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学术进展
2024年，学界研究中共革命史的热情有增无减。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依然独占鳌头，最值得称道的是“旧题新解”。本年度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拓展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新时代党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一级学科建设问题继续被重点讨论，同时史料挖掘和考据文章明显增多。
写综述文章，无论是选择论文还是概括其要旨，都难免见仁见智。本文遴选论文主要观其是否表达新见解、挖掘新史料或有新的研究视角，三者有其一者即被欢迎。概括选文主旨时，突出或只述其主要学术贡献。选文中的挂一漏万和概括其主旨时的断章取义，均由笔者负责。
一、总论
（一）理论与方法
宋学勤、卫玮岑梳理了中共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学学术演进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路线斗争及革命史书写范式，整合了之前关于党史的零散性认识；第二个历史决议推进了党史学的学术化进程，表现在现代化范式的引入、实证主义取向的接续和党史学科理论的建立；第三个历史决议采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模式，在学界发挥了规范引领的作用。民族复兴叙事最大程度地避免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冲突，带来党史叙事结构和理论范式的新气象。党史研究既以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又有其独特的特点。“如果不能清醒认识到中共党史学所走过的独特学术道路，不能对这条道路产生理性基础上的温情与敬意，就无法对自身研究处于何种学术脉络之中生成具有实质内容的批判性反思，也无法明白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背后的内生合理性。”
韩钢、周逸宁从“阐发性原创”“建构性原创”“还原性原创”三个方面发掘和概括了龚育之党史研究的学术经验。“阐发性原创”是对既定结论做出新的解释和开掘。龚育之的“两个发展趋向”不同于“两条路线斗争史”模式的叙事思路和分析框架，它对党史上的不同主张和方针的描述，既不是泾渭分明，也不是始终如一，而是前后变化，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龚育之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延伸出来的新命题。“建构性原创”是提出新的命题或形成新的理论。龚育之提出和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还原性原创”是指在厘清史实、复原真相基础上的叙事或判断。龚育之主张，编写党史应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
针对一些当代中国史论文只是对档案资料简单梳理和复述、缺乏必要史实梳理和理论升华、无法清晰呈现历史事物的复杂结构关系等问题，董国强提出当代史论文应该做到“三清”，即议题清晰、论点清晰、史实清晰。作者强调，应避免史料引用时容易出现的偏向。譬如，直接引用史料虽然能够再现特定语境下的认知、行动和话语，但原始资料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往往有着特定的主观偏好和内在逻辑，它们与研究者基于多种史料形成的重新解读和论述逻辑并不一致。因此，“直接引用过多，反而使得论文的叙述内容交叉反复，杂乱无章，枝蔓过多”。
李里峰认为，中共概念史研究需要梳理党史基本概念形成、译介、传播和演变的全过程，从概念与行动相互关联的角度，深入探讨概念如何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引和策略工具。概念史基本的和最有价值的史料“恰恰是那些上层的、公开或半公开的、传播范围广的资料”。概念史通过检索手段和统计分析获得的史料是去语境化和同质化的，研究者很可能忽略概念形成和使用的时代背景、生产过程、上下语境、作者意图等重要因素，得出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论断。
（二）学科建设
自2022年9月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学界对如何建设和完善这一学科的讨论持续至今。
关于如何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理论，王炳林认为，这一学科理论应由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其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其认识论是对这一学科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功能、资料支撑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认知；其方法论是对指导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系统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根本研究方法，它应包括调查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比较研究、文献分析法等。现在将中共党史党建学单独设置为一级学科，彻底解决了学科定位问题。它就是一门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如何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多数人的意见是以大党史、大党建为主干，下设二级学科应包括“改革开放史”或“改革开放学”。肖建平认为，这一学科的设立有利于打破改革开放史研究“外热内冷”格局，拓宽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域和空间，契合党史与党建相互融合、协同推进的需要。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描述性成果居多、学术性研究偏少；低水平重复性居多、重点难点盲点问题的研究偏少；结果性史料多、过程性史料匮乏，口述和回忆资料多、核心史料和一手档案资料紧缺。”
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四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何志明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二级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底蕴支撑”。因此，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应该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首要位置。这一学科建设，应以 “六个必须坚持”为指针，重温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张静如等老一辈党史学人的真知灼见，强化理论思维、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三）史料挖掘
在史料挖掘及考证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增补修订后公开出版。其主要编者分别撰文对此次增补和修订情况作了说明。熊华源等重点介绍这次增补和修订的“严谨精细和精益求精”。比如，内部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1962年5月12日毛泽东《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一文的注释，将陈宗娥身份错写为“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2016年11月，陈宗娥大女儿陈敦丽看到内部版第10册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内容相同的注释后，随即写信给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这个注释的错误。后经多方考证，证明内部版的注释确实有误，现已订正为：“陈宗娥是江青1929年至1930年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时的同学。这时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
张素华指出，公开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增补的文献，尽量把毛泽东的手稿或经他审定的文稿，以及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稿收编进来；尽量把毛泽东文稿正文中提到的来信、来电、来件等介绍给读者。从增补文稿的数量看，1953年以前的篇目相对较多。例如，内部版收编《关于注意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批语》(1949年12月4日)时，没有加注说明这个批示是针对什么情况提出来的。这次修订时发现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日第二次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上”。这个决定有三个事项：“第一，各兵种司令部组织问题。第二，总参谋部下属各部门组织问题。第三，干部总部抽调人员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伊始，军队系统需要抽调大批干部组建新机构。毛泽东及时指示要注意提拔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他的原话是：“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周炳钦强调，公开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除了增补原文稿内部版未曾编入的文稿外，对内部版出版后发现的问题逐一核校改正，对编入的文稿从疑必考，寻绎辨正。在文稿编辑中，对文稿中有疑之处，坚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订，以确保文稿的准确性”。例如，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落款署时是1956年1月26日，但信封上所贴邮票是纪念中共八大召开的“纪37”号票。这枚邮票的发行日期为1956年11月10日，信封上的邮寄日戳为“57.1.27”。据《人民日报》记载，宋庆龄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先后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访问。综上，可以确认《给宋庆龄的信》署时有误，应为1957年1月26日。落款写1956年应为毛泽东的笔误，编者推测“可能是因岁末年初，对新旧历法记忆混叠所致”。
