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文化意涵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居于首要和统领地位的问题。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时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清晰指明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意涵所在和目标指向。本文尝试从理论逻辑和溯源、历史传承和经验，以及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背景、深刻意涵等方面，对此命题进行分析解读，以期对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有所促进。

一、“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渊源

“文化领导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国学术界早有不少研究。这个概念最初是从20 世纪30 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葛兰西著作中翻译而来。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使用过这个概念，但他们关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原理性阐述，是后世相关阐述的理论渊源和基础。列宁基于俄国革命与政权建设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原理基础上，参鉴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建构起西方政治社会生态场域下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而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仅统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控制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那么，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途径控制社会意识的呢？马克思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掌控着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以其主导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教育作为途径和媒介，使得社会个体接受了这些观念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以为这是自身自发产生的固有情感和观念。基于对这条社会意识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层面和观念意义上，揭示出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证关系，以及二者存在矛盾与斗争的理论根源。

作为19世纪中后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如何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武器推动革命，进行过许多思考。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两段人们熟知的话，揭示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必须向群众广泛宣传，使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切实推动革命的道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有不少时政评论文章，记述了当时掌握着欧洲多国经济命脉的金融大资本家，通过收买或者出资创办报刊、出版图书等方式，控制和左右社会思想舆论，以利于自己或者金融集团势力谋取巨大财富的诸多事例。例如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就是这样创办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笔为刀，犀利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金融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阶级如何相互勾结，利用国家权力、神权力量和新兴的报刊舆论工具，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日渐庞大的市民社会进行舆论控制和统治；记述了法德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产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力量联合起来，与金融大资产阶级和王权贵族统治集团之间开展的极为激烈的思想舆论斗争境况。那个时代欧洲社会思想激荡的情形，也揭示了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实。

（二）列宁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与实践

俄国革命的成功翻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也诞生了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创新理论。列宁提出了在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后来演变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他还指出：为了充分发挥好这个“领导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工人阶级代表，“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他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和知识分子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凝聚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和意志。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也深受列宁主义影响，他认为，列宁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人民的集体意志”，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深入思考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问题。面对国内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国外敌人的联合围攻，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成功执政以及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就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他援引历史上民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例子，告诫全党：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成为执政党，但如果不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从而导致执政失败。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要让它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参照

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不同，在资产阶级统治力量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是不现实的。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府不仅掌控着政治经济权力，也掌控着“文化领导权”，即通过所控制的教育、宗教等机构，影响和塑造市民社会里“原子化”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感情。因此，无产阶级想要获得执政权力，不可能像俄国那样实行暴力革命，而应该“夺取文化领导权”，亦即对市民社会施加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转变他们的“集体意志”，获得他们的思想认同和支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就是要有一批“有机知识分子”，即有活力的、积极行动的、组织起来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从事教育培训、舆论宣传工作。

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作用的强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西方现当代的政治实践看，葛兰西和他的同志们依据其国内现实情形，已放弃对于“暴力”这一“武器的批判”工具的追求。在西方国家政治光谱中，获得了合法地位的共产党和许多其他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都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宗旨，转而寻求在选举政治中赢得更多“中间力量”的思想认同和“同情”，从而角逐选票、参与执政。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然有人说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甚至“有所创新”，即“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观念感情意识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阐述，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退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西方史观。如拿破仑曾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而当今西方政治学界主流思想更加偏于“现实主义”，在重视“思想”的作用的同时，对于“暴力”的作用也丝毫没有轻视。亨廷顿就直言不讳：“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暴力方面的优势。”所以，对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既要关注，也不必夸大。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历史传承及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政党。纵观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坚持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与实践卓有成效，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厚重的历史传承和丰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建党前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党，争取革命文化领导权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仁人志士艰苦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过程中，文化选择问题受到高度重视。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带来猛烈冲击，直至发生“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爆发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样是中国民主革命中文化领导权转移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因此，领导者的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当仁不让地把民主革命的文化领导权扛起来。

无产阶级要担当起革命的文化领导权，首先就需要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举起合宜的“主义”作为指引方向的旗帜。因此，当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在大量外来思想文化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主张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始终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因此，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明确为发动工人运动和进行革命宣传。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广泛争取了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群体在内的民众“思想认同”，为推动北伐战争和形成大革命高潮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威望。中国共产党出色的宣传工作，展现了对革命文化领导权的争取和充分把握运用，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文化自觉。

