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战而不屈”的文化战士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既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首批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中唯一的新闻出版界人士。邹韬奋爱祖国、敢斗争，在鲁迅先生葬礼上，他振臂高呼：“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战而不屈”这四个字，正是他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为民立言：以笔为剑守护正义之光。“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这是邹韬奋创办刊物时定下的初心。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五刊一报一书店，他以这些平台为阵地，推动民众思想觉醒。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映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充斥丑化中国人的镜头，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当场抗议却遭殴打关押。邹韬奋闻讯后，第一时间致电捕房严正抗议。在他的呼吁与上海各界声援下，老闸捕房3小时后便释放洪深。次日清晨，邹韬奋带领同事登门慰问这位素不相识的勇者，并在3月9日出版的《生活》周刊刊发《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以犀利笔触痛斥相关方面“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到了极点”，用文字捍卫民族尊严与民众情感。

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耗费巨资建豪宅、迎娶女学生的行径被读者举报至《生活》周刊。邹韬奋见信后当即刊发读者来信。面对王伯群的狡辩，他一面公开读者来信以正视听，一面派记者深入调查，最终查实王伯群利用职务之便的贪污真相。王伯群随即派说客携带十万元对邹韬奋进行贿赂，被邹严词拒绝；面对匿名“警告”，他依旧无所畏惧，坚持刊登调查结果，并直言“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这份不为名利、不惧强权的坚守，正是他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鲜明写照，也让《生活》周刊成为民众信赖的正义阵地。

扎根群众：聚民之力筑牢斗争根基。邹韬奋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斗争的主力军，他的一生始终践行“贴近大众、依靠大众”的理念，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将民众力量凝聚成抗日救亡的磅礴洪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而马占山率领东北边防军誓死抵抗，他在通电中指出：“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邹韬奋深受感召，在《生活》周刊上发起全国性捐款支援活动，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生活》周刊便收到捐款十二万零二十元。捐款者络绎不绝，就连孩童也挤在人群中慷慨解囊，一位“粤东女子”更是将二万五千元遗产委托邹韬奋转赠抗敌部队，卖菜小贩、挑担村夫也主动递上辛苦挣来的角子和大洋，群众的赤诚之心，成为抗敌斗争最坚实的后盾。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日夜赶制增刊，全力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眼见十九路军伤兵从前线大批撤退，医院严重不足，邹韬奋当即决定开办“生活伤兵医院”救护英勇将士。招聘启事一经刊登，有志青年踊跃报考。3月4日，“生活伤兵医院”正式开院，这一善举得到了读者们的热情支持，更让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深受鼓舞、倍感温暖。从发起捐款到创办伤兵医院，邹韬奋始终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既凝聚了斗争力量，更彰显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与爱国热忱。

智斗明辨：以策为刃提升斗争效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邹韬奋注重策略方法，灵活应对，以取得最大的斗争效果。在舆论宣传斗争中，邹韬奋采取“以大众喜闻乐见为抓手、以抗日救国为主线”的策略，让进步思想广泛传播。《生活》周刊在1931年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在宣传反蒋抗日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邹韬奋：“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由于刊物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反动势力不断地对邹韬奋威逼利诱，他则采取立场坚定不妥协、应对灵活有章法的斗争策略，一次次化解危机。1932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召见邹韬奋，要求《生活》周刊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面对威逼，邹韬奋没有硬顶硬抗，而是以“聚焦抗日核心”为突破点，坚定表明立场：“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他与胡宗南激烈辩论4小时，始终紧扣“抗日”这一全民共识的核心，让对方无懈可击，最终胡宗南无可奈何，只能僵硬握别并告诫“请先生好自为之”。

由于《大众生活》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当局分裂倒退行径，引发国民党忌惮。特务头目刘健群、张道藩借诗人邵洵美之邀与邹韬奋深夜会面，张道藩空谈3小时企图拉拢，刘健群则抛出法西斯谬论并赤裸裸威胁：杀一个邹韬奋，绝无问题。面对软硬兼施，“生死早置度外”的邹韬奋坚决回绝，直至次日凌晨仍让对方无计可施。不久，青帮头子杜月笙提出奉命“陪送”他赴南京见蒋介石，承诺保障安全，邹韬奋深知其中有诈，没有贸然拒绝，而是先与救国会同仁商议，再果断回绝，既避免了单独应对的风险，又坚守了立场，让杜月笙无奈而归，也让赴南京接站的戴笠空等一场。

初心如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4年6月，邹韬奋因罹患癌症时常陷入昏迷，偶有一天神志清醒，他对夫人沈粹缜如是说：“过去在重庆，我已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虽然不会使用枪炮作武器，但是我能用锋利的笔尖，挑开国民党无耻阴谋的黑幕，号召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敌人，那时我还能起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助手的作用。我要在敌人的地区内坚持斗争，不愿就此离开。”这份对党的赤诚与对斗争的执着，贯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写下遗愿：“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中明确答复：“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为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从为民立言的正义守护者，到扎根群众的力量凝聚者，再到智斗强权的不屈斗士，邹韬奋用一生的奋斗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做到了“死而后已”。

（来源：《学习时报》2026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