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革命回忆录是最主要的资料之一，其“史料价值是独有的甚至是唯一的”。游海华提出鉴别和使用革命回忆录的若干规则：利用地方历史大事记、万年历等判定回忆录记述的是公历还是农历日期，并对日期是否准确作出综合对比和分析；当时间(日期)、数字(数量)、地点、人物和其他要素所组成的历史事件出现多种说法时，应以亲历者的回忆尤其是多数人的说法为准，或以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最近的回忆为准，或以回忆录中提到的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为准，或以能够得到其他文献印证的回忆为准，兼以亲历者与历史事件的亲密程度、回忆的详细程度为判断标准，越亲密的、越详细的可信度越高。
李里认为，“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史料的突出特点，是其收录了各地党组织的日常事务类文件。一旦进入党内事务层面，就有可能重新审视革命的实践过程，发现既有研究中的盲点，并发掘新的选题。在使用这类文件时，最好关注两种信息：一是文件反映的具体事务内容，二是文件折射的事务制度知识。通过前者发现后者，通过后者深化前者。比如虽然知道党组织安排“革命夫妻”作掩护机关运作的情况，但研究者很少深入了解与此相关的住机关的制度知识。再如通过失联党员填写的“保证表”，可以了解当时中共对这类党员恢复组织关系时，所采取的审查制度。研究者在运用这套史料集时，不应止步于具体的事例分析，更需要注意其蕴含的丰富制度知识。
针对改革开放政策史的档案开放程度有限、核心史料不足、非核心和高同质性的史料多不胜读的困境，赵诺认为，可以“通过议题选择来找到史料挖掘利用的着力方向”。具体言之，拉长研究的时间断限，把政策演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里，形成对长时段的、完整的“政策链”的理解和解读；拓宽研究视野，关注同一时期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政策群”以形成对主要政策更准确的解释。同时，将改革开放的政策史与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加以汇通，充分兼容各家的“周边史料”。如此，将有助于改变过去政策演变史研究被人诟病的“政策—执行”线性叙事模式。
刘晓晨发现，涉及1945年以后中越关系的开放档案主要集中在河内的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中越关系档案主要在总理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两个全宗。总理府全宗涉及中越关系的档案内容丰富，包括20世纪50年代双方建交、互访、商贸照会的档案，以及越南驻华使馆及其驻南宁、昆明、广州的办事处关于中国和越南华侨情况的报告。日内瓦会议的档案主要是中越双方代表团的会谈记录、备忘录、发言稿、信札和会客日记。越南抗美战争升级后，中国对越南战备援助的文件显著增多，涉及成套设备、医疗器械、广播电台、野战医院，还包括中国援越专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区对越援助的档案。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援越卷宗明显增加。其中有李先念、李强和黎清毅的谈话记录，杜梅、黎笋访问中国，越中边界谈判等内容。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全宗中有关中越关系的案卷主要是1955年、1959年和1961年中国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的档案。
二、党史人物研究
本年人物研究在继续关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同时，出现了一些研究王明、包惠僧和台湾中共地下党洪国式、叶盛吉等人物的文章，成绩斐然。
刘霞聚焦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共创建前后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重新辨析了谁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这一问题。李大钊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创造“新生活”，而陈独秀很早便将革命的目标确定为建立一个“新社会”。从《中国共产党宣言》对“社会”概念的使用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革命观来看，陈独秀更有可能是起草人。
徐光寿、王永芹主张认定“包惠僧中共一大广东正式代表的身份”，因为包惠僧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首任书记，具备代表资格；他全程参与中共一大在上海的六次会议和嘉兴南湖的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一名正式代表的职责；一大结束后，他积极担负党中央交付的各项工作。
张蓝天研究1932年至1936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和其推行的政策，认为王明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并非完全“亦步亦趋”，而是有其主动性。根据1935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公布的“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组建包括一切政党及军队在内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此后，他主动宣传、多方联络，“采用联蒋和批蒋相结合的策略，探索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确立，中共中央对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推动统一战线政策的工作予以肯定。
马忠文发现，1937年6月23日出版的上海海关职员同仁刊物《关声》刊载了《申报》记者俞颂华的演讲记录《陕北之游》，披露了他在1937年4月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过程及谈话内容。毛泽东谈到“阎氏土地村有的主张，说是比他们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彻底，是更进了一步”。关于小红军，毛泽东说：“的确多农民子弟，都是因了在家里过不活，所以跟了跑。”周恩来着重谈了“平民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缺乏平民政治的经验。相关内容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等人的年谱和传记中未有记载。
本年对涉及党史人物的若干史实作了考辨。关于刘志丹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多数学者认为他是1936年4月14日在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意外身亡的。方海兴发现刘志丹应是1936年4月7日牺牲于山西临县三交。红28军入晋后仅经历一次“三交”战斗，即1936年4月6日晚突围途中在临县三交发生的与章拯宇团的战斗。1936年4月14日，红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中阳三交，中阳三交的战斗并不存在。很多红28军成员的回忆，应是因记忆混淆而将临县三交误作中阳三交；刘志丹追悼会召开时，东征战事犹酣，《红色中华》笼统报道刘志丹的牺牲，“应是不便扩散信息之故”；1943年《解放日报》仍写“攻打三交牺牲”，应是因“难以确定刘志丹牺牲地而又未做仔细访求”。张金梅对罗亦农、杨匏安两位革命先烈内容非常相似的诗篇作了考证，认为广为流传的罗亦农《就义诗》应是出自杨匏安的《示狱友》，罗亦农牺牲之际未曾作诗。高洁认为1961年习仲勋作长葛调查时的到达时间应为4月10日，返京时间应为5月12日至16日之间的某一天。习仲勋所倡导的“包总产”是对已经实行多年的“三包一奖”的调整，本质上是一种生产队的承包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有区别，这次调查没有违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
