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时代意义、实践要求等作了系统论述和深层解读，在论及“第二个结合”时明确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在“两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精神动力。“第二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内在关联，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具有更为直接的关联。探讨“第二个结合”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出场语境

要对“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理论命题展开深入研究，首先要把握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实质和出场语境。

（一）文化主体性的内涵

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理论体系中。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关于主体性的研究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主体性的概念，但其主体性思想以一种潜在的、内隐的方式存在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新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对主体性问题进行阐发，为认识和理解主体性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作为考察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将主体性放置于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就表现为人在对象性关系中的“为我性”或“自我性”，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作为现实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认识对象、改造对象，人的主体性也就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得以体现。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体性思想，可以得知，主体性在本质上讨论的是一种关系范畴，且在这种关系范畴中主体能够让外部世界为自己服务。

讨论文化主体性，也应该从关系范畴的维度进行考察。这种关系范畴，既包括文化主体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也包括文化主体与作为客体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文化主体性就是指文化主体在这些关系范畴中均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自主地运用各种文化资源为自身文化传承和创新服务。基于此，可将文化主体性的概念界定为：特定国家或民族在其生存发展实践中能动地运用各种文化资源为自身文化传承和创新服务的特性，具体地呈现为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依据这一界定，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民族在自我生存发展实践中能动地运用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各种文化资源为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服务的特性，具体表现为中华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近代以来面临的挑战

中华文化积厚流光、源远流长，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以一种嬗变式的自我延伸不断巩固和彰显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然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巨大积累的对比优势中成了“世界历史”的“主宰者”。与之相应，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挑战，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形势下，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优越心理受到严重冲击，中华文化的价值受到了部分国人的怀疑，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出现了动摇。这种文化主体性上的窘境在我国具体表现为，部分国人不能自主地运用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各种文化资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服务，在文化发展实践中缺乏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由此引发了思想文化界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化论争，即“古今中西之争”。

我国近代以来的大规模文化论争，按其演变的时间线索看主要集中于三个阶段：一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冯桂芬、郑观应、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调和论。二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一时期，梁漱溟、张君劢举起了“东方文化派”的旗帜，胡适、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论断，陈立夫、陶希圣主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鲁迅则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是 20世纪80年代至 90年代，这一时期的思想流派大体可分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等。100多年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实质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不管是学衡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持“全盘西化”主张的文化激进主义，都是围绕文化主体性问题所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历史地看，不同流派之间的文化论争对“中华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如果长时间反复陷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泥淖，则无法清醒地认识自身文化，也难以科学合理地对待其他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在中西文明交流中陷于被动。

（三）中国共产党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历史使命的担负

不同流派由于其自身局限性，都无法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也无法真正找到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围绕“古今中西”问题的长期论战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局面，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担负起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分析和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独立、自觉、主动的姿态推动中华文脉的赓续，不断打破部分国人“精神被动”的困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同时“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更好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对待“古今中西”文化问题，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力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毅前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同时坚定文化自信，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同样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文化土壤，注入了精神动力。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借鉴，并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融通、结合、创新的基础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让中国共产党人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习近平提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和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博弈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更加频繁的情况下，更加需要立根坚定，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总而言之，新时代背景下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有其特定的出场语境。历史上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国人在面临民族精神危机时以一种较为被动的局面对中华文化出路的思考，而当前讨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则充分彰显了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一方面，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创造了宝贵契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巩固和挺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文化传承发展实践中进一步坚守独立性、增强自觉性、发挥主动性，自主运用各种文化资源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第二个结合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

对于“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一）从理论逻辑看，“第二个结合”具有在实现思想解放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党历来重视思想解放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自身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有明确的定义：“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可见，实现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够打破旧的思维框架的束缚。“第二个结合”正是通过打破旧的思维观念的束缚，从而在破旧立新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文化思潮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禁锢和误导，在此境遇下，部分国人在文化认同问题上表现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倾向。这种“新—旧”“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使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一度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个结合”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化解了百余年来关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文化论争，有力破除了各种思想潮流对国人的思维束缚，推动了思想解放。通过结合，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鉴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从而对传统文化做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同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能吸收人类已有现代文明成果，又能够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性生成基础的威胁，使中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因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可以实现对中华文明的接续与更新，还能够发挥对西方文明进行文化祛魅的重要作用。“第二个结合”让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能够自主运用各种文化资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服务，既能融汇古今，又能贯通中西，真正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有机衔接，从而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有力地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从历史逻辑看，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程