（二）抗战时期：夺取中国抗战话语权，阐明和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领导权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文化旗帜，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方针。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因而能“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特别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对于抗战形势和中国向何处去的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问题，进行了具有强烈说服力的阐述，发表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还推动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最广泛的爱国力量，同心同德，团结抗战。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实践的淬炼和不懈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七大上明确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迎来革命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形成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三大法宝的历程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功不可没的。关涉思想文化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可以理解为掌握和运用文化领导权，而武装斗争则是掌握和运用军事领导权。我们党对这两大领导权的掌握和运用，保障了中国革命顺利推进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实践的突出差异，以及独树一帜的鲜明文化特征。与俄国共产党的不同，在于“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即最广泛地发动、争取和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和最广泛地争取拥有更多经济实力和话语权的各阶层爱国人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同，在于坚持“武装斗争”，即在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同时，决不放弃“暴力”工具，始终坚持牢牢掌握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大军队。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巩固政权是更加艰巨的任务。为此，他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必须强化理论武装。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开展宣传教育，统一党内思想，广泛凝聚共识，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克服和解决“本领恐慌”，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巩固和扩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形象。其次，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让更多旧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新的、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路径，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发展的创新、开放、包容的特征。毛泽东强调，应把“古今中外”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一个时代背景，即当时苏共的思想文化政策倾向较为僵化机械，束缚人民思想，限制了创新，以及生动活泼的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苏方对“双百”方针并不理解和认同，国内也有人产生疑虑。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长期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价值，为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抵御西方文化冲击，牢牢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实行拨乱反正，纠正极左错误，把党的思想路线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也是当时安民心、稳社会的应然之举。面对人民普遍贫穷的状况，邓小平曾表示，“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此，要“对得起”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求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工作考核标准。还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守住文化领导权角度看，面对与西方发展差距巨大的现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才有维护民心安定、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否则“守住人民的心”就有落空的危险。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我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巨大冲击。学术界、知识界出现了“非毛化”思潮，与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合流，造成恶劣影响。此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能否定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他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时，国内也经受了一场严重政治风波的考验。为顶住被西方“孤立”的压力，坚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邓小平对抵御西方思想文化侵蚀、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作出深刻思考，指出要坚决清除精神污染，加强党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强调：“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他还指出，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先进的、有益的知识时，“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基于这些深刻思考，邓小平鲜明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要求，成为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文化发展重要命题。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重要一条，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还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江泽民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噪，国内的各种噪音杂音，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新时代重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形势背景与战略考量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关键节点

从历史文化角度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全局性的复兴，其中最底层、最深度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由于文化发展相较于政治、经济演变的特殊规律，文化层面的复兴相对缓慢和滞后，同时更为持久和稳定。当今世界大变局最显著之一“变”，就是“东升西降”，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总体崛起，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整体呈衰落趋势。这主要是就特征较明显的政治经济形势而言，而从文化相争的趋势上看，西方文化影响力虽然有所衰减但优势仍较明显。从历史文化角度，应如何把握和统筹这“两个大局”的历史分野与现实交会呢？

从中国角度来看，东方这个“升”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就是近代以来我国国力衰落的“谷底”时刻。往前追溯 5000多年文明史，则多数时候中华民族都以创造的灿烂文明领先于世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当时李鸿章就曾哀叹，中国正遭遇的西方入侵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当前的“降”，若向前追溯，它的起点也是其“高点”。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西方崛起始于 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爆发于欧洲工业革命成功。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此可谓是“500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来说，当下的民族复兴进程，以百年视野来看是一个“大变局”，而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来看，仅是一个阶段性的“小变局”，从宏观长历史时段来观察是在逐渐“回归常态”，因而必然呈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和更宏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回归、文明重光。

站在这个西方世界的“五百年变局”与中国的“百年变局”和“千年常态复归”的历史交会点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谨防“黑天鹅”“灰犀牛”，准备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般的激烈斗争。站在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思考和谋划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正当其时，也甚为迫切。

（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风险挑战

在当前“东升西降”趋势日趋明显，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历史节点上，西方敌对势力欲抓住阻止我国崛起的“最后机会”，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时间，网络新媒体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习近平引用过一句古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深刻阐明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实施“和平演变”时也很讲策略技巧。改革开放开始后一段时期到本世纪初，其攻击目标主要集中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成就引起全球瞩目开始，这股阴邪思潮逐渐侵蚀和“下沉”到社会民间，网上出现一股诋毁、恶搞、丑化我党、我军和人民英雄的歪风，试图在所谓“市民社会”层面，对更大数量的普通优秀党员和人民群众实施“污名化”，从万千细节入手去损害党和国家形象，企图瓦解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感认同。

