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认定过程及对相关问题的辨析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百年潮》杂志为此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考虑，如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写我所知道的陈云同志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尤其是我经历的传达遵义会议手稿的认定过程，应当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件事我过去在不同场合虽然也说过写过，但有很多细节没有讲到。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再讲讲我所知道和经历的这件事的有关情况，以及我对学界质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些说法的辨析和回应，无论对于纪念陈云同志还是纪念遵义会议，都是有必要的。

一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不是这份历史档案的原有名称，而是陈云同志认定这是他当年为传达遵义会议而写的提纲后，由档案发布者加上的。

1982年二三月份，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的冯文彬同志和该单位及中央档案馆的两三位同志到我办公室，拿来一份手写档案的复印件，说从内容上看，这是介绍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中央人事变动情况的。对这些内容记载如此详细、具体、明确的历史文件，过去从未发现过。但它在原标题“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面有个（乙）字，说明缺少第一部分，另外，也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为了搞清这份档案的来历，他们已请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和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都辨认过了，都说不知道是谁写的，也没见过这个文件，因此，想请陈云同志再看一看，帮助回忆一下。

那时，陈云同志已近80岁，身体也不是太好，为保持体力，和我约定每天从大量文件中只选五份送他。由于重要的文件太多，常常是头一天选出七八十来份，五份之外的压到第二天；可第二天又选出一些，只能从中再选出五份，余下的再往后放。有关遵义会议的这份档案是历史文件，并非急事，一直在我手里压着，直到他去外地休息，待公务活动忙得差不多了，才送给他。

记得那是5月9日，上午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时，说有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档案，不知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想请他辨认一下，他随即让我把档案送他看看。午饭后，我拿给他，他刚看了一会儿便说，这个很像是他的字，并要我拿给他夫人于若木同志也看看。过去没有中文打字机，于若木同志常替陈云同志抄写手稿，对他的字体很熟悉。我送去请她看，她看了一会儿也说，很像是陈云同志的字。经他们一说，我再看，也感到确实像他的字，有的字甚至和他现在写的一样。于是，陈云同志让我把档案放在他那里，说他再仔细看看。下午，陈云同志接见完一位老同志后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

陈云与作者在一起

我是1965年上大学的，专业是中共党史，虽然从第二年起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没上过一天专业课，但毕竟学的是党史，所以，我听了陈云同志这一席话，自然十分兴奋。为了准确起见，我把他的话写成文字稿，第二天送他过目认可，然后立即给中央档案馆回电话。接电话的同志是保管部主任张景棠（很早之前已去世—笔者注），他听后更是激动得不得了，不仅按照我的文字稿逐字做了记录，而且为示郑重，要求我在那份稿子上签字寄给他们存档。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

后来，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的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苏联接收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时，一起接收过来的，没有登记，因此提出这会不会是他当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时写的稿子。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他明确说，他在苏联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他让中央档案馆把档案原件拿给他看看。看后他对我说：“这些纸不是好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这种练习本，上海话叫‘帕子簿’，是英文音译过来的，当年在遵义城能够买到；字也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在那里也能买到。因此，可以肯定，这是在遵义会议后写的，不是在莫斯科写的。”出于慎重，他又让我通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了解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遵义城内是否能买到这样的练习本和墨水。他们了解后答复，这些东西那时在遵义城确实都有得卖。于是，他更加斩钉截铁地说，这份东西是遵义会议后为传达会议写的。

关于这份手稿是怎么到苏联的问题，陈云同志是这样对我说的：泸定桥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他返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他在离开长征队伍之前，把随身携带的两个铁皮箱子的文件留在了中央纵队。因此，这份文件很可能就是放在那两个箱子里被负责机要的同志带到了延安。至于怎么到的苏联，他不清楚。我把这个情况向中央档案馆的同志讲后，他们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为防备蒋介石进攻延安，党中央曾把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送到了苏联保管，这份文件有可能也在其中。全国解放后，杨尚昆同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笔者注）于1956年去苏联访问，带回了一批当年送到苏联的档案，这份文件就是夹在其中被接收回来的。这样一说，陈云同志这份手稿由长征经延安到苏联，又从苏联回到国内的链条就完整了。

