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史学传统看《汉书》编纂特色

《汉书》本来与《史记》同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历代学者马班并举居多。然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论著却每每出现贬低《汉书》的倾向，人为地将马班对立起来。这些乃是离开了当时历史条件，严重忽视班固撰史对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违背“知人论世”原则而造成的误判。实际上，尽管班固有其时代局限，其才华和气魄也不及司马迁，但在总体上，《汉书》却自觉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取得出色成就，《史记》《汉书》是双峰并峙，同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力的证据，如：继承了纪传体多角度、多层次记载历史的宏大格局，同时首创“断代为史”，使《史记》著成之后长期只能零篇续作、修修补补而出现的大难题得以解决，《汉书》创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长期连续记载历史得以实现；“十志”的著成，使典制体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体现了“通古今”的思想，新创的《刑法》《地理》《五行》《艺文》4篇志对于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都有重要作用，《刑法志》揭露刑狱严酷，残害百姓，很有进步意义；具有洞察历史变局的卓识，对于西汉藩国问题、武帝晚年改悔实行政策转变、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西汉晚期的衰亡等重要历史变局都作重点记载并有中肯评论；体例严谨，记述翔实生动，不少篇章堪与《史记》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与东汉初年国力兴盛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

在集中记述重要人物的专传中，借人物写了历史大关节点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汉书》列传中的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应特别提到，在集中记述重要人物的专传中，如《张骞传》《苏武传》《霍光传》《赵充国传》等，借人物写了历史大关节点。张骞通西域，实现了“凿空”，丝绸之路的开拓自此始，这对中国史、欧亚交通史乃至世界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的坚韧、勇敢、智慧和使命精神，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在百般威胁利诱、困苦磨难面前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霍光辅政，为昭宣中兴创造条件；赵充国为安定西北少数民族作出重大贡献。还有《魏相丙吉传》，写两位贤臣全力辅佐宣帝保持强盛局面。这些篇章都难能可贵地做到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成功表现出人物的卓识、韬略、毅力和气度，因而脍炙人口。

借为地位、性格、气质相近，行事相关的多位人物撰写合传，写出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状况演变的特点

班固还苦心经营，为地位、性格、气质相近，行事相关的多位人物撰写合传，写出其事迹、品行、胸怀，而特别寄意于借此写出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状况演变的特点。这恰恰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取得极大成功之处，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班固的继承而更加彰显。其典型篇章如《隽疏于薛平彭传》《王贡两龚鲍传》以及《匡张孔马传》等，无不状写生动，意蕴深刻，引人注目。

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写了以儒学进身的隽不疑、疏广、于定国、薛广德、平当、彭宣六人的事迹，他们有的从政有方、公正处事，有的不慕权势，功成身退，堪称是体现了儒学优良传统的襟怀磊落之士。班固将此六人写成一篇合传，凸显了他们以儒学进身而能实行孔子学说精义、发扬历代志士仁人崇高气节的共同特点。因此篇末赞语大加赞扬，以隽不疑的品格最为难能可贵，同时充分肯定疏广知足不辱、功成身退，于定国断狱公平、同情鳏寡之人，而薛广德、平当、彭宣三人不恋权位、不患得患失、严于操守，故云：“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国父子哀鳏哲狱，为任职臣。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遁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班固记载、议论的用意是以隽不疑等的志节操守激励后人，并借此抒发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因而能够引起正直人士的强烈共鸣，感受到《汉书》具有荡涤心灵的力量！

此篇合传之后，紧接着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是记载王吉、贡禹、龚胜、龚舍、鲍宣的合传，这五人同样一身正气、志节高尚而青史留名。与前一篇合传宗旨相同、人物事迹相类，班固将之安排为姊妹篇，目的显然是为了强化表彰坚持廉正操守的人物这一主题。以上两篇合传所载十一人，都是操守廉洁、不恋权位和同情民众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的正直人士，通过史实大力表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真谛和古代优秀人物的崇高气节。

写了一批追求利禄、贪婪庸俗的高官，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

班固具有迥异于流俗的高尚史识和出色的编纂才能，本已堪称难能可贵，而《汉书》还设置了一篇与上述两传形成鲜明对照的合传——《匡张孔马传》，集中地写了一批追求利禄、贪婪庸俗的高官，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一方面是严于律己、体恤民众，一方面是卑琐自私、钻营牟利，班固将两者对比着写，褒贬分明，激浊扬清，使人读之更加受到心灵的震撼，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此篇中匡衡、张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汉后期因通儒家经典而致身丞相，马宫在王莽时任大司徒。班固以他们为典型，揭示出独尊儒术以后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儒学成为向上爬的途径，因此造成一批只会背诵经典、对国家毫无责任心的人物，他们身居高位而只图保住富贵利禄。班固在传末愤慨地议论说：匡衡、张禹等人“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生动地刻画出这种人口诵经书、外表道貌岸然、专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丑态。班固刻画上述禄利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使我们真切地了解独尊儒术之后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么人物。

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班固在《儒林传》中指出，汉儒传经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热衷支离破碎的解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这样任意附会、凭空臆说，必然引人误入歧途。所以用百余万言来解释一部经典的烦琐笺注，早就被历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发儒学的真谛，继承早期儒家的本色，与利欲熏心的俗儒及专搞烦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楚。这对我们今天在反思儒学演进的历史时候，如何做到把历史上经邦济世、弘扬儒学真义的正直儒家人物，与口称仁义而一心投机钻营的伪道学，及惯于琐屑饾饤、不明世务的章句小儒分开来，作辩证的具体分析，使之互不掩盖、互不混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班固撰写列传，其内在的旨趣，是要结合传记写出国家治理的情形、社会状况和学术风尚。按照这样的“知人论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和方法深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史识的宏远和著史技巧之高明，更加体会《史记》《汉书》同为楷模的崇高价值。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汉书》“传记”中还有不少成功之作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评价。如《元后传》《王莽传》等。贯彻“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坚定地确立《史记》《汉书》双峰并峙、同为传统史学优秀楷模的认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史学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