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陈云抗战时期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处理党和人民政府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更是他工作日程上的突出内容。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对主义与方法、计划与市场、公方与私方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上。

主义与方法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他挑起这副担子后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好财经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一个观点给了他深刻的启发和重大影响，这就是陈云作《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时所引用的观点：“李副主席讲：‘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当时，陈云要求财经工作干部：“我们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同时也会做生意。”这里共产党与商人的关系是主义与方法关系的另一种表达，都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结。主义、共产党有其特殊性，但方法、商人从做经济工作的角度看有其普遍性。

陈云指出：“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在商人这一点上，我们要弄通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弄通做生意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其二，“我们要认识商品，懂得行情”。认识商品就是在使用价值上要识货，能识别商品的真假和质量的好坏。懂得行情，就是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上懂得商品的销路和价格涨跌的情况。其三，“我们要认识商人，要能够把这些人拉着”，以便扩大商业渠道。“做生意愈看得远愈好，货物周转得愈快愈好”。其四，“要会打算盘”，“要能写能算”。“在共产党这一点上”，陈云强调的是主义、立场的特殊性。“在商人这一点上”，陈云阐明的是共产党商人和资本家商人在市场经济方法上有普遍性的一面。

陈云所讲的主义与方法的关系，是从经济工作上讲的。按经济原则办经济的方法，共产党人可以也需要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但共产党人的主义和这种学习的出发点与私人资本家是不同的，陈云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与主义分开呢？陈云认为，实事求是的方法与马列主义的立场是不能分的，他指出：“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正因为如此，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重视“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从《资本论》出发，不从外国出发，“我们要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

计划与市场

向私人资本家学习按经济原则办经济的方法，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市场经济的方法。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要求财经干部认识“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可以说陈云从做财经工作第一天起就重视市场规律。20世纪30年代初，陈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开铺子做买卖”，既发挥了隐蔽作用，又取得了经济来源，被共产国际代表称赞“这个人不简单”。那时陈云已懂得了市场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既体验到计划经济有克服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也看到了不关心产品质量、货不对路、缺少灵活性和利润观念、忽视价值规律的弊端。陈云及时提出：“现在应该来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在大范围内不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大范围内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有不合理之处。我们要做到既在大范围内合理，又在小范围内合理。”后来，他又解释资本主义在小范围内合理，指“每个资本家管理生产却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货’”。陈云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陈云主张“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陈云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着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找着走与苏联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3月，陈云撰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阐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提出来的，“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认为忽视市场调节，使宏观管理该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陈云运用“市场经济”概念，提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这些意见和观点，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后来，陈云批评了只讲市场不讲计划、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赞成黄克诚提出的鸟笼关系的比喻，指出：“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这对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公方与私方

主义与方法的关系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同公方与私方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毛泽东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解放战争时期，保护私人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济政策之一。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陈云提出要使用资方人员参加管理，发挥私人资本家经营管理的长处。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陈云提出在公方为主的条件下，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和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这就是要发挥公方和私方两个方面的长处，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陈云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者：第一，在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过程中，私人工商业者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对人民有利的作用。陈云指出：“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第二，工业资本家对促进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进步的积极作用。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公私兼顾”政策的引领下，“我国大部分日用消费品是私营工厂生产的，解放以来，就许多方面说，它们是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第三，商业资本家有商业经营管理的长处和经验，这些长处和经验，对国家是有用的。第四，在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过程中，私人工商业者是值得珍视的重要力量。陈云提出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知识看成是民族遗产，“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学习和研究陈云关于主义与方法、计划与市场、公方与私方关系的观点，对加深认识这一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