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鲁迅

“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这是列宁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伟大友谊的话。我想，用它来评价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伟大友谊再合适不过了。

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在鲁迅寓所内有过3次避难经历，分别是1932年11月，1933年2月间，1933年7月下半月。前两次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寓里，最后一次是在大陆新村的时候。特别是在1933年2月间，瞿秋白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这是他们在文学上的合作最为紧密，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在此期间，适逢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到访上海。他们合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由鲁迅动议，许广平搜集购买报纸，瞿秋白选择、剪贴并加评语编成，鲁迅作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交野草书屋出版。

同年三四月间，由瞿秋白撰写、以鲁迅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就有10多篇。这些文章，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后来，《瞿秋白文集》和《鲁迅杂文集》，都收录了这些文章，并都加注说明。

与此同时，瞿秋白着手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并于1933年4月8日完成编选后，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署名何凝，篇末署地北平，以减少国民党政府注意）。《序言》第一次揭示了鲁迅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后来曹靖华与周恩来谈到《序言》时说，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思想和艺术性上，能赶上瞿秋白同志写的《序言》的，还没有。周恩来表示有同感。《序言》不但是树立在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块正确的路标，而且是永远值得珍惜的丰碑。冯雪峰说，“秋白同志的工作与领导对于当时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和鲁迅先生所起的影响差不多相等的”。

两人都对对方推崇备至，一个说，“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看的”“鲁迅做了这些我们必须做的工作”；一个说，“何苦（瞿秋白的别名之一）的说法，我看还是对的”“这工作，能有何苦那样的人来做就好了”。瞿秋白读到鲁迅追悼当时被杀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情不自禁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当冯雪峰把瞿秋白谈到从日文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的时候，鲁迅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首先看重瞿秋白的翻译，更看重他的论文，说瞿秋白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方向一致，看法一致，又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两人关于中国语文的改革和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的意见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鲁迅热烈地赞助并提倡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办法，明显受了瞿秋白的影响。在对杂文的看法和评价上，瞿秋白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的杂文是世界上同类作品的最高峰，而他的思想又有特殊的深刻的地方和高度的直接的战斗的作用，这是瞿秋白所万分钦佩的。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方面，两人是相互启发和相互影响的。在观察的深刻性上，瞿秋白无形地受了鲁迅的影响，他多次说过，“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这样的话。瞿秋白首先从阶级观点出发看中国社会和历史这方面也给予鲁迅以影响。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让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赴刑场的路上，瞿秋白用俄语唱《国际歌》，唱《红军歌》，并呼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最后英勇就义。6月下旬，鲁迅忍着悲痛，撑着病体，开始筹划编辑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下卷，以此来纪念瞿秋白，也是向敌人示威，表示“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1936年10月，印刷时书的封面“海上述林”为鲁迅所书；下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即中国；“霜”为瞿秋白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笔者注：下卷出书是在鲁迅逝世之后）。

1933年3月，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署名洛文赠予瞿秋白。这是年龄相差18岁的瞿秋白与鲁迅之间伟大友谊的最好注脚。这是在战壕之中战士与战士之间所结成的友谊，这是朴素而真诚的、单纯而深刻的、快乐而无私的友谊。他们的友谊主要根源，是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决定两人的友谊的前提条件。两人友谊的时代意义、教育意义也就在于此。

（来源:《 学习时报 》2025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