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寻“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思想源流和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鲜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自觉性实现了新的升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既深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又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并在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总结和运用这种“深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加深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夺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胜利凝聚力量。

一、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把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标准和正确方向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些重要论断，为我们点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从这些重要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与结果，就是我们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找到相互契合点，才能正确取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中发扬光大，也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振衰起弊，焕发出蓬勃生机，最终实现二者有机融合、相互成就。这是我们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的。我们要正确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绝不能离开“第二个结合”去孤立地宣传中华文化。

首先，要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把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标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能够找到契合点，是因为中华文化自身具有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文明基因，但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之后，中华文化这种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优良品质长期受到压抑扭曲，文化活力逐步丧失，积累了某些消极因素。我们党主张对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鉴别中华传统文化，挖掘、提炼其中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契合的优秀内容，发扬中华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去除消极部分，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早在 1949年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看，所谓“被动转入主动”，是指在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岁月，在中国人面对“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和“全盘西化”论调之间逡巡不前的危急关头，正是马克思主义令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清算文化遗产、解决“古今中西”之辩的科学标准和理论武器，把传统文化中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相契合的优秀因子从封建社会末世桎梏中解放出来、激活起来，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里的区分“精华”与“糟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区分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哪些是“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并从中找出“珍贵品”予以承继。

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今天我们要弘扬的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甄别扬弃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些论述言近旨远、取精用宏，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 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契合性时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点，推进两种文化资源真正做到“有机结合”，其主体正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始终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鲜明的历史自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必须“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来保卫祖国的文化，发展祖国的新文化”，“必须排斥复古、武断、独断、迷信和盲从”等错误导向，确保文化传承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时代要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仍然面临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面对当下新一轮传统文化热，对于各种不注重把握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对传统文化加以“去价值化”地庸俗比附、片面“拔高”，乃至鼓吹“以儒代马”、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曲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导向，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方能把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向，使“第二个结合”焕发出应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二、研究“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源流，总结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成功经验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探寻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长期实践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命题，但他们在探索“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自觉或自然而然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实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其中，并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逻辑思维和语言范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受到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的人具有很深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在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中经过反复推求比较而郑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彼此契合”、如何“有机结合”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范例。

老一辈革命家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以及推动二者有机结合的具体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把握。

一是价值追求方面。中华民族是拥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对人人平等、友爱互助、生活富足的理想社会的憧憬，数千年来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我国古代典籍将这个理想社会称为“大同”。近代以来，“大同”理想使得身处民族危机的那一代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天然地怀有亲近感。毛泽东 1917年就曾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青年周恩来在憧憬民族光明前景时也称许“大同之境、和平之途”；“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也曾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学说，与三民主义和古代世界大同的理想，在自己头脑中“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乃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仍然讲我们党“主张世界大同运动”，将“大同”列为“最高的人类道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用古代典籍中与“大同”典出相同、内涵关联的“小康”一词来描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凡此种种都表明，两种文化在价值追求上的高度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修养在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性格中形成无缝对接，相互激荡、相辅相成。

二是根本立场方面。习近平多次明确指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讲仁爱、重民本”的传统，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是烙印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深处的精神标识，它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存在许多显著的契合点。比如，传统民本思想悲悯民众的苦难命运，批判统治者的私欲和暴政；马克思主义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追求，科学地指出阶级压迫是民众苦难的根源。又如，传统民本思想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敬畏民众之中蕴藏的巨大的能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科学地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进而肯定阶级斗争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作用。再如，传统民本思想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良知和道义追求，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观，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观；而马克思主义则科学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的崇高使命，指出人民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不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选择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而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文化心理中“日用而不觉”的东西，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根基，使得我们党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既完全是中国的，又完全是现代的；既联结着厚重的文化根脉，又建立在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之上。

三是思维方式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丰富的理性思辨和灵动的哲学智慧，滋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适用概念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范例。周恩来也曾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办事所依据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历史证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为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外交思想注入了强韧的文化生命，二者相互融通，共同成就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大襟怀；阴阳调和的文化底蕴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相融通，为打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迷思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思考空间，也为实现国家统一打开了一国之中两制共存、协同发展的新思路。

总之，对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真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对科学真理与道义价值的双重追求相互融合，汇聚成中国革命势不可挡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也使得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厚重文化积淀得以与人类最科学的先进理论有机结合，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丰富智力资源，中华文化自身也在一代代革命者以身作则、舍生忘死的奉献中激浊扬清，走向新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是中国革命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老的中华文化能够重新焕发蓬勃生机的根源。这正是中国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独具的特色。

三、深入理解 “第二个结合 ”科学命题提出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以大历史观把握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深入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树立大历史观，放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多年的长期探索和历史变迁，还要从 5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演进史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吸收、运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命题，有着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百余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并在实践中反复证实了的结论。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已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所有的“具体实际”中最重要、最深层的“实际”，成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中国越来越接近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树立和巩固中华民族认同、反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要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科学理论不断焕发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能量，就不能不推动“第二个结合”这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以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实践要求和逻辑结论，是“第一个结合”的理论深化和思想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文化创造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中国的巨大体量、悠久历史、独特文化，还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道路与文化传统是否适配，在“破茧成蝶”的关键时刻是否会引发文化冲突而导致发展中断，也是今天我们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自身实际统一起来，深入推动外来科学理论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打造出适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走出一条与本国历史传统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以 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迷失自我、不偏离方向、不中途停滞，确保我们的文化能够为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必将进一步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让这一道路拥有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更加坚实可靠的文化保障。

从文明交融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必要条件。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成为凝聚全球力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个结合”创立的挖掘历史遗产的时代价值、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成功经验，为古老文明迎接现代化挑战，实现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探索出一条可行道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能够与现代科学理论实现有机结合，树立了多种文明包容互鉴、交流交融、发展创新的成功范例，也打破了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强势同化其他文明的迷思，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融蓝图，开启了世界多样文明共同繁荣的正确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支撑。

今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望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波澜壮阔历史，我们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远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不断牢固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加努力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作者：张宏志，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