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论析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分析知识分子的属性特点和地位作用，大量吸收、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并在实际斗争中探索出一条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知识分子政策，对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抗战事业并夺取最终胜利，对于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培养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对于探索并逐步形成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实践探索与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宏阔背景下系统记录了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的重大转变。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7年至1945年期间涉及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和分析。

一、党的知识分子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七七事变后，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努力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逐步调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排斥和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同时，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也面临着新情况和新形势。

（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把抗战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延安成了他们向往的“圣地”。1938年到过延安的赵俪生曾回忆说：“当时全国都呼喊抗日，但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只有这里的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这颇能代表当时大部分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心声。1938年的延安留给何其芳的印象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从1937年1月起，“即开始吸收民族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知识青年来校学习”，仅1937年至1938年抗大吸收的知识分子学员多达5741人。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曾自豪地说：“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

（二）国民党顽固派、汉奸、日本侵略者同中国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

随着党的力量的迅速壮大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工作的展开，党对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干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威胁利诱兼施”，“收买知识分子队伍中少数败类去当汉奸”，而且以奴化教育“培植为日寇服务的知识分子”。“汉奸汪精卫梁鸿志王克敏之流”，更是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争夺”。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暂时调整了限制和打击进步知识分子的政策，以期最大限度地笼络各方面人才为维护其政权服务。为阻止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仅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途中，国民党就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等特务据点或军警关卡。成功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需要“冲破三道封锁线——家庭、顽固派、敌寇”，“有的曾经被顽固分子节节拦路抢劫，翻山越岭，化装绕道寻找各种关系”，有的甚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宪兵警察的“押禁”。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陈云更是明确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

（三）党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仍存在误区

尽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下，党认识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认为“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使得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宣布要优待并保障他们的权利，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转变。但是，党内和军队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很好地克服在团结吸收、教育使用知识分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恐惧、排斥甚至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仍然存在。究其原因，第129师曾分析指出，首先是党员干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知识分子“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没有看到他们“愿意为工农服务”的一面，从而把知识分子看作“客人”。其次是一些农民干部存在狭隘性和守旧性，他们因嫉妒而联合起来排挤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本身也存在弱点，如“缺乏工作和战斗经验”“不够实际，对工农干部也有些看不起”等。

二、科学分析知识分子的属性特点和地位作用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建立在对知识分子属性特点、地位作用等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党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相区别，准确把握其本质特点，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等重要问题上作出正确判断。

（一）明确将大多数知识分子划入“人民大众”的范畴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判断其阶级属性，认为“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党提出依据“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政治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既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革命同盟者的小资产阶级，那么同样属于“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即“人民大众”。这为此后党正确地把知识分子看作“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诚然，把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政治立场作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到1948年5月，为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补充进来，并强调“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将“社会职业”即“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作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要补充和突出强调，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显示其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深化。

（二）指出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性和动摇性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遭受压迫和失学失业威胁，“有很大的革命性”，“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更加迫切”。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至于他们“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方面，如“不尊重纪律，个人主义，喜出风头，不愿意深入下层，重私人感情”，“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不重视实际工作的经验，与清谈倾向”等。

（三）肯定知识分子“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由于知识分子具有“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往往“首先觉悟”。这使得他们无论在接受传播革命思想，还是在领导组织革命力量等方面，都能发挥先锋作用。知识分子独特的社会关系、身份地位、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等，使其往往成为党广泛联系各阶级、各阶层的桥梁。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动员、说服和影响“国民党的各级干部及社会上的上层与中层分子”，以及“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

（四）强调知识分子不仅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且是未来“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党把知识分子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不仅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并列，看作完成中国民主革命所依靠的“社会势力”，而且把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并列，看作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三、对知识分子的“容”“化”“用”

党在领导抗战的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一整套争取吸收、教育改造和优待使用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1942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将军队中知识分子政策总结为“容”“化”“用”三个方面。“容”，“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化”，“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就是正确的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这里虽然讨论的是军队中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但也能反映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概貌，并对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大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

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提出“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这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全党和全军范围内较早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专门文件，显示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渴望，但也反映了所持有的审慎态度。12月1日，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不再局限于“纯洁的革命的”，而“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为贯彻这一决定，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及各政治机关“开干部会议”专门讨论，“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致电各部队首长及政治机关，要求“派人访问地方上学者或学生，召集会议广为收罗”。

党还积极组织“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参加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消灭文盲、开展教育、创办报刊、发展文艺等工作。毛泽东甚至提出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合作“办学、办报、做事”。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认真研究了国统区知识分子集中的生活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派等学术团体和学者的特点及诉求，提出“应该以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方法，同上述各种派别集团以至个人建立统一战线”，“应该欢迎他们并帮助他们前赴各根据地”。据统计，到1943年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至于前往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则更多了。

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一度强调“党的无产阶级化”，规定“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期的候补”。瓦窑堡会议不再把“阶级出身”和“社会成分”作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不再强调党的纯无产阶级成分，明确提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占大多数，“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把“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作为发展重点之一，同时将“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的“新党员候补期”重新规定为三个月。对知识分子入党候补期三个月的规定，与大革命时期关于劳动者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候补期三个月的规定一致。

