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怎样写出来的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部誉满海内外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瑰宝，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写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兵书。《论持久战》以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引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论持久战》是活用中外历史经验写出来的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酷爱读历史书，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所以能写出《论持久战》，原因之一是善于从中外历史中汲取智慧。

（一）从中外历史中汲取持久战的军事智慧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曾回忆道：“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

对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影响最大的军事著作，是《孙子兵法》。到陕北后，毛泽东托人从西安买回来一部《孙子兵法》，进行了阅读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中就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观点，《论持久战》更是运用和发展《孙子兵法》的突出代表作。

在持久与速决的关系上，《孙子兵法》认为“兵贵胜不贵久”，“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孙子讲用兵贵于速胜，不利于持久，是从战役和战斗的角度、从用兵进攻的角度讲的。《论持久战》从战略的角度、以弱抗强的角度，阐明“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但这个战略的持久战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去实现的。《论持久战》把持久与速决辩证统一起来，强调中国以弱抗强打的是“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这是对《孙子兵法》兵贵于速胜观念的活用与发展。

在知彼知己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上，《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持久战》十分重视这一观念，其“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是在“知彼知己”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论持久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出日本与中国彼此相反的四大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结论是：“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对《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观念的活用与发展。

在“围魏”与“救赵”的关系上，《孙子兵法》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毛泽东运用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以支持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中对“围魏救赵”战法的活用与发展。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这种战法也就是《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战法。《论持久战》指出：“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

在计算与行动的关系上，《孙子兵法》主张“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毛泽东指挥作战重视计算、掌握数据，在摸清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论持久战》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除《孙子兵法》之外，对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曾让郭化若找《战争论》看看。《论持久战》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对战争目的的认识，对集中兵力的认识，都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汲取了智慧。对克劳塞维茨战争“盖然性”的观点，《论持久战》一方面“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另一方面则批评道：“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在克劳塞维茨战争“盖然性”观点与《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观点的比较上，《论持久战》虽未完全否定战争“盖然性”的观点，吸收了其合理因素，但总体上肯定和支持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论持久战》通过系统总结中外历史上以弱抗强的战争经验和军事智慧，提出弱军对强军作战时不能搞拼命主义，要诱敌深入，在敌人疲劳和不意时打击敌人。对于中国历史，《论持久战》列举了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等经典战例，说明主观指导正确，弱军可以打败强军。对于外国历史，《论持久战》指出：“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在论证以弱抗强避免战略决战时，《论持久战》指出：“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二）从中外历史中汲取持久战的政治智慧

《论持久战》的写作中，毛泽东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重视“民信”，强调人民信任，国家才立得住。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论持久战》汲取这些智慧，指出：“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这个“全国的团结”，就是从“立本”出发的走全面的全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反对“弃本”的片面的只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路线。这个“较之过去十百倍的进步”就是重视“立本”的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民主的抗战，而不是忽视这个“本”的背弃民主的抗战。“兵民是胜利之本”章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论持久战》运用和发展了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批判了英国张伯伦之流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妥协政策，指出：“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明了《论持久战》预见的正确性。《论持久战》阐明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所必须，而且对争取世界和平有着重大意义。《论持久战》运用和发展了列宁“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观点，阐明“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强调要搞好抗日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三）从中外历史中汲取持久战的哲学智慧

军事智慧、政治智慧都是以哲学智慧为基础的，都离不开反映哲学智慧的思想方法。《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指导书，从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看又是一部哲学指导书。《论持久战》批判“亡国论”“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提出“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可见，《论持久战》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论持久战》从中国已“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从“兵民是胜利之本”来分析中国能够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可见，《论持久战》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论持久战》强调努力奋斗是缩短战争时间的唯一途径，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可见，《论持久战》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

