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贡献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翻开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我们党处理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向前迈进，否则，就会出现挫折甚至倒退。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思想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思想混乱在粉碎“四人帮”后，并没有立即得到纠正，反而还有所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提出。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在这一重要关头，陈云等党内一批老同志毅然站了出来，对如何揭批“四人帮”及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路线，向中央提出重要意见。

（一）从思想上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拥护邓小平复出

1976年 10月 18日，“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 12天，陈云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向李先念报送了对当时各项工作的书面意见。他鲜明提出，从中央到地方，最紧迫的是要从思想上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恢复党的好作风。意见特别提出，要查一查 1976年 4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1977年 3月 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西南组专门作了书面发言，郑重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全党面临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天安门事件，发言重申了他之前的看法，指出“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第二件是完全拥护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云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7月 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终于再次复出。陈云带头从思想上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积极拥护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这为接下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基础。

（二）反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7年 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这说明党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完成拨乱反正，要纠正“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就必须消除“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

9月 28日，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鲜明提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文章告诉人们，“两个凡是”貌似维护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1978年 5月 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纷纷转载，在党内继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力支持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提出做到实事求是的方法

1978年 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做到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后来，陈云又将这个方法论从六个字发展为十五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而且对这十五个字，他专门作出阐释，即：“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还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决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担任第一书记。

粉碎“四人帮”之后，工作千头万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解决起来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复查和平反这些冤假错案，把长期蒙受冤屈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走上岗位，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陈云主持中央纪委工作后积极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重申冤假错案应该平反

1978年 11月至 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按照议程，会议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结束大规模揭批“四人帮”运动，以便从第二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 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同时提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这是保证党的工作重心顺利转移的关键。他建议中央应该考虑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作出相关决定。

随即，陈云列出五个应该平反的冤假错案：一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陈云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是，由于 1937年 7月 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而被错误定为叛徒的一些同志。陈云指出，这个决定是中央批准的，对于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三是，陶铸、王鹤寿等同志“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中央组织部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四是，彭德怀担负过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陈云指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的这些意见，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纠的态度，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

（二）全面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之后，即要求中央纪委抽调精干力量，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刘少奇案，是陈云亲自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无疑也是影响最大的。他深知这个冤案，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情，更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指出：“要否认那些罪名，也让它公布于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让世人来检验。”1979年 2月 23日，陈云在交通部原部长孙大光写给胡耀邦并中共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的信上批示：“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

按照陈云的批示精神，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组对刘少奇所谓的各种“罪行”，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向中共中央作出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那些不实之罪。1980年 2月 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陈云直接提议复查和平反的冤假错案 ,还有瞿秋白、潘汉年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陈云实事求是地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有助于分清是非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实现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倡导和支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思考和处理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调整。经济调整历经三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有了这样的条件，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重点，就转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来。对此，陈云进行了积极探索，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的大国里，搞建设、谋发展，怎样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陈云看来，中央与地方构成了一个上下结合的国家统一体，中央是这个统一体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分散要服从集中的要求，因地制宜要促进集中统一，地方要维护中央权威。

1983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错误倾向并有所蔓延，一些地方乱上项目、乱用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进行。6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建设的意见。“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重点确定之后，就要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此后，他向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 70%，才能做些大事。

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地方都想开口子搞经济特区，外贸竞相降价，盲目地重复建设，导致中央财政出现较多赤字。针对这些情况，陈云指出：现在是“四十四路诸侯，千百万藩王”，太分散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

（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认识和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两种。但是，实际操作中更多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 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就已经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它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他的这个“大计划、小自由”的观点，写进了中共八大决议。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发展，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实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又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在“相应”两个字下面，他还加上两个着重点，以示强调。

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他一方面强调要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按比例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要按价值规律调节。这个观点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和方向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被 1982年 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采纳，写进政治报告，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1992年 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其评价为“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全国人民为之精神振奋，迫切要求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旧体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探索改革的道路需要正确的思想工作方法。陈云特别强调，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要从试点着手，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提出来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处理工商联组织问题应采取的方法时，就指出：“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 ”

1980年 12月，陈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就经济体制改革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摸着石头过河”，听起来是一件生活小事，非常简单，但陈云把它引入治国理政，引入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这句听似简单的话却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后来邓小平经常讲“摸着石头过河”，使这句形象生动的话变得更加广为人知。

四、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考虑哪些因素，陈云作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意见。

（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考虑人口大国这个“实事”

1979年 3月，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陈云提出：我们搞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这个“实事”搞清楚。这个“实事”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接着，陈云进一步指出，这个“实事”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 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人口多，耕地少，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

人口多、耕地少，农民又占绝大多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决就业的难度都很大，明确这个现实情况，是我们制定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要求，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都要深刻认识这个“实事”，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盲目性的认识，必然碰壁。

（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立足人民“改善生活”这个重要目标

1979年 3月 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 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远景目标作了这样的描述：“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他指出，新中国成立 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农民在人口中是大头，必须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上来。村社办工业、乡镇办工业，数量很多，其中的道理和原因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陈云看来，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一定要认识到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各地区和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各地区各阶层的社会成员不可能同步实现富裕，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多数人的生活也必须加快摆脱贫困而逐步富裕起来。先富的少数人与后富的多数人在先后富裕的时间不能相距太远，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大。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

