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脉”与“根脉”的对话及其思想效应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契合的前提是“对话”。这种对话包括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两个方面。那么，两者是如何对话的，这种对话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效应呢？

一、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马克思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就始终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来看，20世纪初，资产阶级学者就介绍过马克思主义。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视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并将马克思的观点概括为：“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撰文介绍“德意志社会革命家”时，描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还引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十条措施，将这些措施视为“马尔克所取救济之策”。当然，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系统、完整地认识和把握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简单、粗浅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比附的前提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就说：“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梁启超也认为社会主义的“言论颇耸听闻……吾中国固夙有之”。

具体而言，当时一部分中国人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了各种思想资源来比附马克思主义。比如，有人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安民”比附马克思主义。晚清报人蔡尔康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安民新学”：“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在蔡尔康看来，封建统治者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安民”，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安民”，因为马克思为了解决社会“贫富对立”问题才创立马克思主义，而社会“贫富对立”问题得以解决，统治者“安民”的目的自然也就实现了。所以，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安民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安民学说”，即“安民新学”。这种解释将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比附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理论。也有人以中国传统的井田制比附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引用了王莽建国时的律令和宋代苏洵的观点后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比附共产主义的观点则更为普遍。

以比附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可以拉近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不容易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易被假托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观念所惑，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很难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人的认知总是以已知为前提去认识未知。传统文化作为已知，是我们认识未知文化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在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根据已有的话语概念、思维方式、认知图式去认识它。这样就存在悖论：作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传统文化，但是用传统文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可能落入比附式理解的局限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则更为系统、准确，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党内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教条化倾向，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样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论断，并提出“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解决比附式理解所带来的悖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第二个结合”的表述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我们党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优秀特质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也只有用这种“优秀”内容才能正确理解、对接“基本原理”。以这样的思路看待契合，可以发现，契合强调两者精神实质的相似。比如，大同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一个出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出自马克思主义，两者的表述、内涵有很大差异，但其中包含的人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这种相通不仅是观点的相似，更重要的是精神实质的相通。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华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参照，去不断发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与之契合的精华之处。马克思主义内涵丰富，但其中既有“今天还是正确的”部分，也有“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的部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主要表现在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如果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或者封闭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会遮蔽其精华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也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过程中生成和丰富。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视角，更是内容，让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更加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因此，“第二个结合”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论。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的认识，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之处。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时至今日，我们能更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但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不如此。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尖锐，具有强烈反封建取向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加之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理解倾向，如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机械的进化史观，倾向于用“现在”否定“传统”。所以，当时人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剖析中华传统文化时，自然会将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于抨击中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即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阐释文化的性质和变动。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不同经济社会形态就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形态的文化，有落后的、需要被批判和否定的一面。这就导致当时人们在理解传统文化时，只关注文化对经济的依赖性、对应性，强调文化的变动性、发展性，而不关注文化的稳定性、普遍性。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当时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是初步的，也不全面。总的说来，基于这种片面性的理解去认识文化时，就有可能陷入“只讲变不讲常”的误解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上的升华、实践上的提升。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因为“基本原理”区别于马克思的个别论断，更区别于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在说明不是用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更不是用种种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脱离经济社会形态束缚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常道”部分。1935年，张岱年在《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中就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只有用辩证法，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也就是“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这里谈到了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三对关系。其中“文化之整”是指文化的整体性，“文化之分”是指构成文化整体的元素；“文化之变”是指文化发展具有变动性，“文化之常”是指文化的永恒性；“文化之异”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之同”是指蕴含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之中的共同性。从这个角度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常”“同”的部分，特别是“常”的部分。这是因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变革，有时还有质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也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形成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文化之间也具有共性。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的理解来说，如果把唯物史观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把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解读成文化形态同经济社会形态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既有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也有文化具有反作用、文化具有独立性的观点。既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又坚持文化的独立性和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这才是关于文化的辩证法，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避免掉入“只讲变不讲常”的误解中。所以，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常道”，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对话的思想效应

“第二个结合”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等同、都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硬凑在一起，也不是说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但分别基于自身立场认识对方也不等于就实现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在对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两者的契合性，又在契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结合。一言以蔽之，契合是对话的结果，又是结合的前提。既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那么，什么是高度的契合性呢？

首先，高度契合性体现在两者具有相似性。从直观理解来说，契合就是两者具有相似性，存在共同点，前文所述的比附式理解就是建立在两者具有相似性、共同点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点。“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第二个结合”提出以后，学界大量研究成果聚焦于此。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思想具有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立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异化生存状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观点具有相似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哲学的使命是改造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强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具有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关注人、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关注人，不管是仁义礼智信，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强调以人的发展为基础推动社会发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一些具体观点上具有相似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相似性？如果采取列举的方式来说明，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但两者具有众多相似性毋庸置疑。

其次，高度契合性体现在两者具有互补性。相似性关注两者的共同点，互补性意在指明两者具有差异性。当前理论界在研究契合时，往往把契合等同于相似性，很少提及差异性。事实上，两者具有差异、能够相互补充也是契合的一种表现。从性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产物；从地域上说，马克思主义直接产生于欧洲，中华传统文化直接产生于中国；从时间上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华文明则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两者具有极大的不同，但这不等于两者互斥，更不等于“水火不容”。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多样性，不同思想文化之间才有交流的可能和必要。如果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交流也就停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各有优势、长处和特点。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则注重主客体的区分，强调主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大同世界的构想，马克思主义则阐发了通过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更好满足社会需要的路径。不过，与相似性的列举一样，我们也很难穷尽差异性。

再次，高度契合性体现在两者具有共生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任何两种文化之间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不仅限于此，两者的契合更体现为共生性。所谓共生性，也就是两者相互促进、融合发展。通过“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两者都是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理论表达，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相伴相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的关系来说，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胜利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人们在看到这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时，才会看到这个国家背后的传统文化，这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可能。比如，关于“小康”概念，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兴盛才家喻户晓，而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才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激活了这一概念。面对同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认识可能截然相反。近代以来，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我们会反思中华文化的问题。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巨大成功，我们会思考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说到底是对这个文化背后的巨大发展成就和成功实践的自信。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的关系来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新发展，促使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在21世纪发生新变化、呈现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彰显了“风景这边独好”，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来说，不能机械地、静态地理解“优秀”。对传统文化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如何批判、如何继承，并不主要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主要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现实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来说，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即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是我塑的，不是他塑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是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放在那里，我们对其顶礼膜拜即可，而是说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依据去探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的关系来说，前两者以后者为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表达。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对话而彼此了解，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认识到什么是契合，在契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个结合”。反过来，“第二个结合”又作为方法论指导两者的进一步对话，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作者：李双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