《论持久战》的哲学智慧从理论渊源看来自哪里？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及研究著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看，主要来自《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反杜林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看，毛泽东阅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毛泽东集中阅读这些书，并作了大量批注和摘录。其次，来自中国古代哲学。《论持久战》将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同《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念结合起来；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性的理论同《孟子》“得道多助”“广土众民”“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观念结合起来；将实践唯物主义同“重实行”“不行不至”“积而成者”“以久制胜”的知行观结合起来，展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哲学根脉。

二、《论持久战》是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集体的经验写出来的

毛泽东的学问是读书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形成的。毛泽东所以能写出《论持久战》，在于总结所处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集体的经验。

《论持久战》阐明中国能够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是，中国已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个进步的标志“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这些经验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著作中，包括遵义会议以来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著作中。

（一）这些经验体现在朱德的著作中

朱德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是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打游击战的搭档。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德撰写了《实行对日抗战》，阐明只有坚持抗战，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自从‘九一八’以来，红军便坚持着和平团结共御外侮”“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文章阐明红军“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创立了灵活的、巧妙的、任何强敌都为之战栗的游击战术；建立了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这些宝贵经验对今后的抗日战争将会有极重要的作用，将会收结更多的革命的果实”。文章不仅分析“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而且分析了“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指出：“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

1938年初，朱德总结在山西抗战前线的经验，形成了他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对抗日游击战争下的定义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朱德解释道：“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他的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这个“发生着和发展着的游击战争，的确从过去十年的国内游击战争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朱德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其具体作用表现在：“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朱德从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五个条件上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详细分析研究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术。

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性认识是一致的；“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认识也是一致的。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与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堪称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姊妹篇，共同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从开展敌后游击战方面积累了重要认识。朱德的这两篇著作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十年内战以弱抗强经验的重要，这与毛泽东《论持久战》强调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有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这些经验体现在周恩来的著作中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从事军事工作，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和彭德怀到山西部署八路军作战，提出“作战方针为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体现了重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避免在军事装备和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与日军打阵地战。周恩来还提出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并阐明为什么能进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上海、太原失守后，周恩来在临汾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阐述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他分析造成时局不利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没有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他呼吁实行依靠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他特别强调华北持久战的中心地位：“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华北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周恩来从敌人兵力不足、地形、气候、民众、统一战线等条件，论述了华北能够持久抗战，而且从红军十年内战以弱抗强的经验上，强调八路军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这同毛泽东、朱德重视依靠民众，重视运用红军以弱抗强的经验来进行抗日战争是相通的。周恩来还从军队的改造、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等方面探讨了怎样实行持久战。

1938年初，周恩来撰写《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文章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巩固前线、建设新的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等八个方面研究了持久战的办法。周恩来指出：“要能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首先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反对一切动摇，反对一切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次之，必须坚决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度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的。有了坚强的信心，有了实行这一具体办法的意志，有了实行这一切具体办法的长期努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必然会遭到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的成功。”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同《论持久战》强调九个方面的努力——“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是一致的；同《论持久战》坚定信心、努力奋斗的核心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这些经验体现在张闻天的著作中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对持久战理论也有着重要贡献。从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以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来进行以弱抗强的军事斗争，有着深刻的认识。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18日，张闻天写出《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文章指出：“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即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开始，也即是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诞生的开始，也即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历史的转变期的开始”。这与《论持久战》强调时代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认为：“这一次的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决死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日两国的命运，也将决定东方历史的前进的途径。”“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这与《论持久战》强调坚持抗战和坚持持久战，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指出：“今天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文章要求“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我们还需使我们的军队进步”，“只要我们的军队担负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是不能战胜的，是无敌的”。这与《论持久战》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求建设进步的军队，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要求把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同民族失败主义作斗争，指出：“要使全中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要使他们了解一切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奋斗，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与《论持久战》阐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信心，努力奋斗，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关于“新时代”和“决死战争”的观点，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游击战争的观点，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依靠民众全面抗战的观点，关于坚定信心和努力奋斗的观点等等，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积累了重要认识。