关于在台中共人物的研究更趋多元。林威杰研究了以洪国式为核心的中共在台关系网络。洪国式从被派遣至台湾工作到被捕，前后不过两月有余。台湾的地理条件、区位环境，使得岛内缺乏战略纵深，外地派来的中共党员无法很快融入当地社会。洪国式以已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在国民党海空军高层发展关系，策反的国民党将领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亦不乏投机钻营者。人员的良莠不齐，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另外，战后初期中共在台湾多条线上的组织活动，彼此少有交集，且大都持台湾将很快被解放的过于乐观的态度。赵一顺详细梳理了台湾本地中共党员叶盛吉的人生，将叶盛吉的思想转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少年上学时期，民族意识开始萌生；1941年至1943年间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期间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1944年在船冈军需工厂做战时劳动服务，1945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最终选择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并于1948年9月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仍是学界用力最多的领域，本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呈现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研究时段更为平衡。近年来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的解放战争史研究，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二是对经典议题进行再讨论。这些再讨论大多不是依靠新见史料展开，而是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对史料进行再认识的结果。这说明史料固然是党史研究不断推进的基础，但是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来解读史料更为关键，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尤为如此。
（一）中共创建与大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转向，历来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桑兵认为，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只是面向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启蒙新思潮，五四运动后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走向民间与社会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并希望以此改造全体国民的活动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在转向真正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少年中国学会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助推作用。少年中国学会是“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到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从思想启蒙跨越社会运动直接进入政治革命”。在本年出版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书中，桑兵进一步指出，既往新文化运动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即“用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叙述之前的事实，混淆五四前的新思潮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分别”。跳脱这种叙事逻辑的可行做法，是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合为一炉”，避免将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混为一谈，进而呈现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历史实况。瞿骏将五四运动放入江南地方社会来考察，通过聚焦地方读书人如何获得新文化、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以及如何从地方反观中心等问题，讨论“地方的五四”和“长程革命中的五四”，呈现了另一种五四叙事，不仅使五四有了“更多细腻研究的可能”，更提供了让专题研究“趋于整体和延续的可能”。
苏俄与中国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孟永指出，苏俄宣言引起中国舆论界热烈反应的关键，“在于国人对公理战胜强权、人类互助理想的热烈期盼和对弱肉强食、侵略主义的排斥与防范，并非十月革命模式本身”。陈独秀等人是在互助主义而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框架内来解读苏俄宣言的。概言之，“中共创始人的社会革命转向才是通往十月革命道路的桥梁”。薛小荣讨论了1922年至1924年间中国社会在承认苏俄问题上的争议，认为这一争议实则是中国社会在“为改造中国提供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蓝本”的思想共识之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与改良以及苏俄与西方之间道路选择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俄关系跌宕曲折，更使中国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种种努力也“碎影斑驳，一言难尽”。
关于中共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发展问题，学界讨论很多。王龙飞讨论了建党初期中共的组织发展历程。建党初期，中共并未急于扩充党员，而是一再表明要慎重选择志同道合者。直至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才决定将自身由“宣传小团体”改造为“群众性的党”。中共庞大的组织体系之所以能够快速成形，既与其自身的组织发展思路变化有关，也得益于现代交通通信的发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营造的时代氛围。龙伟、徐洋以书报的发行和流通为例，讨论了中共早期的信息流通问题。中共早期依附旧有社会信息系统建立的信息流通方式，存在着通讯滞后和指挥不畅等问题。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未尝不是早期党内信息流通不畅难以有效组织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建立的党内“交通网”，不仅保障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通达，也使各根据地成为一种外在于传统社会的独立空间。
王才友立足浙江东阳，讨论了中共嵌入地方社会并推动地方革命发展的动态进程。中共借助宗族、学社、教育资源等地方社会元素嵌入东阳，在推动中共组织实现地方化的同时，给东阳地方革命带来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鲜明特质，使其在大革命失败后仍能凭借“重建国民党左派”的方式推动地方革命的发展，没有呈现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具有浓厚“统一战线” 特征的地方革命实践，凸显了中共革命的区域差异和多元发展路径。瞿骏以返读经典的方式，同样强调了中共创建史乃至中共革命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区域差异问题。从中共成立至中国革命成功，中国的地域差异和由这些差异塑造的力量格局都对革命的拓展有重要影响，如果不能认识这一点，则“中共革命的前途就不会得到正确的解释和把握”。郭呈才、闫舜尧在直隶南部中共革命的研究中发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未使国共双方在这个区域的合作关系遽然断裂。在上级严令禁止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的地方党务人员仍然抱着一起革命的朴素想法在继续合作。这既缘于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渗透，也与中共上下级组织的沟通不畅、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双轨体制有关。
在中共早期的组织发展中，党团关系是近年来的学界关注热点。闵心蕙以俄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始手稿为中心讨论党团关系变动。既往研究大多将这次大会视为党团关系从“协定”走向“服从”的转折点，但会议记录手稿显示，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闵心蕙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尚未形成以党为主体、以团为后备军的党团关系模式，党团间的组织关系较为松散，组织分工不甚明确，党、团在地方各行其是。张新洲、吕延勤认为，中共早期出现党团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党团双轨制下的体制内竞争关系，这使党团矛盾很难通过降低团员最高年龄界限，以及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与无产阶级化来解决。党团矛盾的最终解决之道，是破除党团双轨制并将青年团纳入党的组织控制体系。吴淼、黄文治聚焦中共浙江党团组织的早期发展，讨论了党团双轨制下双方的组织竞存和发展问题，指出中共党员发展策略由“质量优先”到“数量优先”的转变，催生了党团组织间的人才“拉夫”现象。中共浙江地方党组织尝试从青年团调来优秀分子填补干部缺口，造成了“兼团党员”和“兼党团员”的问题。中央为了缓解党团成员调动的矛盾，虽对此作出明确的限制，却并未避免“党与团在发展对象上的交错与竞争”。
既往学界有关中共发动工人运动的讨论，大多强调中共自身的组织力量。徐迟对1922年浦东日华纱厂三次罢工的研究发现，上海华洋共存、北洋政府各派系互相倾轧，以及地方当局呈现的多层面、异质化的权力结构，为中共在地方权力的“缝隙”间开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仰亮认为，作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果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虽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但其发起筹备、组织运作和革命活动等实践，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二）土地革命战争