关于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奉命返回上海前，将一些随身物品留下的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老大姐也曾说起过。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陈云年谱》编写，曾就陈云同志在长征中的史实问题访问过她。她说，遵义会议之后，闻天同志接替博古做中央总负责人，她则从邓小平同志手里接过了中央秘书处长（秘书处长也称秘书长—笔者注）的工作，因此，陈云同志离开长征队伍时，有些东西是交给她处理的。比如，蚊帐给了闻天同志，毛衣等衣服给了他那时的爱人。由于陈云同志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对外只能说掉队（掉队在当时是牺牲的另一种说法—笔者注）了。刘英大姐虽然没提到文件的事，但她的回忆也可以侧面证实，陈云同志当时的确是把他一些随身物品留下了。这个访谈后来由我整理撰写成以刘英署名的文章，题为《我所知道的陈云》，经她审阅，发表在《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上。

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被认定后，《陈云文选》编辑组从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1936年第1期上发现了一篇署名“施平”的文章，专门讲述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过程，题为《英勇的西征》。由于陈云同志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用“史平”笔名在我党创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而“施平”与“史平”同音，编辑组因此判断这篇文章也是陈云同志写的，要我请示一下能否收入《陈云文选》。陈云同志看后对我说，他没有用过“施平”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莫斯科写过这样的文章。另外，这篇文章写到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而他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长征队伍，因此，可以肯定文章不是他写的。至于是谁写的，陈云同志回忆，他曾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写过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在巴黎《救国时报》（后来核准，是发表在由旅法华侨和留学生合办的巴黎《全民月刊》—笔者注）上，后来邓发同志到莫斯科，接着那篇“见闻录”的内容，也写过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并登在那个刊物上。因此，《英勇的西征》会不会是邓发写的？不过，这篇文章写了许多红军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这是邓发同志并不熟悉的，而后来到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同志却比较熟悉。因此，可以查查这篇文章是不是王稼祥所写。我于是查了一下，发现王稼祥同志是1937年夏天到的苏联，邓发同志也是1937年初才到苏联，而《英勇的西征》发表于1936年春天，因此，这篇文章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此后，我驻苏使馆又找到陈云同志在1935年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记录稿，经过比对，发现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的确是根据陈云同志那个报告写成的。但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个谜。

胡乔木致陈云的信。上有陈云的批示。

关于传达遵义会议手稿的形成时间，陈云同志从认定手稿出自他手的那一刻起，就判断是在会议后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手稿中明确写了中央常委在威信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而他过了泸定桥后，就开始做去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这份手稿只可能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1983年夏，中央党史研究室请示可否将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发表，陈云同志表示同意。然后，他们按陈云同志的回忆，加了编者按，说明手稿形成于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并将标题改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1984年3月4日，新华社就此发了一个消息，说中央有关部门在对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陈云当年传达会议的手稿。手稿对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主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同年，中央为迎接遵义会议50周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的名义，编辑《遵义会议文献》一书，并收入了陈云同志的这个传达提纲。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时感到，对这份文献形成时间的说明前后相距约有三个月，显得过于笼统，故让我问问陈云同志能否讲得再具体一些。陈云同志答复，具体时间实在记不清了，因为泸定桥会议决定派他回上海，因此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泸定桥会议。于是，乔木同志根据那份手稿的内容和红军长征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判断手稿形成于中央到威信之后，但在到鸭溪、苟坝之前，即2月中旬至3月上旬之间。因为，其中说到了在威信召开的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却没有说到苟坝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的事。然后，他给陈云同志写了封信，请他对自己的考证予以批示。信是11月25日写的，陈云同志11月27日即批示，表示同意乔木同志的考证。至此，关于陈云同志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形成时间、地点、用途，以及发现和认定的过程，基本上都搞清楚了。

