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对今日两岸发展的启示
西安事变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的操场上，师生们常常不自觉地唱起《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当年新曲，其中不乏“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南下的东北同学，他们想着，何日能够打回故土？“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不知不觉，操场上的歌声更加响亮。
东北沦丧，华北岌岌，甚至长江腹心之地，日本的军舰也随时耀武扬威，准备卸下炮衣。无论对南京国民政府，或者延安共产党人，灭种亡国，就是摆在眼前的危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的呼吁，也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心声。对于国共而言，团结共御外侮，是无法回避的使命。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迭电表达抗战决心。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共赴国难宣言，红军改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第二战区、第三战区抗战，延安成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在北方战场，国共保卫山西，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各界爱国文化人士共同宣传抗战，运用歌曲、报纸、戏剧、电影，动员民众力量，鼓励青年救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陈诚、郭沫若等在武汉中山公园同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观者无不动容。
抗战未久，日寇攻占我主要城市平津宁沪，封锁我沿海交通线，前线伤亡惨重。在危急当下，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社会贤达透过团结合作，提出政策建言，坚持抗战到底。无论日军战术上取得了何种进展，中国在战略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国共的坚定合作，更体现在汪精卫叛国之时。中国国民党迅速决议，永远开除汪党籍并褫夺职务，中共《新华日报》随即以《汪精卫叛国》为题，痛斥汪逆呼应日本近卫声明，造成日本殖民中国的行径，指出抗战已经大大锻炼了我们民族，个别叛贼，无损于抗战营垒之毫发。抗战期间，在全国设立的十八处八路军办事处、五十余处新四军办事处，以及先后在武汉、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均体现出抗战当中国共合作的历程。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于南京，纳粹德国席卷西欧，日本意欲全力压迫中国屈服，抗战再度陷入低谷。五月间枣宜会战，陆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寸土不让，壮烈殉国，日军大肆轰炸重庆；八月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大举破坏敌交通线，打击其据点，以支持全面战局。当年七月七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自忠，追晋陆军上将，延安各界也于八月十五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追悼张自忠等抗战将领，毛泽东亲挽“尽忠报国”，正如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社论《悼张自忠将军》所言，抗战正处在空前的投降危险与严重困难局面，全国同胞需要坚持抗战以慰忠魂。国共对张自忠将军的哀悼纪念，也正反映出在危局中相互鼓励、互为支持的一面。
为进一步培养游击干部，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对于入训的三千名干部启发甚大。抗战期间遍及全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分校，以及中共创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与各分校，也承继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的训练方式。1941年上高会战中，江西上高县长、中共党员黄贤度率领3万民众支援前线，不惜牺牲生命抢救伤员、配合侧击，缔造了上高会战胜利战果。多年后，国共合作的情感与硕果，仍深刻印在亲历者的心目中。
抗战胜利前夕，联合国宪章缔结，中国因抗战贡献，世所同钦，代表顾维钧、董必武在这份象征人类正义与进步的文件上署名，留下历史见证。1945年8月15日，从重庆到延安，所有的中国人欢欣鼓舞，期待着迎接和平。当年10月18日，陆军第七十军登陆台湾，执行军事接收任务，台湾民众与青年万余人，在台北车站内外，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相迎。一星期后，台湾正式光复，重归中国版图。台湾光复后，田汉、欧阳予倩等文艺界人士纷纷抵台进行文化交流，台湾青年摆脱了日据时代的桎梏，重新了解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抗战胜利为他们打开了新的天地。
历史继续前行，两岸虽然对峙，但始终是一脉相连。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面对祖国大陆的善意与诚意，蒋经国先生决定停止外岛军事行动，两岸未经谈判，却是不谈之谈，藉由实际行为，体会彼此善意。当初遍地设防的金门、厦门，今日早已成为一日生活圈，若只抱敌意，毫无善意，两岸怎能提出创造性的“九二共识”并开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实质交流？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后人省思。
当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凝聚各界，才能打出一条民族的出路。抗战当中，国共合作的经验，说明团结就是力量。今日国际再度面临重大变局考验，两岸关系也在危疑中，两岸中国人只有再次团结，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才能不愧于抗战先烈之牺牲。孙中山先生平日时常题写的礼运大同篇章，那一个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社会，是抗战先烈以生命所追求，更可为今日两岸共同努力，造福同胞、和合世界的理想所系。
（作者：丘智贤，系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