李里聚焦组织被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呈现中共如何适应地下斗争的过程。中共通过迹象判断、内线与新闻报道等不同渠道，从外界获取零碎的组织被破坏信息，并将其分析整理为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党内传播。因此，“在中共的组织理念中，组织破坏事件不是简单的消极案例，而是与组织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张蓝天围绕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员“自首”问题，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对中共的政治冲击以及中共的因应之策。大革命失败后，有不少中共党员受各种动机驱使选择“自首”，其中不乏应中共地方组织要求而“自首”，或将“自首”理解为斗争手法、权宜之计者。中共中央通过恢复党内垂直联系、巡视员整顿、经验交流等举措，将“自首”认定为一种客观行为，而非根据动机或后果的具体判断，严格落实了开除“自首”分子甚至予以断然处置等方法。在“中共党内对反革命的高度警觉和对革命的极致化理解”的认识下，“自首”行为最终被归入了“政治叛变”和“反革命”的范畴。
大革命的失败虽使中共的革命重心发生转向，但推动工人运动仍是中共各级组织的重要任务。万义兵讨论中共在苏区初建工会时固守城市革命经验，以阶级意识作为吸收会员的标准，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工农群体无法加入，在削弱工会组织影响力的同时也使苏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产生裂痕。在遭受挫折之后，中共又将工会会员标准转换为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主，推动苏区工会从阶级工会到革命工会的转变。侯竹青围绕“无产阶级”概念的变动，讨论中共在探索并实践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过程中，如何将“无产阶级”概念的指涉对象扩展到雇农，并通过合理调整和补充、定义“工人”的经济社会标准，最终将“无产阶级化”的衡量标准从“以成分为主转变为以思想为主”。
关于这一时期中共土地、财政政策研究有不少新成果。杨泰龙指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政策是指调剂收获量，目的是实现收获量的等同；“抽肥补瘦”才是调剂田亩的类型、远近、大小。因为苏区分田需要优先考虑的是田地的收获量而非面积。魏少辉援引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报告指出，苏区内部可供分配的私有土地并不充足，这使农民借助土地分配改善生活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更遑论支持战争。刘魁指出，中共初建苏区时采取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只是一种应急之举。为实现持续的财政供给，苏区中央政府尝试征收货币税和实物税，但都无法满足革命战争的巨大财政需要，公债和借谷由此而生，造成了农民怠耕和商人怠工或歇业。最终，“阶级色彩鲜明的筹款方式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和商人逃离苏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区的财源，影响了战争经费和行政经费的持续供给”。
苏区的经济困难在影响革命供给的同时，为中共以苦难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提供了切入点。梁馨蕾关注苏区时期红军部队中的草鞋编织历史，强调中共在革命战争中用草鞋武装双脚虽是客观条件制约下的被动之举，却在后来被赋予了艰苦奋斗、军民情深的内涵，将具象化的草鞋编织塑造成抽象化的历史记忆。
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仍在推进。蒋建农指出，长征不是仓促无准备的行动，而是把持中央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主动作出的决策。何友良指出，长征的决策在出发前半年就已议定，是中央基于国际国内环境并分析权衡敌我形势后作出的正确判断，“不能因为此决策由‘左’倾中央作出而避而不谈甚或轻加否定”。何志明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的发展使共产国际有了成立中央西北局以统筹对川陕苏区援助的建议，虽然最终没有落实，但其传达到中共中央的信号，成为长征途中的重要方向性指引。黄正林指出，发生在环县境内的山城堡战役是红军长征结束的标志。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红一、红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后，国民党军仍然围追堵截，直至山城堡战役后，三大主力红军才真正实现会师，结束战略转移。
（三）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史在历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直是热门领域，本年也不例外。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济问题是近两年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王春英认为，华北根据地通过建立贸易统制制度并借助公营贸易网络实现了对敌的反封锁。根据地的经济干部参与村庄政权建设，扩大了根据地税收来源和兵源。
许俊拯发现，贸易统治制度的建立间接造成大量走私行为，走私行为的主体包括党政机关团体和普通群众。走私既消解了贸易统治制度的效果，还影响了根据地的税收收入。山东根据地以提成等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群众缉私，并通过缉私教育的方式尽可能消除走私行为。走私行为界限模糊，使群众性的缉私行为经常限于对外贸易的统制和畅通根据地内外经济交流的张力之中。中共不得不在战争观念和群众观念之间寻找平衡。
钟钦武研究了北海银行管理体制调整过程。初建时的北海银行采取的是股份制的组织形式，银行的企业经营性大于政府职能性。在战时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根据地政府不得不通过政企合署办公的形式，加强政府对银行的管制。在根据地连接成片后，北海银行的管理最终定型在政企不分的模式上。这种管理模式使北海银行集政治性与经济性、革命性与商业性于一体，并兼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特色，成为此后中共建设全国统一银行体系的雏形。
游海华讨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如何通过税收提供军事供给的问题。1940年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成立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意味着中共领导的东江民众抗日武装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游击队所属第五大队遂在护商名义下创设税站，对在宝安与香港之间交通要道上的来往货物课以税收。此举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财源开辟提供了思路。循此思路，东江根据地在之后的抗日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三级税务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担负税收职能，还兼有护商、宣传、收集情报和对日占区封锁等多重任务，有力支撑了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黄正林讨论了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转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为了应对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和日军扫荡，采取了发行货币、运粮和运销食盐等措施。这些措施加重了民众负担并造成干群和军民关系的紧张。在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人中出现了是继续发行货币并加强运盐管控，还是收缩货币发行并取消运盐“弊政”的争论。最终中央明确了发展经济才是解决财政困局的根本出路。陕甘宁边区借西北局高干会和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由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也“成功实现由外援依赖型财政向独立自主型财政的转型”。
