更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巩固阶段的时代精神。恢宏历史视野和鲜明时代精神等优良传统，是当今史学应当努力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经世致用的传统

中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周易·大畜》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为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对培养德行、增益历史智慧是大有益处的。当时可能还未有史书，人们只凭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却也产生了真知灼见。当社会发展到可通过阅读史书了解历史的时代，人们便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孔子所修《春秋》是现存较早的史书，孟子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道出史学的经世功能。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把人们了解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借鉴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了。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历史和史学的重要性，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这是真正感受到历史借鉴作用和史学经世价值而发出的感慨。杜佑撰《通典》，目的即在于经世致用：“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进一步论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兴衰、得失、善恶、是非，概括了一定时期的历史形势和社会实践，展现出司马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明确的现实关怀。后人对《资治通鉴》有续作、改作以及更换体裁的重作，证明其影响之大。

明清之际，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王夫之把中国古代史论推向新的高峰，《读通鉴论》中的4篇叙论更从理论层面阐释史学“资治”价值以及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原因，极具启示意义。

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

自孔子评价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良史”成为人们对杰出史学家的敬称。西晋时，人们称颂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编年、纪传体孰优孰劣的争论引发“良史”标准的争论，唐人皇甫湜作《编年纪传论》，对“良史”标准作了概括：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在他看来，优秀史著重在内容，而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重要的是“是非”判断符合“众人”看法，“善恶”评价合乎“圣人”之意，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对“良史”比较全面准确的总结，也可视作对史家提出的要求。

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史学家应具备的修养。他在回答“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三长”的“史才”指史学家的综合素养，“才也，学也，识也”中的“才”指史学家的撰述表达能力。此论对后世影响甚大。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及才、学、识三长，并以“史德”补充“史才三长”论。近人梁启超综合刘、章之说，将四长重新排序：“史德”为先，“史学”其次，“史识”再次，最后为“史才”。从关于“良史”的讨论到“史才三长”及“史德”论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也反映了社会对史学工作者的极高期望。这对提升当今历史研究者的修养、培养史学人才、改进史学风貌，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