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党史资料的“特殊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固然要遵循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也需有自己的“门规戒律”。否则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它便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有权利并且有义务，以他自己的“固有的方法”，下决心去追求在这门科学的过程中向他呈现的各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而这种“固有的方法”，也体现在史家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上，其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党史研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除此之外，还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许多史实，我们若不尽早将它钩起来，及时问个明白，便永远石沉大海了。比如，在中共党史上，萧三曾留下许多珍贵史料。他写了几十本日记，从延安时期起就写，日记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有些地方他用了一些符号，也有一些别人认不清的字。后来胡耀邦批示，成立了一个班子，先将符号和认不清的字搞清楚。可惜这个班子成立不久，萧三就去世了，而这些符号和认不清的字，别人就很难搞清楚了。

但“历史钩沉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史实考证，它更类似于胡适所说的“实验的方法”。其实质是依据新问题，查找新证据。对此，胡适也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旧方法好比法官判案，坐在堂上静听双方律师的证词，然后提笔宣判：某方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方证据充足，胜诉了。其职责只在评判现成的证据，但不能跳出现成的证据之外。而新方法则如同福尔摩斯访案：他必须改装微行，出外探险，造出种种机会来，使当事人不能不呈献真凭实据。

第二，“剥茧抽丝法”，即通过一层层剥茧，一根根抽丝，以发掘史料的意义。首先是“剥茧”，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已有的成见。倘若发现前人记载有误，我们不但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其实，在党史资料中，这种不实记载也在所难免。比如，讲成功，好像就没有失误；讲错误，好像就没有成绩；讲英雄，好像就没有缺点；讲坏人，好像一直就坏，从未干过一件好事；或是根据“需要”，伴随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研究对象作拔高或贬低。先是“任性”地评判，然后又“任性”地翻案，这样只会使党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对此，我们是需要引以为戒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精密的考证以外，我们还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善于怀疑的精神。坚信所有人，都要接受历史的裁判，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只是一种陈述，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证据”。二是要有放下主观的勇气。

其次是“抽丝”，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思维的定式。尤其对一些史家向来不大关注的材料，我们不但不可忽视，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它。因为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露出来。好在有他们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一些空白。我们若无视这类“遗迹”，那么当把目光转向过去之时，就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往往只有一种声音的记录，而另一种历史的回声却被淹没。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势话语下，张闻天却写出8万多字的“肇庆文稿”，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那个时代的这种另类“记录”。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遗迹”也值得关注。比如，“大跃进”中关于“放卫星”以及“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它虽不能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但对于考察政治史和新闻史，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只要懂得“剥茧抽丝”，我们就会发现对过去的了解，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

第三，“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因为有许多史实，在散落零乱时，看不出它们的价值，但一经联络，意义便极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间，上海郊区一共发生六次农民暴动。若分开来看似乎没有意义，但聚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因为有五次省委没有批评，只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评了，而且还特别严厉。但是比较起来，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厉害的，也不是损失最惨重的，为什么上级只对它作严厉批评呢？于是再分析六次暴动的时间和背景。前三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会批评；而后两次是贯彻“立三路线”的，所以也没批评。只有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因此才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这样一类比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意义就很大了。

不过运用这一方法，我们也要忠于史实，切不可如文学家那样，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刻意安排。当然，也许史料在联络关系上，有时显得并不十分紧密，但只要它们性质相同，这个方法也能成立。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及1918年5月的一次学生运动，说：“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则史料初一看似无意义，但若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联络起来，就有意义了。因为前者是传统的，类似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而后者是现代的，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