二

陈云同志对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认定和这份重要文献发表后，对它的形成时间、地点、用途一直有各种质疑之声。最初有人坚持认为，这个提纲是在莫斯科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而写的，直到过了几年，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陈云同志报告时的俄文记录稿，和传达提纲的内容相差很大，这种声音才变得小了下来。然而，一些同志通过对手稿内容的分析，仍然认为这是陈云同志在莫斯科写的，有人甚至认为是他从苏联和新疆返回延安后写的。这些看法的依据，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手稿只有（乙）部分，没有（甲）部分，而且它的第一页标明是笔记本的第21页，而陈云同志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记录稿中对遵义会议介绍得很简单，说明（甲）部分正是报告的第一部分手稿，而（乙）是报告的第二部分手稿。其二，对于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这份手稿的用词是：“一般是正确的”；而张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上的用词是：“无疑是正确的”。这说明，两份文件不可能形成于同一时间。其三，这份手稿在书写遵义会议关于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之后，附了用括弧括起来的一段话，批评这个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乃至过低估计了四川敌人的兵力。既然是传达会议，不可能同时对会议的决定发表不同意见。其四，这份手稿中明确说，会议决定在支部讨论会议决议时要指出华夫同志（即李德—笔者注）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然而，手稿中却点了周恩来、凯丰同志的名字。其五，在长征参与者留下的日记中，有听张闻天同志传达会议决议的记载，却没有听陈云同志传达会议的记载，因此，传达提纲不会是在长征路上写的。

20世纪30年代的陈云

我不是遵义会议的研究者，对长征的历史资料更缺乏研究。但我首先坚信陈云同志对这份手稿的认定；其次，对质疑陈云同志手稿形成时间、地点、用途的种种理由，仅凭我了解的情况，感到都是不能成立的。下面，我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辨析。

第一，关于传达提纲开头为什么写（乙）的问题。

我认为，仅从手稿中只有（乙）部分而缺少（甲）部分，就断言（甲）部分是陈云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未免过于轻率了。陈云同志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上写明会议最后作出的四项组织决定中的第二项是：“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笔者注）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说完会议最后的四项组织决定后，提纲又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可见，向各军团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要在决议发出后才进行是会议的决定，传达由毛主席、张闻天和陈云同志负责是常委交给他们的一项任务。换句话说，陈云同志之所以撰写这个手稿，就是为完成传达任务用的。而且，现在已知张闻天起草的决议是在威信的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陈云同志写的传达提纲也形成于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另外，据史料记载，张闻天和陈云还一起去过三军团。就是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和传达提纲形成于同一时间，向军团干部会作传达也是在同一时间。因此，完全有可能因为张闻天传达的决议在前，被作为传达的第一部分，陈云传达的会议内容在后，被作为传达的第二部分，为此，他在传达稿开头写了个（乙）字。至于说传达稿的8页纸是从笔记本第21页撕下来的，前面20页的内容和去向有各种可能性，并不能说明就是向共产国际报告时的（甲）部分。

第二，关于传达提纲为什么明明说决议传达到支部方能点华夫同志（即李德—笔者注）的名、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方能点博古同志的名，却在传达提纲中点了周恩来和凯丰同志的名。

我认为，这首先说明陈云同志写这份传达提纲的对象并非基层，而是手稿上说的各军团干部会，也就是向军内的高级干部传达。而点出周恩来、凯丰同志的名字，是向高级干部传达会议内容回避不了的。因为，遵义会议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反五次“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会议作出关于组织人事方面的第四个决定又是取消“三人团”，为此，传达会议不能不说取消“三人团”的理由，不能回避“三人团”的错误。但只要看了这份手稿的人同时也会看到，手稿在指出“三人团”错误时，对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其中写道：“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指李德—笔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还写道：“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王指王稼祥同志—笔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另外，之所以点出“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这也是面对高级干部所不能回避的。因为，既然要传达会议内容，就不能不说到与会者对会议结论的态度。

第三，关于长征参与者的日记和会议档案中为什么都没有关于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的记载。

