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锤定音五星红旗的背后

1949年9月25日晚8时，中南海丰泽园里一场关于国旗图样的讨论正在展开。虽然毛泽东已认可左上角一颗大星中间一条黄色横杠的图样，但他在听取大家不同意见后，断然放弃，随即拿出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样，指着说：“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赞同，由此五星红旗作为国旗被确定下来。

什么是“final候选图案”

那天晚上参加会议的梁思成在9月29日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中曾说：“关于国旗图案之征求选定，我们已开过好多次小组会了。其中有一个图案，是红旗左上角一黄星，星下一黄条横贯旗之全长；设计人说明黄条代表黄河；后来有人说黄条将旗划分为二，象征不统一，不好；又将条左端缩短至星下，非常难看，不庄严，是郭沫若出的主意，且得毛泽东同意的。我一看不得了，拉着周恩来将旗从图案观点、象征观点、在全世界旗型的观点分析，痛论其不可。同时还有许多人也反对此图，张治中说那黄条是孙猴的金箍棒；也有人说是一根扁担，等等”，开会时，“在大客厅中毛泽东在客人中走来走去的谈话，看见张治中，他说：‘听说你不赞成那根金箍棒！’大家大笑，他说，‘此图有许多人反对，本身就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如何能使它象征革命人民的团结呢？’后来他提出现在所发表的五星红旗——那是应征图案中列入final候选图案之一，大家都同意”。

此信说明了五星红旗图样当选的最后时刻。但“final候选图案”是什么？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6个小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第六小组7月4日下午举行成立会，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征求条例，决定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截止日期为8月20日。虽然到了截稿时间，但之后仍然不断有来稿。8月24日统计，共收到国旗图案1865件、国歌歌词350余件、国徽图案18件（实际最后收到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意见书24封）。国旗图样最后选出38件进入复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将对第六小组选出的国旗等进行认定。22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国旗问题决定采用复字第三号或复字第四号”，同时建议“二十三日邀请全体代表讨论国旗、国都、纪年问题，由本组组员分十一组负责召集之”。

虽然第六小组会议已经决定了采用的图样，但还是把复选的38种图样全部推给代表请他们提出意见。五星红旗图样排在复选图样第三十二号。如果梁思成所说的“final候选图案”是指这38种复选图样，毛泽东为什么单单从这些众多的图样中拿出复选排名相当靠后的第三十二号呢？

未受关注的“意见汇总”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关注细究过这份档案，即9月23日上午9时全体代表分11个小组讨论后的意见汇总。

据档案中的意见汇总显示，复选38种图样，最后有25种图样被推荐，总共662票。“赞同复字第三号者最多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四号129人，复字第一号112人，复字第二号77人。总之大多数的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认为较好者共342人），惟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结果基本符合小组会议决议。

但也有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18人主张采用复字第十五号，“并且严景耀说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数是赞同复字第十五号图样的”。二是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复字第十五号是朱德总司令设计，张仃画图的，整幅红色，左上角横竖各占整幅二分之一比例为深蓝色，其中间为一白边的大红五角星；复字第三十二号即我们现在国旗的基本图样五星红旗，曾联松设计。这两种意见与前面复字第三号、复字第四号等几种图样相比，虽然从票数绝对值上说相差很大，却又比其他图样票数相对较多，紧随复字第三号、复字第四号等几种图样之后。

讨论推荐意见分两个层次：认为较好者和认为可供参考者。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样的15人，根据汇总报告，认为较好者是5人，认为可供参考者是10人。根据各小组讨论记录，实际是16票，6人认为较好，10人认为可供参考。

当天晚上，第六小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听取十一个小组的讨论意见，然后进行了汇总，并以此形成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为讨论国旗国都纪年事项邀集全体代表征求意见之报告》，拿出了有关评选的最终意见，“关于国旗：本组意见采用复字第三号或复字第四号，因为其构图庄严，简洁美观，而且涵义基本上合乎我们征求条件”。意见后附上汇总报告和“国旗分组讨论综合意见统计表”。

毛泽东的最后考量

根据这个汇总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在黄星黄条被否定后，随即拿出了五星红旗图样。虽然第六小组根据讨论结果最终意见是复字第三号或复字第四号，但此次讨论也有代表提出了五星红旗图样，而且根据票数，从原来的复字第三十二号一下子排到了第七位，前五位就是前面所说的相似的复字第三号、第四号、第一号、第二号以及第九号均为星条图样，第六位即朱德总司令的复字第十五号，如果把星条图样整体算作第一位的话，则复字第三十二号就排到了第三位；或者根据汇总报告，如果把星条图样整体算作第一个层次，那复字第十五号和复字第三十二号就成了第二个层次。当大家对星条图样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张治中等人批评得很“直白”，梁思成从世界的视野、学理的角度批评得很全面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讨论评选的排序拿出五星红旗图样就很自然了。梁思成所说的“final候选图案”应该指的就是这种排序。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能够畅所欲言，特别是开始毛泽东对黄星黄条图样做了认定的情况下，代表们仍然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一是充分体现了代表们开始真正成为了新政协新政权的主人，在认真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职权；二是充分体现了新政协会在讨论时真正发扬了民主。毛泽东前后两次推出不同的国旗图样，应该说都是对全体代表意愿的严格遵从。中共领袖们真诚听取意见，展现出博大的胸襟和民主的风范。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5年7月1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