（四）这些经验体现在其他红军将领的著述中

在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其他红军将领总结的实践经验。1937年11月27日，彭德怀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中指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强调改变敌强我弱实现持久抗战的胜利，“完全依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1937年10月17日，林彪撰写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指出：“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1938年3月，刘伯承撰写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认为运动战是“正规的作战”“机动战”，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非正规的作战”。文章指出：“游击战争，原来是抗日战争中广大的民众武装斗争的事业，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我们有了民众的抗战而表现之于游击战争的条件，那我们就好进行运动战”，“对运动战和游击战有密切关系的民众抗战运动，是要我们到处努力推动和发展的”。

这些经验自然而然地成为《论持久战》的写作基础。毛泽东处于进步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之中，是不可能脱离开这个时代和集体的。

（五）毛泽东对这些经验的集中总结

毛泽东既是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又是这个集体中的处于核心位置的领袖，善于将集体中其他成员的经验智慧集中起来，总结出来，形成规律性认识。比如，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特点的某一点或两点，其他成员也有论及，但少有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四个特点集中起来综合分析，由此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比如，其他成员也看到并论及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详细分析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不同阶段要运用不同的战争方式的不多。比如，从三个阶段都离不开游击战，而决定由弱变强的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是主要战争形式，从战略地位上认识抗日游击战争；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进步的统一上认识抗日战争的政治；从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战争，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奋斗，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统一的方法，这些都体现了其他成员难以达到的高度。正如陈云所说：“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三、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

从中外历史中汲取以弱抗强的智慧，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重要条件。从中国共产党集体中汲取游击战争、人民战争、持久抗战的智慧，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时代的和集体的条件。善于总结自己亲历的经验，善于经过消化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内在条件。从这个内在条件看，有必要分析研究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

从毛泽东的自述看，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经过了两个阶段。

（一）与斯诺的谈话至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思考

《论持久战》中，多次引用了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要点，特别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一是，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丢掉幻想，坚持抗战，依靠人民，中国必胜；但要经过长期过程，经过无数战争的消磨。三是，强调实行正确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与一天前同斯诺的谈话及两个月后同斯诺的谈话，是联系在一起的。7月15日，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这里毛泽东准确地指出了“九一八”以来中国抗战的国际性。9月23日，毛泽东对斯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反过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这里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生命线。这两次谈话对《论持久战》强调“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批评张伯伦的对日妥协政策，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比如，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做工作，为抗日救亡达成了若干协议，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促进形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改变“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并实施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促使蒋介石下抗日的决心。

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一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为已经到来的新阶段的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著作。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是直接研究怎样进行抗日战争，而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弱抗强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正是《论持久战》所强调的，这些经验“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毛泽东曾说，《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姊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

当时，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毛泽东对形势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一是国内由争取和平到争取民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问题。毛泽东指出：“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对《论持久战》特别重视中国的进步，将其视为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二）总结全面抗战以来十个月经验的思考

《论持久战》指出：“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说明，《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思考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写出来的。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发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三大战略方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会上，从毛泽东提出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看，这个游击战是包括游击性的运动战的。前两条方针已被会议所接受，但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未形成统一认识。据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叮嘱前方红军指挥员：“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华北正规战不利时，毛泽东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针对平型关战役战果，毛泽东指出：“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强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强调“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只有全面抗战才能持久；强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可是，1937年12月中旬，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不提独立自主，不提反对片面抗战，不遮掩地讲“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实质上否定了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方针。正如《论持久战》所交代，这时“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正确引导全民族抗战，《论持久战》指出：“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系统研究敌后抗战的游击战，关系到能不能正确认识持久抗战的一个关键支撑，关系到正确认识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之前，先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原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地位：“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持久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中，游击战争必不可少，特别是转变枢纽的战略相持阶段中，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也是实现战略相持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只有洞察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战略家，才能写出《论持久战》。当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也就可以进一步写《论持久战》了。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