习近平以高度的政治清醒与坚定、深远的历史眼光，对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进行了敏锐研判。他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进一步强调，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其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他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三）苏共亡党亡国教训殷鉴不远，教训极为深刻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习近平多次进行分析阐述，并要求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苏联解体前，苏共自身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竟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他总结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当今，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而当年苏联剧变之时，其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竟形同虚设，拥有庞大数量党员的苏共“更无一人是男儿”，最后消失在历史尘烟中。这应验了马克思曾指出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四、“魂脉”与“根脉”：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深刻意涵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因素和首要要求，就是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住“魂脉”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思想武装，以树旗帜、明正道。文化领导权，也可以说是“思想领导权”“头脑领导权”，而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我们党要掌握好、运用好手中人民赋予的执政权力，就必须首先掌握正确的理论指导作为强大思想武器。总结百余年党史，我们党的一个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就是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正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我们党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导权，掌握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权。”关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强调，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做到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发挥树旗帜、明正道的指导作用。何以树旗帜、明正道？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所指出的，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章》还从方向指引上重点指出，必须“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何《党章》长期坚持强调这一条呢？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主要从指导思想的倾向上来说，“左”的错误，体现为教条式、机械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条文词句，当作“经书”来“念”，用“经书”指导实践。回看历史，我们也曾在某些阶段犯了“左”的错误。右的错误，则是在思想和行动上脱离甚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纠“左”过程中矫枉过正，掉头往右的方向狂奔，最后脱缰失控。而我们党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通过自己的思想力组织力行动力，及时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坚决抵御右的思想侵蚀和攻击，最终做到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稳步迈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坦途。

二是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坚守阵地、敢于斗争。经过深入研史鉴史，习近平总结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古今中外，任何政党要夺取和掌握政权，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他强调：“意识形态阵地必须掌握在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具体工作，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他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为强国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文化条件”；“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同时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坚决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针对新闻舆论工作，他指出，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他高度重视高校思政教育，指明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强调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要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文明本源和底层逻辑，就是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守住“根脉”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之功，也是中华文化根基优秀特性之胜。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家乡迄未成功，在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等近邻地区成而后败，而传播到遥远的中国后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放异彩，究其原因，深层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值得探究。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诞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性，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凝聚起强大民族意志和文化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契合性，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从而挽救了在外敌入侵中陷入危机的中华文化。“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经由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在文化层面获得中国人最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相结合，二者实现相互融合、彼此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法宝”，彰显了文化因素的深层效用，也印证了中华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优秀特性。观之比中国更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及东欧各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皆长期落后于西方，受其强力辐射，思想上文化上难以抵御西方的强势渗透攻击。其各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和重大理论常常忽“左”忽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不稳定、随意“翻烧饼”，反映出其国家民族文化积淀不够深、文化底蕴不够厚，导致政党治国底盘根基失重不稳。我们党内某些阶段出现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究其来源也主要是随着外部经验一同进来的观念和倾向影响所致。但中华文化丰富而深厚的数千年积淀，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拓展理论和实践新路的时候，对中华文化中思想精华、政治智慧、治国之道的学习吸收，极有利于从思想上和实践上最终克服困难和错误，解决外来真经的“水土不服”问题，从而走出自己的路，且行稳致远。因此，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二是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形成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赋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深厚底蕴和基石。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一种不依其他任何民族文化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自在”“自为”“自主”“主动”的客观权力。习近平将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与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并提，彰显了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一个政治力量拥有的文化领导权有多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代表的民族、群体所拥有的文化主体性有多厚重决定的。中华民族创造了长期灿烂发达、辐射广阔的中华文明，也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这个文化主体性，由中华文化中浩瀚渊博的优秀成分和精神特质凝结而成，升华于独特而优良的中华文化精神。在 100多年前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遭到严重冲击和损毁。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同时，也担起了领导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大任，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容，从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得一个既历史悠久又富于创造性的“全新”的中华文化生命体，屹立于世界文化大花园，并逐渐发挥强大文化引领力、影响力、辐射力。可以说，拥有鲜明而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就是我们秉持强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深厚底气之根源所在。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因此，他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三是“第二个结合”的成功，也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破解乃至“终结”中国思想界持续百余年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逐渐打通和融贯“古今中西”，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之间的选择和竞争。从思想传播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原本也是一种外来思想文化，是涌入中国的大量西方思想之“一派”。500年前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又突破和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可以说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古今”之争的“终结者”。马克思主义是与其他各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一起，作为“舶来者”之一派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熔铸和提炼、不断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一切精华，将其“打通”和“融贯”，不断推进创造新的文明成果。正如习近平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富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形成文明新成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结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正是中华文化陷入低谷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照亮了暗黑的旧中国天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仅拯救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也点亮了一盏灯，使中华文明重现辉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灯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联接的关键。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不断进行“两个结合”的探索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也不断恢复和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重建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这就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最深厚而坚实的根基所在。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如，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确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形态的关系问题；提出“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关系问题；提出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让古老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激发下重焕生机、重现荣光，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化根基的底层逻辑上，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厚而稳固的基石和保障。

当前，我们要担当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核心任务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说：“要锚定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李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