中共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是抗日根据地各项经济政治政策得以实施的组织基础。赵诺指出，在1938年春季中共组织大发展之前，中共已通过恢复或重整地下党组织，大体搭建了华北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基本框架。这批原本处在党内较为边缘位置的干部，未与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有太多牵涉，地下党的经历又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少，因而更能适应革命的新形势，并成为1938 年春夏中共华北敌后组织大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马思宇指出，抗战初期，中共通过党团制度逐步推动根据地的群众组织由综合性的过渡组织，转变为以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常规组织，并确立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但实际运作中的党团制度出现了党团包办群众组织的现象。中共虽寄望党团制度能推动和平衡“三三制”的施行与发展，但多数规定都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党团运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王龙飞的新著讨论了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武装体制在太行根据地的发展演变及运作机制。中共武装在太行根据地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得益于民兵的动员。作为战时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兵的发动不仅实现了中共军队生长于民众的目的，更使军队能与社会结合为一体，通过兵民协作、兵民融合的方式，“共同构成‘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全民皆兵”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军事力量的可持续发展”。在更为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在深度改造、重组社会的基础上帮助中共渡过抗战难关，也为其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李国芳指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旨在接续“一般民主”的理念，推动以工农阶级民主、议行合一为核心的苏维埃制度，转向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议行并立制约的制度。但是议行制约并立的核心特征，使其与中共向往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追求的民主制度都存在相当的距离，以致在现实中难以全面落实，甚至出现立法权缺位、行政权替代立法权的现象。如此“与理想冲突，与现实扞格”的制度“显示出很大的张力和不确定性”。此后，虽经过调整，参议会制度还是在法律规定和实践效果上，都呈现复杂而矛盾的样态。
在近年来的抗战史研究中，新四军以及战时国共关系受到持续关注。陈力讨论了1938年中共领导人“恢复国民党党籍”的问题。他发现，提议中共领导人“恢复国民党党籍”，并非国民党中央出于“联共”或“溶共”之目的精心策划的行动，而是个别国民党元老独立提出并有人附议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该提议是程序失误酿成的乌龙事件，实则隐含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复杂政治博弈。中共中央认为该提议利大于弊，并将跨党作为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国民党中央则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否决了这个提议。
李雷波以平江留守处的存续和变迁为线索，讨论了战时国共双方在县域社会中的博弈情形。平江留守处通过组织“破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拓开中下层统战的活动空间”。这样的日常抗战行为，因应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抗战需要。尽管如此，留守处还是在中央军、杂牌军和地方保安团交织的特殊政治环境中改为通讯处，只是仍然因为无法应对突然袭击而难以存续。
郭洋指出，1942年虽为战时国共关系较为缓和的年份，但地处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却因国民党军队的持续攻击遇到了建军以来的“至暗时刻”，为此不得不进行了两线“反顽”斗争。这说明“‘三次反共高潮’的叙事框架不能完整反映战时国共关系的全貌”。
郭辉讨论了1942年中共为缓和国共两党关系，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日军“扫荡”和国共关系紧张造成的根据地困难，使中共意识到改善国共关系的重要性。中共在根据地建设中实施了坚持“原有根据地”，并从物质上减轻民众实际负担的政策。与此同时，为增强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共提出战后建国方针并进行广泛宣传。这些政策调整在助力中共有效应对根据地面临的极端困难的同时，强化了根据地建设与民众的联系，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陈佳奇讨论了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皖南事变后，美国政府结合驻华使馆的报告和特使访华了解的情况，作出了中国不会爆发内战的判断，并据此实施了“有限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这虽“为其应对多变的国共关系创造了较为充分的转圜空间”，增加了对华外交的灵活性，却难以满足其在不同阶段的外交需要。与此同时，国共关系“调处者”和对华关系“援助者”的双重角色，使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未能走出自相矛盾之境。这种情形既“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了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左双文、陈柏成和盛差偲从国民党视角讨论了同期的国共关系。左双文、陈柏成指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敌后的展开及快速发展，使国民党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将提防和限制共产党当作了最核心的几项要务之一”。此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重提“防共限共”，并在各地推行反共政策的源起。这些政策最终都没有达到预期，原因之一是战时国民党陷入了“既要对付和压制共产党，又不能全力以赴地、彻底地摆出阵势来对共产党全面开战”的矛盾和困境。由此，国民党只能看着共产党一天天发展壮大，并日益失去控制。盛差偲认为，通过借鉴中共组织制度，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有了不小的发展，体现在党员数量与代表性的提升，以及党员训练和组织生活受到的重视。然而，固有政治文化的束缚使移植而来的中共组织制度与国民党的既有组织体系格格不入，最终未能发挥“起死回生”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中共在积极推动国内统一战线的同时，在海内外积极扩展国际统一战线。孙杨讨论了中共利用香港特殊地位争取英美支持和援助，并推动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落地实施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通过派遣游击队的方式成功在香港开辟了港九游击区，从而立足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连接点，与英国合作实施国际大营救，与美国通过情报合作制敌，进而推动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落地。孙杨认为，中共在香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最终虽然因为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以及英美的政治转向而被迫终结，但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对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四）解放战争
在近年来的解放战争史研究中，中共如何在新区立足成为热点话题。黄道炫借由蔡迈轮日记所记的陕县岁月，呈现中共初到新区遭遇的艰难处境以及政策调适过程。解放战争初期新区开辟的艰难，既源于这些地方大多有继续维持统治的国民党政权以及强大的地方武装，也源于中共政策失误造成的冲击。就陕县的情况看，“急性土改”造成的脱离群众明显加剧了新区开辟的艰难。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开辟新区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人力不足。为解决新区开辟和建设中的干部匮乏问题，中共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南下。刘志鹏、李健魁指出，被抽调干部受个人思想认识以及亲情、乡情影响产生顾虑。在山东解放区，打通思想认识的关键，是解决南下者对家中生产等实际问题的担忧。董昊指出，大批干部南下造成解放区的组织困境，山东解放区出现“要害部门与专业机构内的干部尤为缺乏”的局面，以及新干部“怕南下”和老干部“盼南下”的情形。
孙小蕾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依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开始实施黄河渡口复堤工程，希望以此构建正面形象。与此同时，美国视黄河工程为其“全球粮食复兴”构想的切入点和人道主义的外交工具，将工程纳入对华援助范畴并交由国民党当局自行办理，但国民党将工程实施和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相连接。在此形势下，中共借助交涉、舆论与军事调配等途径争取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在掣肘美国对黄河工程干涉的同时破坏了国民党军的“黄河战略”。
刘一皋在其有关抗战胜利后北平地区学生运动行为研究的新著指出，既往的学生运动史研究，要么囿于革命史的视角，“使历史解释渗入过多的人为塑造成分”，要么“以政党斗争取消学生运动”，使“学生的位置被忽略或被掏空”。刘一皋以学生为对象，通过对学生集体行动而非认识、主张和政治意识的实证研究，揭示学生运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历史惯性。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造就了学生运动的频繁与多样，也使作为重要政治参与内容和形式的学生运动，既具有特殊性又缺乏稳定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势力对学生运动的渗透以及其中的利益交换，加重了学生群体的分化，并“导致了学生运动行为方式的滥用”以及“运动的低俗化”。