在“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第二个结合”直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通过“魂脉”与“根脉”的结合，推动了中华文脉的重塑绵延。历史地看，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巩固、挺立和彰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果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被初步提出时，就包含了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民族的”这一属性被置于首要地位。在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时，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他进而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这一观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自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以苏为师”这一传统观念对党内外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精神，批判“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的问题。1956年 4月，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围绕“第二次结合”，党在文化建设工作上展开了一系列实践探索，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过程中得到蓬勃生长。这一时期，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创造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主张，陆续出台一系列文化政策，优秀文艺作品和大批文化人才不断涌现，极大地繁荣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邓小平系统阐释了如何结合新的实际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的一切好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要运用一切优秀文化资源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江泽民深刻把握新世纪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作出了积极探索。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要概念，对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增强文化自信等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习近平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党的二十大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和场合，习近平多次阐释“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内在机理、重大意义，并对“第二个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作了专门强调。“第二个结合”的孕育和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自觉主动让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得到巩固，而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脉最集中最经典的传承和延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新的实际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主动和思想自觉，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有力地彰显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三）从现实逻辑看，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里的新文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而各自发生新变后，在交融共生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并反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在此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不断得到巩固。

一方面，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实现了对中华文明有机体的生命接续，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人类文明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同样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一规律，它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走出来，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它也是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当代存在形式，与现代化交相辉映、共生共荣，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接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形态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也有力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另一方面，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推动了中华文明有机体的现代转型，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所谓“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新文化，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属性，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特性，同时又是二者有机融合、相互涵摄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的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而形成了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和文明使命。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因其固有矛盾难以克服人类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而新的文化生命体成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突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以其先进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单一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信，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同时也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文明前景。

三、以“第二个结合 ”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路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号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应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让中华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融通中持续巩固。

（一）领悟“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思维方式，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从内容表现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但从思维方式看，内含了古与今、内与外、理与实相互关系的辩证法。

坚持古今相承，在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辩证统一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如何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每一种文化在自我发展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出现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处理好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从而在文化传承发展中表现出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偏向，要么视传统为珍宝不加鉴别全盘固守，要么视其为敝屣严加批判予以全盘否定。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和极端的，在非此即彼的僵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难以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正确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的关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内外相契，在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历史证明，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性是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保持自身发展独立性的同时主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加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换句话说，应在坚守民族性的基础上兼顾世界性，做到鲜明的民族立场与开阔的世界眼光相统一。

坚持理实相通，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伴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进一步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特殊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但要注意的是，“两个结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第一个结合”侧重于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第二个结合”侧重于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能只着眼于文化本身，还要考虑中国的具体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将文化的传承发展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依据新时代的实践主题和任务要求推进文化建设工作。

（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引领着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在以下三方面着力。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和重大创新观点，解决的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力量和发展方向问题。对文化建设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以确保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新时代文化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全国人民，巩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牢牢把握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大局和方向，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等方面坚守好原则和立场，不断提高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既从理论层面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也从实践层面指明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路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要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超越，自觉、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要做到固其根本、浚其泉源，又要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从而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目的。同时，还要以时代问题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找准历史纵深和现实关切之间的交汇点，在回应时代诉求和人民需求中不断创造出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拥有引领民族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如何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构建起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关乎一个民族对内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对外的传播力、辐射力。因此，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夯实自信自主自强的文化基础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应认真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审视世界格局变化，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实际出发，自主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三）运用“第二个结合”助推思想解放，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面向未来的探索中，应继续以“第二个结合”助推思想解放，通过不断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要敢于打破思维禁锢，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部分国人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表现出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失去了文化自信，一谈到现代性和现代化立即搬用西方话语，一谈论现代文明立即联系到西方文明，这种丧失主体性的认识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第二个结合”，首先打破这种思想禁锢，打破“现代化 =西方化”的僵化思维，彻底破除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迷思，走出思想认识的死胡同，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发展空间。

要坚持“破”“立”结合，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第二个结合”破除了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扫清了思想障碍。在此基础上，要坚持“破”与“立”相结合，立足新时代的实际持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牢固树立起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有了这种主体意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我们就能够不断重塑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牢固树立文化主体性，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来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精神力量。坚持“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让我们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而有力地作用于思想解放，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不竭动力。因此，要继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断返本开新，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精髓，并依据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

（四）发挥“第二个结合”内蕴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彰显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大的文化力量，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找到了向前延伸的方向，即通过与马克思主义“魂脉”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进一步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作用，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和精神支撑。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是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不断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营养，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又赋予古老的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因中国式现代化而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的宏阔文化视野，从历史长河和文化比较视野看待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未来，以更加昂扬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解决全球现实问题中彰显中华文明智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不断增加，而西方文明在应对人类社会面对的危机和挑战面前表现出了文明局限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底蕴，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结晶，彰显了有助于人类大同的中国智慧，为人类在应对历史变局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刘力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陕西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张先花，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