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美国著名记者、报人，被誉为“密苏里新闻帮”远东采访报道的先驱。他于1917年首次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鲍威尔积极推动采访在延安的毛泽东，首次在报纸上连载《毛泽东访问记》，这是西方媒体首次系统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与经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是鲍威尔1917年至1942年间在华经历的回忆录。他最初到上海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随后亲历了孙中山护法、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南京陷落及太平洋战争爆发等重大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采访孙中山、张作霖、蒋介石等人的细节，也写了他被土匪绑架、目睹日军占领沈阳、被关进上海大桥监狱等亲身经历。鲍威尔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忆，既记录了中华民族危机的残酷，也映照出中国摸索国家出路的顽强探索。因此，《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使我们得以在“他者”目光中回望自身，从而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国的来路与未来发展的逻辑。

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战争、和平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文献。鲍威尔以记者的敏锐与历史学家的深刻，记录了中国从军阀混战到全面抗战的艰难历程，并对九一八事变的世界意义作出了前瞻性判断。鲍威尔说：“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这一结论不仅打破了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为二战起点的传统史观，更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位置。

鲍威尔在书中详细揭露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野心及其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认为日本早在1915年便通过“二十一条”试图控制中国，并在华盛顿会议后表面上接受《九国公约》的约束，实则从未放弃其大陆政策。他指出，“日本人在会议期间聘请……法律顾问是著名的卡德维拉特公司的威克沙姆和塔夫脱”，试图在法律与外交层面为侵略行径辩护。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东北，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更是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日本的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长期侵略扩张战略的必然结果。鲍威尔引用了孙中山的警告：“美国应该把日本人从朝鲜赶出去……倘若美国果断而勇敢地采取行动，日本就不能够在大陆获得最初的立足点。”然而当时国际社会的反应却软弱无力，这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鲍威尔认为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日战争的起点，更是法西斯国家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他写道，日本人的这一举动，破坏了美国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明日本的侵略不仅针对中国，更是对英美在亚太利益的直接挑战。此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进军莱茵兰等一系列事件，均可视为九一八事变的延续与升级。

中国人民可瞬间“聚沙成塔”。在书中，鲍威尔多次赞扬中国人在民族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组织能力。他以“临城劫车案”为例，描述了土匪与官兵对峙的复杂局面，也从中观察到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与团结精神。“中国人遇到这种危机时，总是应付裕如，而且实际可行。”鲍威尔强调这种“聚沙成塔”的能力，不仅体现在民间自救中，更在抗日战争中升华为全民族的抵抗意志。

鲍威尔还记录了上海帮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表现。“杜月笙的小股武装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区进行反击”，尽管装备简陋，但并不怕死，“他们的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并因而使日本人的侵略付出昂贵的代价”。中国人瞬间爆发出的抗战意志，不仅普遍，而且坚决，这是中国能够在极度劣势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真正的胜利属于正义与人民。鲍威尔始终认为，尽管当时日本在军事上暂时占据优势，但其侵略行为注定失败。他对日本的各种侵略行径有着深刻的认识，“日本人输入毒品，在天津日租界大量制造吗啡和海洛英，用以毒害中国人”。这种非人道的行径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也使其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孤立。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违背国际法准则，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对中国社会蕴含的力量分析，鲍威尔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对比，而是深入到社会动员机制的层面。他观察到，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仅来自正规军，更源于普通民众的自发组织。这种“人民战争”的雏形，展现了底层社会在民族危亡时刻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因此，尽管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力量强大，但无法征服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在对侵略者进行强烈控诉的同时，鲍威尔指出，真正的胜利不属于武器与暴力，而是属于正义与人民。

鲍威尔的观察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镜鉴。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鲍威尔的回忆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醒我们唯有坚持正义、依靠人民、珍视和平，人类才能避免重蹈战争的覆辙。

来源：《 学习时报 》（ 2025年11月28日 第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