李在全指出，中共在1949年2月废除国民党当局颁布实施的“六法全书”，主要缘于其在国共和谈时期对国民党“伪法统”的否定，以及推动新解放区适用中共的政策、决议、指示等进行审判的现实需要。新解放区并未如设想般援引中共的政策、决议作审判依据，这在新旧司法人员中都是普遍的情形。这种隐性影响持续存在，使“六法全书”成为后来多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中的禁忌。
与前述聚焦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不同，陈颖佳和肖铁立足较长的历史时期，分别讨论了近现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和知识分子的群众书写问题。其中陈颖佳关于近现代中国电力工业研究的新著，将电力基础设施视作制度韧性的来源之一，希望以此动摇“以政治领导人领导的革命运动为焦点的线性历史进步观”。陈颖佳认为，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电力既影响了诸多角逐近现代中国命运的政治力量的兴衰，也推动了历史变革的发生。肖铁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群众书写的讨论中指出，知识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用语言文字把群众形象固定下来”，却始终无法成功。知识分子对群众形象的反复描绘，凸显了群众形象的内在不稳定性。这是因为针对群众的书写是各类知识分子话语地位的争夺。浮动的群众形象与各类知识分子文本描绘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保持自身叙述主体和阐释权威之间的焦虑。与此相联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苏州城市学院等学术机构联合相关学术期刊分别召开“从革命到建政：跨越1949”学术研讨会、“星火燎原：从根据地建设到全国执政”学术讨论会，共同提出对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研究，极力倡导贯通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和能力。
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
本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在计划经济、城乡关系、央地关系等热点问题上有了新突破，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还有研究将烟酒糖茶等日常生活史问题纳入当代史进行研究。
（一）社会主义革命
李坤睿、夏鸣考察了北京市建筑工人调配制度的建立过程。1951年，调配劳动力的职责属于劳动部门，但权力并不统一。北京市劳动局只能管束市属企业，无法命令在京的中央或华北行政委员会所属单位。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出现建筑单位争抢工人的问题。1954年，中央经反复考虑后决定“无论建筑单位是否隶属于地方，地方劳动部门都有权统一调配劳动力”。作者认为，在反对行业“无序”竞争与劳动力“盲目”进京等问题上，北京市与中央的立场一致。劳动力调配的管理权统一到北京市，是在中央统筹领导下实现的。这体现出“中央的统一领导并未弱化，地方的统一领导不断强化”的制度演进过程。
李俊杰发现，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的职责基本是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模板确定的。设立计划局的目的是结束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其具有一定计划性。计划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建立一套关于预算、工程计划、投资办法和会计规程的制度，只有如此，计划局才不会成为财政部的办事机构。计划局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特征是追求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站在政治立场上处理经济问题，通过做好计划工作来完成恢复国民经济、调整公私关系和加强公营经济力量的任务。
林超超认为，1953年初的税制改革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对于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而言意义不同。国营商业机构面临的不利局面，不能被简单归咎于税制改革。“五反”运动后，私商的衰落使工商税收减少，国营商业也没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增长。1952年底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与随后的税制改革，都是中央政府从商业流通领域增加财政收入的尝试。市场供应中出现“公退私进”现象，是推行经济核算制的连锁反应。
本年学界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盐务管理机构、行政执法队伍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进展。杜俊华、任婷考察了四川省盐务机构的重组与转型过程。四川盐区由之前的产销二分模式转变为按行政区划分，强化了各行政区的盐务管辖权；将运销职能分给贸易部门领导的盐业公司，盐务管理局只管生产和税收，隶属于中央财政部，顺应了中央统一财经的经济管理。四川盐务管理的革新为之后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盐务管理由“产销分管”走向“集中统一”提供了借鉴。杨强、马陵合以盐务缉私武装为考察对象，探讨国家盐务行政管理、财政治理能力的变化。在走私情况严峻时，盐务缉私武装得以组建并适当扩充。在发动群众协助缉私，教育群众防范走私的缉私策略下，缉私武装的压力随之减轻。在精兵简政的政治要求和统购统销、降低盐税税率的经济政策下，缉私武装最终被裁改。盐务缉私武装的变迁是财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国家财税治理、盐务行政管理能力的提升。
常明明考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家庭副业的发展变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的农村政策发生转向，有些地区盲目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模糊了正当副业与投机商业的界限，导致农户不敢放手经营副业，出现农家收入减少及农村初级市场萎缩等现象。为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国家出台加强家庭副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农业社对社员家庭副业生产也给予一定扶助，家庭副业下滑的趋势得到缓解。但由于合作化运动进程过快，出现劳动力参加集体劳作时间增加、自留地留得过少等问题，家庭副业的发展仍存在若干难以有效解决的困境。
既有研究认为中共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而发动“三反”。郑维伟、闪晶晶指出，增产节约运动与“三反”运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东北局以思想斗争为主的“三反”与中央以阶级斗争方式推行的“三反”运动大有不同。认为高岗最早脱离整风整党范畴，推动“三反”运动的观点，是脱离历史情境的“表面化的主观臆测”。
郭子健考察了茅台酒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品牌角色与功能定位受到政府轻工业布局和工商业政策的多重影响。在酒类专卖的初建期，政府的工作重点并非发展名酒。地方专卖部门和国营酒厂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专卖利税。为达成充实税收的目标，经营成本低、周期短、工艺简单的普通白酒成为关注重点。粮食统购统销后，茅台酒厂配合国家节约粮食的政策，改变操作工艺，造成酒质下降。从经济布局看，发展名产与政府扶持地方工业以平衡城乡和地区差异的思路相悖，但取消名牌却带来一系列质量问题，造成商品滞销和积压，导致计划紊乱，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因此，政府不得不调整甚至重构关于名牌的话语，通过“优质优价”和“特殊原料供应”等措施，为名产提供制度保障。
本年国际冷战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与多边互动受到学者重视。梁志、胡志丁指出，中缅建交前后，历史记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了中缅关系。这一时期的中缅关系还受到英国、印度、苏联等国的影响。1953年，中国开始强调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缅甸也奉行中立主义，国家利益逐渐成为两国交往中更重要的考虑因素，中缅关系由此迅速回暖。姚昱发现，20世纪50年代湛江新港的兴建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朝鲜战争结束后，原经台湾海峡的传统国际运输通道被阻隔，中国政府决定将地理位置安全并有深水良港潜力的湛江开发为新的国际商港，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迎合了彼此经济往来快速发展的需要。姚昱提出：“唯有从国际冷战视野出发，才能充分理解湛江新港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所产生的复杂国内外影响。”杨猛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波兰航运合作的发展历程。在航运合作谈判过程中，波兰政府的态度逐渐从积极转为谨慎、犹豫乃至退缩。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在运力规划、购船款项等方面存有分歧；另一方面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远东海域的航运安全形势使波兰感到担忧。苏联介入后，波兰不得不结束“摇摆不定的谈判立场”，中波航线最终得以开辟。杨猛据此指出，这一时期波兰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因素则相对边缘化，这折射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一致性与国家利益特殊性何者占据优势多有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本质固然是政治合作，但其出发点也存在偏重经济考量的可能性”。