我认为，这并不难理解。因为长征处于战争环境，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军团一级干部凑到一起开非军事问题的会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从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遵义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但即便如此，彭德怀在会议中途也因为出现紧急情况而离会赶回部队。另外，根据传达提纲，毛主席、张闻天、陈云的传达对象是各军团干部会，因此，在现存为数极少的几个中央红军长征参加者的日记中没有关于陈云同志传达的文字记载并不奇怪。从传达提纲看，毛主席也有传达任务，但同样没有关于他传达的记载。

第四，关于传达提纲中的一些话不像传达而像汇报口气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有这种疑问的人一共提出了三个依据。

一是，对于当时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评价，决议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而传达提纲说“一般是正确的”。二者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评价不同，说明不是形成于同一时间。其实，只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清楚，这种用词上的差别并非有什么分歧的表现。陈云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当时之所以主张要肯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主要是为了团结周恩来、张闻天和他，以便集中解决军事上的错误。可见，人们当时并非没有怀疑政治路线的问题。例如，陈云同志在传达提纲记述会议检查反五次“围剿”与西征在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时就写道：“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而且仅仅过了半年多，他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分析中共中央过去的主要错误，除第五点是纯军事错误，其他四点如统一战线、长征出发前准备、干部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都是政治上的错误。另外，决议和传达提纲在用词上的差别，与起草者所处位置、文件的性质不同等等也有一定关系。

二是，传达提纲中有一句：“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质疑者的理由是，既然是传达提纲，怎么可能同时说传达后的反应。我认为，这里的“一切会议”，可以指基层的支部会，也可以指营以下干部会，并不能说明这就是汇报的口气。恰恰相反，只要把这个话作为向高级干部传达时讲的，就会感到非常正常了。因为，用口头方式传达遵义会议，早在会议结束后就开始了。陈云同志的传达是在一个月之后，而且是面向高级干部传达。所以，仅凭这一点就认定它不是传达提纲而是汇报提纲，是不能成立的。

三是，传达提纲在讲到扩大会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之后，加了一个括弧，说：“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质疑者认为，在遵义会议刚开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尤其是在传达会议时，不可能讲这样的话，这只能是在到了莫斯科或回到国内后才会讲的话。其实，只要把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对当时讲这个话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陈云同志在传达提纲上之所以加这个括弧，是因为在此写到了会议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且，陈云同志还具体写了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现在知道，这个决定是当时根据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的建议作出的。但紧接着在1月28日的土城战斗中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了战斗失利。当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决定，放弃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毛主席当时就讲，对四川敌人兵力估计不足。后来，中央于2月上旬到威信召开扎西会议，根据对敌情的了解，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改为向川滇黔边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而陈云同志的传达提纲正是形成于到威信之后，就是说，在中央已经正式作出放弃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传达提纲中加上那个括弧，不仅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非常及时的。

其次，陈云同志手稿括弧中的这段话，从语气上看正是当时对党内高级干部讲的，而不可能是两年多后回到延安才讲的，更不可能在共产国际汇报时讲的。这只要把他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的记录稿拿出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个记录中也有关于长征中这一段经历的记述，其中是这么说的：“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应为扎西的音译—见《陈云文集》第一卷第35页的注），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两相比较，哪个是对内传达的口气，哪个是对外报告的口气，便会十分清楚了。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陈云同志撰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便是这一评价的最为鲜活的例证之一。这份手稿作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对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中央组织人事变动，以及与会者的态度，叙述得都十分准确。由于这个会议是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对毛主席领导地位的事实上的确立，因此，传达准确本身就是对批评和纠正“左”倾路线、确立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支持。

例如，传达提纲在记述会议检查反五次“围剿”与西征中的错误时指出：反五次“围剿”没被粉碎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又如，传达提纲在介绍最后作出的组织人事的四项决定时，第一项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接着，第二、三、四项分别说到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人。然后，又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介绍与会者的反应时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措辞的准确性，都充分体现了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鲜明立场。