在陈云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又包含精神文明建设，两者不能分离；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再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经济获得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大提高。陈云敏锐察觉到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下暗藏的隐患，即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方面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不相适应，在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严重。他严肃提醒党员干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很危险的”。“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

从哪些方面抓好精神文明建设，陈云作出具体指示。他指出，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键是搞好党风，以好的党风带动、促进社会风气好转；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措施；要办好教育，充分利用学校这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等等。

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被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吸收，这是我们党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的纲领性文件。

（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高度重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陈云高度重视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早在 1979年 3月，陈云就提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同年 6月，陈云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1983年 12月 31日至 1984年 1月 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环境保护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把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国策，陈云非常赞同，还就如何抓这件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要考虑人口大国的“实事”、要立足人民“改善生活”、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高度重视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虽然说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关系、具体方针政策，但都体现了陈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的思想，体现了陈云想问题、办事情，无不一以贯之地践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根本原则。

五、维护党纪，整顿党风

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消极影响还未消散，再加上国门打开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观念的侵蚀和商品经济衍生出的负面效应，党风问题也突出起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长达九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开创了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崭新局面，同时也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许多有益的探索。

（一）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1980年 11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的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他发表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陈云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看得如此重要，一方面，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的情况深刻分析之后作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共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执政以前，中共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中，作为一名党员，随时会有杀头的危险，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全国执政以后，中共掌握着领导权，党员就有机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即使一些谋取私利的人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谋取私利，也是靠手中掌权的党员提供的保护。因此，陈云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是陈云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深刻分析作出的结论。陈云认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指出：有些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利用改革中的空子和薄弱环节，做了许多损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的事情，给改革增加和制造了大量困难。“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发展下去，不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吗！”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论断一经提出，很快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并在全党形成共识，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警示作用。1981年，中共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高度评价这一论断，指出：“这样提出问题，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加重了各级纪委维护党纪、搞好党风的责任。”

正是由于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陈云提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1982年 1月，陈云在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上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陈云的批示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专门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对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陈云始终密切关注。化工部原副部长杨义邦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违反纪律，并有变相索贿受贿行为，给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此，中央统战部顾问刘澜涛给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对杨义邦的处分太轻，对全国整顿党风党纪会起消极作用。收到信后，陈云主导中央纪委重新作出处分决定，对杨义邦处以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对全国整顿党风党纪发挥了示范作用。

（二）抓党风好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

新形势下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不断滋长蔓延，使陈云十分忧虑。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他认为，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他提出，抓党风的好转，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他以对内搞活时，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其中相当一部分钻改革的空子，做了好多丑事坏事，严重腐蚀党风和社会风气为例，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教育好子女，“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20世纪 80年代，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中，乘坐进口轿车之风盛行，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听到关于此问题的反映后，陈云严肃地说：“买进口车是需要外汇的，国家外汇是有限的，买汽车花那么多外汇，别的大事就干不成。老汉不坐外国车，坐着心里也不安，不踏实呀。还是坐我们国产车心里踏实。”后来，他又在中央纪委办公厅一份简报上批示，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三）明确党委有领导责任，纪委有监督责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履行责任，不追究责任，抓党风就抓不好，严党纪就严不起来。

陈云认为，抓党风严党纪，首先就要加强和落实党委的领导责任。各级纪委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始终围绕搞好党风这一中心任务，作艰苦的努力。他提出，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对于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如果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败坏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他以海南岛汽车案和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案为例，指出：“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

陈云认为，在抓党风严党纪中，除了党委的领导责任，还有纪委的监督执纪责任。1979年 1月，恢复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就向全体人员明确了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指出，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六、培养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粉碎“四人帮”后，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拨乱反正的繁重工作、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重任，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特别是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一）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青黄不接、年龄老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队伍面临的突出问题。陈云很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1978年 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就是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干部尽快走上中央的一线岗位。1979年3月，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提出，要找几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当“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在陈云等老同志的呼吁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班子。

1981年 3月，陈云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不提拔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的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可见，陈云这时对提拔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的心情是何等急迫。5月 8日，陈云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目前在全党面前有两种办法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

对于党内有没有大量可以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的问题，陈云明确指出：“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 ”中青年干部具有明显的年龄优势，但缺乏实践经验则是普遍现象，这成为有些部门及同志不愿意大量选拔使用中青年干部的说辞。陈云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青年干部。他说：“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自上而下地设立办公室、研究室、秘书处等辅助工作机构，设立书记助理、部长助理、副秘书长等辅助职务，以锻炼中青年干部，增长他们的工作经验，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陈云的这些建议很快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很好效果。

中青年干部要提拔，但提拔多大规模才合适？ 1981年 7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干部交接班“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这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就选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作出具体部署。

（二）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

提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至关重要，陈云提出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 10月 28日、11月 16日，他两次跟中共中央组织部打招呼：选拔中青年干部，一要成千上万，二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

1982年 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在大会上就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作了发言。他除了重申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对“三种人”（“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外，还补充说：“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他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

今年，是陈云诞辰 120周年，也是陈云逝世 30周年。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陈云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陈群，原陈云同志秘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编审；梁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