（二）社会主义建设
学界对三线建设初期工业布局的研究，多呈现为“中央主导——地方响应”的单一叙述模式。张杨认为，既有研究忽视了“中央部委与一、三线地方政府之间基于本位理性的互动过程”，在三线建设中，各部委为本系统工业选择布局场所时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这可能超出地方承受的界限，引发地方工业发展失序。地方政府提出符合本地特点的工业发展方案，并尽力与中央的三线工业规划相衔接。最终确定的三线工业布局与地方工业规划高度重合，可见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其提出的建议，补充、修正、完善了中央的三线建设计划。
林升宝考察了上海政府对各知青安置地区进行物资援助的原因、形式、作用及其局限性。这种援助虽然能促进城乡经济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生活条件，缓解知青运动中的多重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运动因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造成的各种内在、深层次矛盾”。
冯裕强认为，由于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公共服务的工分被放在农业内进行分配，国家和集体抽走大量物资，人民公社出现了“工分稀释”的问题。人民公社生产效率低、平均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在公社之外，在剩余产品被过多拿走后，可供分配的产品相对减少，人均占有量自然无法提高。
学界较少关注计划经济时期公营单位之间从事交易的内部市场。周永生考察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期间主导商品交换的“物资对流”原则及其调整情况。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换购，以及参会单位间的对等互惠关系，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商业系统内部商品交换的矛盾，提高了物资流通效率，但也使交易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刘亚娟发现，中共向在学校进修的干部发放人民助学金的主要依据是其阶级出身和革命工作资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固然是干部学生能否拿到助学金的重要衡量标准，而非工农干部也可凭借其更长的革命时间来弥补出身与成分的不足。革命资历成为平衡阶级出身差异的重要杠杆，意味着经历了更多革命历练和运动检验的干部更被信任。因此，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时间坐标，成为对干部进行分类的重要参照。
苏菲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戏曲界“挖角”现象的有效控制仅集中在国营剧团，由于计划管理、意识形态与民间实践之间存在张力，建立在文化市场之上的“挖角”现象难以杜绝。该时期的文化行业并非处于国家计划管理的一元模式中，因为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难以建设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建立成熟的文化管理机制，也就无法为国家意识形态向基层渗透提供有效保障。因此，“仅仅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国家机关的行政手段以及时起时落的政治运动，难以对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文化市场形成长期有效的制约”。
方小平发现，赤脚医生制度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科学化、体系化和专业化使西方医学顺利地进入此前由中医主导的中国村庄，并进而导致中医的边缘化。赤脚医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乡村民众的信仰，促成了他们对西医疗法的接受。西医进入乡村不仅依赖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而且是一个自下而上接受与调适的过程。
新译侯丽的著作着重探讨了大庆如何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地标。作者认为，大庆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大幅削减城市建设成本的产物，其有效性在于能够在条件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持续扩大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几乎所有积累都被转化为扩大生产，消费的减少只能由家庭内部消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模仿大庆的厂区集群，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城区。这种分散的发展模式，可以用最低的人口密度来进行最广的厂区扩张，还可以有效应对战争威胁。
五、改革开放史
本年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热点仍是农村与城市改革，观察的视角、探讨的问题未有明显突破。不过一些新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研究维度因此得以拓展，同时新史料受到更多关注。
（一）新时期改革开放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是本年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该书记述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期间的历史，首次公开了中央档案馆、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档案馆中的部分改革开放史资料，呈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此外，该书在某些历史表述上采用的新视角与提出的新见解值得注意。如设置“旅游业的新起步和新发展”一目，反映旅游业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率先实现突破，推动全国的开放浪潮，并催生所有制改革；关于中共在十三大后探索党政分开的问题，该书呈现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不同认识和疑虑，并从党的自身建设史的角度，对推行党政分开的缘由、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客观论述和评价。
学界有人提出，改革开放的提法不够准确，应该是“开放改革”，即由开放推动和促进改革。杜磊、朱晓艳进一步认为，邓小平主导推动的对外开放，一个重大特色就是高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正是邓小平前瞻性地作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战略决策，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国家。邓小平推动对外开放的另一个特色，是借助华人华侨和香港的优势连接国际资源，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连接的重要节点。邓小平之所以坚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就有把港澳台发展与祖国整体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性考量。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核心逻辑在于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的历史契机，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高科技、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四维互动的内生机制”。
肖安淼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货币多次酝酿发行，又屡次被中央否决的历史。他认为，只有将其放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关系的视域下，才能更好理解这一决策过程。深圳的改革开放，既要平衡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的关系，又要协调与香港的关系。深圳在政治上服从中央领导，在经济上学习香港经验，深港互动的限度取决于中央决策。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央决策时的关键考虑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范围逐渐扩大，地方性的货币改革最终转化为全面性的货币改革，特区货币方案因而被放弃。
养老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议题。吕振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地区机构养老改革政策的推行情况，认为民政部门的核心改革思路之一是通过简政、让利、放权挖掘传统养老机构潜力，以发挥国家包办型机构养老体制的社会功效，“社会福利社会化”并非改革的全部内容。黄岑玥对20世纪90年代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发现，基层民政部门逐步推行的“0—60岁一次性投保”做法侵蚀了县农保的社会保险属性，在降息背景下又引发农民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不匹配的矛盾，陷入多重困境，最终难以存续。
