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战争记忆”：为中日历史认知寻共识

《士兵的战场：体验与记忆的历史化》 山田朗 著 张煜 译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揆诸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无论是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抑或“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均与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关。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纷争，很大程度源于彼此对那场战争的认知不同，而这种不同的认知，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不同的“战争记忆”。

“战争记忆”的传承脉络与转化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成田龙一将战争样态的系谱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战争作为“情况”而被叙述的时期（1931—1945年）、作为“体验”而被叙述的时期（1945—1965年）、作为“证言”战争而被叙述的时期（1965—1990年）、作为“记忆”而被叙述的时期（1990年以后）。

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迄今已8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基本凋零殆尽，这就意味着拥有“战争记忆”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极少数，作为“情况”而被叙述的战争几乎不再被提起；作为“体验”而被叙述的战争话题也逐渐沉寂；战争“证言”者正逐渐逝去；而战争作为“记忆”，不仅在中国学界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而且如下所述在中国民间可谓方兴未艾。

“战争记忆”最为重要的是传承问题。笔者认为，在“战争记忆”传承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应忽视，那就是社会对“战争记忆”内容的理解。关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李若愚（历史研究学者）“认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日本左翼对侵略的反省立场；第二类则是试图通过掩耳盗铃以湮没历史真相的右翼史观；第三类，或许也是持有人最多的一类，便是日本社会大部分老百姓的立场。他们对那段战争历史有着强烈的疏离感、陌生感”。

对于以上第二类的右翼分子，其之所以对那场战争抱持右翼史观，原因不外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抑或“战争记忆”在转化为“历史”过程中的失真。对于前者，学界的批判性研究已是充栋盈车，不再赘述，在此主要谈谈后者。

《士兵的战场：体验与记忆的历史化》一书认为，“战争记忆”在被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重构、选择，最终形成了“历史”。“战争记忆”的传承，与一般“记忆”的传承相同，大致可分为私人传承与公共传承。私人传承是个人或家族间传承的微观行为，而公共传承是以教科书记述为代表的宏观行为。通过个人或家族传承而来的具有私人性的“记忆”，通常包含许多个别且具体的特殊事例，而后在其所在地区或社会集体中被汇集，成为同代人的共同体验，这表现为“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可以说是战争年代体验者私人“记忆”群的最大公约数。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建构、叙述而成的产物（教科书等），在学校等社会上流传，便形成记忆的公共传承。可以将其设想为以下流程：①私人传承→②集体记忆→③公共传承→④“历史”化。

中日“战争记忆”的重视落差

一些学者对李若愚所言的第二类人展开批判，让人误解为中日之间的各类历史问题主要来自于对“战争记忆”内容的理解不同，但其实第二类人在日本社会所占比重并不大，不足以影响中日关系，而真正形成影响的主要是第三类，即社会整体对“战争记忆”的重视程度。

具言之，当前中日两国对“战争记忆”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同。中国每年都会举办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战胜利等纪念活动；初高中的历史课程以及大学的《近代史纲要》等课程一定会讲授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民间的“战争记忆”被激活，典型的例子就是无处不在的抗日影视剧。与之相对，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表现出疏离感、陌生感。即便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具有选择性，即有选择性的记忆战争“受害者”身份，遗忘“加害者”身份，但其在社会中的关注度远不能望中国社会之项背。两国社会整体对那段“战争记忆”重视程度的不均衡性，才是导致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的根本性原因。

该书作者山田朗不无忧虑地指出：“日本社会整体的‘战争记忆’正不断淡化。”而山田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战争责任性的展开和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的诞生就是阻止这种“淡化”的趋势，也就是遏制日本社会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构和历史化需要传承的‘记忆’”。

为了撰写此书，作者一共查找了851部战争体验者的回忆录（单行本），以及逾1100份口述史料，显示了其宽广的视野、扎实的研究功底和实证性偏好。正如山田自己所言，这本书是以战争体验者自身记述的“体验”“证言”，以及体验者在翻阅公刊战史或对其进行批判性探讨后形成的，以“记忆”为素材，对理应得到传承的“记忆”群进行重构，对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战争进行历史叙述。因此，我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有时会有碎片化之感。

日本当探寻“隐匿的暴行记忆”

该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提及了未能留下有关战争的“体验”“证言”“记忆”的战死者：“无法诉说的战死者和能进行诉说的生还者之间，差别是无限大的，但实际也只有一线之隔。因为，决定战场上的生与死，只是‘运气’而已。在本书中出场的士兵，他们都是因为能够生还才留下了回忆和证言。”即便如上所述，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但相较于战争中数百万的日军士兵，这些资料所描绘的“战争记忆”不过是一鳞片爪，我们据此来俯瞰战争的真实图景不免有群盲摸象之感，因此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要对此保持警惕。

该书略显不足之处在于所谓的“深层记忆”。作者认为“深层记忆”是私人传承容易断绝的那部分“记忆”，这里的关键词则是“隐匿”和“施暴”，其主要表现在战争暴行及违法行为的“记忆”。

该书也提到了日军使用毒气、自杀式攻击的“特攻队”，但对日军在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区域战争暴行的笔墨却不多。当然，作者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主要源于收集到的回忆录与口述资料中相关部分的占比甚少，“往往是战争亲历者有无法向家人（尤其是下一代）叙述的事情（残暴行为等），或者是迫于社会压力（包括有形或无形的）无法言明的场合”。对此，有学者认为日本社会要探究和传承这种“深层记忆”，必须克服狭隘的个人立场与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