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发出警告：原本作为“改变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在被固化为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公式。为了防止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万能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的警告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时的俄国，正值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俄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一些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机械照搬“五大社会形态”线性发展阶段论，断言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能通向社会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提出基于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跨越论”，主张实现社会形态的跃迁。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深感困惑，就俄国社会道路问题向马克思致信求教。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认为俄国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将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的理论空间。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遭遇了来自以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的挑战。这些人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形而上学化，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读。他们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单向度决定作用，完全忽视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所具有的能动反作用。为澄清思想迷雾，恩格斯在写给“青年派”代表人物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他强调，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绝非封闭的终极真理体系，而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引。只有通过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创造性运用，将这一理论工具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发展。

在英国，新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但联盟领导人思想上的混乱和严重的宗派主义严重影响了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虽然“或多或少懂得一些正确的理论——这是就其条文而言”，但他们都只能成为一个宗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而只把理论当做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像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恩格斯认为，联盟领导人虽能在条文层面掌握若干正确理论，却始终无法突破教条主义认知窠臼，把本应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降格为必须逐字恪守的机械教条，这种认知方式直接导致“活的理论”变成“死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自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区别于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者或者旧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必须通过参与本土劳工斗争实践，推动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结合。针对美国社会劳工党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直接嫁接到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意图，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种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思想路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为后来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青春活力，关键就在于不断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成功。我们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就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内在理论品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勇于直面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