刘照峰发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过程中有三次政策转变：第一次是允许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第二次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农村划分为三类地区，推行不同种类的责任制；第三次是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广泛适用性，双包到户向经济发达地区拓展。作者指出，各省份在政策转变的关键节点各有复杂考量，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对中央政策并非亦步亦趋。这并不意味着各省份的政策与中央不一致，其总体上仍遵循了中央的规定，差异主要缘于中央政策留有的空间较大。
张海荣通过考察1977年至1984年河北省苏寺生产大队记录的“账外账”，呈现改革开放前后基层财务的运作和变迁情况。作者发现，苏寺大队为支出方便及规避税收，将本该列入“公账”(“大账”)的售卖木材和砖瓦收入、购买文娱用品开销、各类劳务支出等收支记入了“账外账”(“小账”)。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社队工副业的起落与解体，“小账”的体量由涨到消。从“小账”的设置与变动中，可以看出处于弱势地位的基层农村，也有其变通求生的空间。由此不难理解，计划经济时期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两本账”为何难以根除。为摆脱此类零和博弈的困局，“‘放权让利’的农村改革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夏林以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山西省怀仁县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历程。在以工副业为主导的农村地区，经济改善主要依赖工副业的发展，基层干部群众缺乏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动力。与凤阳县相比，怀仁县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更不积极。在这类地区，农村改革更多地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只有深刻认识这种复杂性，同时开展更多基于不同类型农村的个案研究，才能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更加全面而立体的认识。”
龚艳、孙佳敏以深圳影视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电影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是从单一的宣传工具走向“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发展。深圳影视公司率先进行“转企改制”，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落实对企业运营的责任；同时，实现了从“生产经营统管”到“以制片为主营业务”的职能转变。这有利于其吸引电影创作的人才，还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制作方向。深圳影视公司虽然拥有时代红利、政策支持、区位优势等有利条件，但由于制片人才储备缺乏稳定性、类型实践浅尝辄止、“厂牌”效应孱弱等原因，最终未完成“香港式”的电影产业化。
（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新时代党史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陆续有文章发表，尝试对新时代十多年来重大问题进行学理化研究阐释。本年有些研究成果颇具代表性。
陈理对新时代改革的特征作了考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侧重于某一方面，如农业、经济、科技、教育等。与之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各个领域。其中制度建设是改革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不得不面对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新时代改革把建章立制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注重“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推动各项制度走向完善。
肖鹏、袁金辉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历程。2013年以来，中央陆续出台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及相应的政策文件，涉及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政府职能转变等多方面。这些方案和政策探索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开放模式，推广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制度创新成果，如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数据跨境流通创新试点、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这些探索使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发挥了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和改革高地作用，使营商环境得到持续优化。
杜博士、吴宗法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研究指出，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无法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但其对于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社会进步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科技创新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向上游攀升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世界各国围绕高端科技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中国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短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
2024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延续了追求史学本原的特点和趋向。一方面，史料挖掘、史实考证的研究，日渐成为党史研究新的发展动力和学术生长点。另一方面，对史料的利用和解读更趋多元和深刻。本年有多篇文章在研讨党史研究中的经典或“旧”的议题时，尽管引用的基本上是常见史料，但通过对这些史料的重新编排和解读，得出了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新见解和新认识。这说明，多元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对史料的重新想象和解读，在史学研究中不可偏废。
有位党史专家曾自信地说，只要给他比较完整的史料，就能基本上还原历史真相，反之亦然。在他看来，还原历史真相是史学家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任务。有人将此理念概括为“只说事，不说理，理在事中”。也就是说，党史研究中得出的“理”应该以历史上的“事”为基础。“事”若不真，“理”则谬矣。所以，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就是追求真理。
尽管史学研究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同样的史料不同的史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只要遵守史学研究的一般规范，就能有效地约束对史实的任意建构和对史料的过度解读。以下四点，或许对史学初学者来说有些许助益。
其一，尽量搜集、挖掘完整和多元的史料。若关键史料缺失，史学家通常做法是暂时搁置或放弃本项研究，而有些学者却不太在意史料的完整和多元，其研究的目的不是或不完全是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做法就不太符合史学规范了。
其二，按照史料的时间顺序编排大事记，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逻辑去解读史料、建构史实。据此方法写出的历史，尽管不同的作者会写出不同风格的论著，某些史实也还会有些出入，但其基本史实不太可能与历史真相完全相左，甚至可以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其三，切忌生搬硬套某些新概念、新框架、新模式。有的年轻学人将史料的时间顺序打乱，去迁就和满足所谓“分析框架”“叙事结构”“运行机制”，写出来的论著不像学术文章。在引用原始史料时，有的初学者想当然地用当代话语去概括史料，以使其更加符合作者论证逻辑的需要。这样的研究成果，离历史真相也许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本文作者：辛逸，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特聘教授；岳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馆员；满永，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