另外，陈云同志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主席领导地位的支持，在他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从报告记录稿中看，陈云同志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指出过去的领导在建立统一战线、长征出发前准备、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这个报告是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从我们党的领导人口中得到的有关红军战略转移和遵义会议改变领导的第一个也是最准确最翔实的信息，使他们从中了解到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可喜变化，从而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于改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上的老看法，为此后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在陈云同志报告后的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找到了已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明确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不能不说与陈云同志的报告有着直接关联。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电文中也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这一电文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陈云同志报告对于共产国际产生的积极影响。

陈云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及回国路线示意图

陈云同志在奉命出川到上海后，发现白区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十分严重，无法开展工作，便在可靠的住处暂时隐蔽，并利用那段时间，以被红军俘虏的军医口吻，撰写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后来，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下，他乘苏联货船秘密来到莫斯科，并把文稿带到那里继续写作，定稿后署名“廉臣”，拿给巴黎《全民月刊》，在1936年3月创刊号上连载；接着，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很快传回国内。此时，美国记者斯诺尚未到陕北采访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直到1937年10月才在国外出了英文版，以《西行漫记》为题的中文版更是1938年2月才在国内出版发行。而《见闻录》于1937年4月又被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其中包括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人采访红军的文章），后来又用《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据一些革命前辈回忆，他们当年走上革命道路，与看过《见闻录》有很大关系。

《见闻录》全文3万多字，以客观的态度、生动的笔触、细腻的描述、讲故事的方式，歌颂了红军的正义、顽强和智慧，讽刺了国民党的贪婪、残暴和无能，宣传了红军的不可战胜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尤其是赞扬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比如，《见闻录》写道：“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林彪）、彭（彭德怀）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指四渡赤水—笔者注），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

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在刊印收有《见闻录》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前言中写道：“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经艰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两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和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将《见闻录》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出版，并在“卷头小言”中评价说：该文“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该文与斯诺的记录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从以上摘录不难看出，这些当年的评论，十分客观地反映了《见闻录》的突出特点和广泛影响。

陈云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亦称书记处书记—笔者注），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四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但由于他并不处于决策的核心，加之长征中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而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距离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有几天路程，所以，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他都未能参加，对党内的争论最初并不十分了解。正如他在后来自传中回忆长征时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所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李德，因为他在瑞金的住地是一片田地中独立的小院，故此得名—笔者注）的争论内容；团溪（距离遵义城约80里的一个镇—笔者注）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977年，他在接受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访问时又说：“长征路上，毛主席给王稼祥、张闻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说服了，再说服张闻天。是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张闻天同志同年在接受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访问时也说：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流传的三种《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

陈云同志虽然不处在决策核心，但他毕竟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四个政治局常委之一，因此，他的态度在组织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被认定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致信陈云同志，提出许多与遵义会议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有没有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关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对我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并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名称不那么固定、严格，有时叫常委，有时叫书记。说到这里，他用反证法对我说，如果没有这个处理日常事务的核心组织，进入遵义后，周总理为什么要把张闻天同志和我叫到他的房间（在遵义会议开会的那个楼上—笔者注），向我们征求会议要不要叫政治局扩大会、要不要改变领导的意见。当时，张闻天明确说，要开成政治局扩大会，并且很坚决地要求改变领导。我同意他的意见，周总理随即表示：那好，开政治局扩大会，改变领导。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的记述，红军经过黎平、通道后，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毛主席赞成，并让他先同张闻天通气，张闻天表示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还是要他出来。由此可见，在当时政治局四位常委中，博古是肯定反对开政治局扩大会、反对改变领导的，张闻天是赞成的，因此，当周恩来向他们征求意见时，陈云同志的表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常委在会议后之所以决定由毛主席、张闻天、陈云三人到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我想，这与陈云同志当时的态度也是密切相关的。

陈云题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1956年，党的八大之前酝酿党中央副主席人选时，陈云同志对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深感不安，表示自己当副主席“不适当”。为此，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话，对陈云同志作出高度评价。毛主席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毛主席的评价，十分中肯地概括了陈云同志的党性和作风。现在，陈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但他70多年革命生涯为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包括为遵义会议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人们将会永远铭记。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