毛泽东十分关心吸收抗大知识分子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入党。1938年夏，他对抗大相关同志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你们要好好教育培养他们，尽快发展他们入党。”“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每一期到毕业时发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党，能办到吗？”事实上，以抗大第二、三、四期为例，学员毕业时，知识分子党员占比分别为70.1%、67.7%和71%。

（二）教育并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弱点，党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判断其是否革命的“最后分界”和“唯一的标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与工农结合需要经历“两个过程”，即“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同时，他强调这将是“痛苦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甚至需要“五十年”。

党首先通过创办各类军政学校、党校、随营学校、教导营、训练班等，对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理论和政治政策教育。从1937年1月至1939年底，抗大自第二期至第五期共计培养知识青年16144人。抗大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教育培养了10多万名军政干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是知识分子。在教学内容上，抗大每一期都会根据形势和学员特点有所调整，但“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课程则是不变的”。中央还要求抗大各分校“必须教列宁主义”，“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对于知识分子学习各门政治课程的顺序，中央书记处曾规定：须先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再学习“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

参加生产劳动是知识分子受教育的重要方式。1937年10月，为解决校舍困难问题，抗大全体教职学员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在凤凰山上挖了175个新式窑洞。毛泽东称赞他们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在大生产运动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群众并肩劳动，得到很大锻炼。李富春曾在为《新中华报》写的专论中指出：“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是从来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决心的兴奋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义”，“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知识分子“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会后，一大批作家响应号召前往农村、工厂和连队。萧军曾回忆：“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结合”，“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大家都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很快写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此外，党还号召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号召参加部队的知识分子“到连队中去”，“从实际工作中学习”。

（三）大胆使用、提拔、优待知识分子

在使用和提拔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和军队中一直存在着“所用非所学，未利用其所长”等现象。提拔干部“总是在老干部中打圈子”，对提拔知识分子干部“即使不抱公然反对态度，至少也有消极的”。1940年12月，第129师第8旅文化干事陈树辉在战斗中牺牲。他在抗战后做过河南滑县县长兼黄河支队长，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威望，是“我党很好的同情者”。刘少奇得知此事后无比惋惜地说：“过去当过县长、当过游击支队司令到我八路军工作了三年，结果在一二九师俱乐部当文化教员”，“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反倒在这个地方抹煞了”。邓小平等立即指示第129师各旅、军区与政治部，要求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全面摸底，“按其历史及特殊技能分配以适当的工作，勿使其埋没或作代价不够的牺牲”；知识分子军事政治干部“不应久在一级，压住他的能力及其积极性”；注意提拔连队文化干部，“不应长期停留在文化干事岗位上”。

1942年9月，考虑到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考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提出，对于其中有能力的，“应当分配以负责的工作，如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参谋长、政治主任等等”。知识分子的工作领域也应根据“各人的长处与爱好”，扩大到“组织、宣传、锄奸、机要、经济”等各个部门，不能“局限在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对于各类“专门家”的使用和提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要以“专门学识”“知识能力”而非“政治认识”“新旧资格”为标准。截至1940年11月，在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85%是知识分子。邓小平后来说：“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

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也普遍受到了各种优待。抗大知识分子教员“津贴费每月十元”，而“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最多不过四、五元”。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规定“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1941年1月，刘少奇向中央汇报中原局对文化人的优待政策：“上海文化人孙启向等留我处工作者，我们每月每人给薪水最高者达二百元”。4月2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要求从“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194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制定《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将文化技术干部分为医药卫生、技术（包括机械、化学、农业、土木、水利、无线电等）、文艺三个方面，在每一方面则又按照学历学识、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等，将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并规定相应待遇。其中甲类文化技术干部享有的生活待遇共8项，包括“每月15元至30元”的津贴、“以吃小厨房为原则”的伙食、“一人独住”的窑洞等。

四、结语

（一）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前所未有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并把妥善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上升到决定革命胜利的重要政策策略层面。党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将“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作为反对投降、争取胜利的13个策略之一，提出“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强调争取知识分子“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党的七大更是指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不仅在过去的人民解放斗争中作用很大，而且今后“将起更大的作用”。此外，党还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写进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规定：“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保护知识青年”，“分配一切抗日知识分子以适当工作”，“改良小学教员的生活”。毛泽东郑重地将“尊重知识分子”“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二）对知识分子的“容”“化”“用”，初步表述了党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奠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雏形。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地位作用的肯定、优点缺点的分析、思想改造的探索，以及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知识分子的诸多实践，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正确开展知识分子工作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党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对知识分子“容”和“用”的同时要“化”，即教育他们改造思想，与工农相结合，并且愈往后愈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随着知识分子大量地进入革命队伍和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他们的弱点和局限性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出现了“不融洽不调和甚至隔阂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开门见山地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1942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掌握与教育现有的知识分子”。

（三）党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同时，鼓励号召广大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科学文化理论水平，探索形成了培养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方法。1939年12月1日，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较早完整提出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1940年2月10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再次提出“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也曾被表述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实际化，大众化”和“知识分子革命化”等。党希望通过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农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干部两种方式，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以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探索和实践，对此后相当时期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为在新时代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工作，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作者：朱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