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理论研讨会综述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2025年6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7个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承办的“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研讨会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2025年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张宏志作主旨报告。来自全国各地党史和文献部门、高校和纪念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一、关于新时代推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等主题进行了重点研讨。

关于在新时代如何开展好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王均伟回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指出围绕“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深刻认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寄寓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叙说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弦歌不辍、智慧结晶焕发新生，值得我们深度挖掘和深入研究。第二，把握好根脉与魂脉的关系，深刻认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奠基和实践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初步探索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路径和方法。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全新命题，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三，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深刻认识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在推动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研究宣传中走在前、作表率的使命担当。今后要更好地继续在老一辈革命家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方面发挥自身优势。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思想源流和时代意义。张宏志追溯了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思考。第一，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把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标准和正确方向。要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第二，研究“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源流，总结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成功经验。要从价值追求、根本立场、思维方式等方面把握老一辈革命家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以及推动二者有机结合的具体路径。第三，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科学命题提出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以大历史观把握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创新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从文化创造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文明交融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必要条件。

关于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要注重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发挥优秀传统思想道德的培根铸魂作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人文精神；要摸清文化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础；要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新的起点上高质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关于毛泽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毛泽东与“第二个结合”、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毛泽东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探索。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学者将毛泽东的相关探索概括为四个“相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知行合一”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观点；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传统的治国智慧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治理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情怀相结合，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还有学者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对毛泽东所用的语言进行研究，认为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发展，直接体现在他对具体语句词汇的运用上。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党指挥枪”“纸老虎”“愚公移山”等生动鲜活的表达，处处透出创新创造的气息。这些表达植根于中国大地，在来源上既有传统和典籍，更有底层和民间，让人“听得懂”；在形式上，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有冲击力，让人“记得住”；在内容上，对原有表达在继承中赋予新的内涵，有深意，让人“有思考”。毛泽东以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思想，形成话语体系，不仅影响和改变了党内的话风、文风，而且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话语体系。

关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传统文化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同时又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青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强调要采取“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的批判继承态度，一方面批判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中的优秀成分，强调要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研究；他主张“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强调要在广积博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思想学说，为他后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集中全党智慧创立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还有学者聚焦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指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一方面立足抗战实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原则、方法，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另一方面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文化营养，用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充实、滋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系列思考和探索，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的问题，是为了更进一步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关于毛泽东与中华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认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鲜明彰显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强调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促进旧文化转型，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解决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根本问题上践行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审视近代以来在文化问题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相结合”，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重塑了传统文化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既是对党内一度盛行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与纠偏，也是对如何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服务人民的实践生命力。

三、关于周恩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周恩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人格塑造的积极作用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周恩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有学者指出，周恩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认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重视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做法，“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指出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中国的新文化开出奇花，结成异果”。有学者结合周恩来对文史工作的关心和指导，认为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继承我国千年存史的优良传统，强调“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指出“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工作组时，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将做好政协文史工作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有学者聚焦周恩来的外交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指出，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为指导，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求同存异”等理念，积极倡导国际合作，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传承弘扬“仁爱”“民本”等理念，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平等待人的态度，处处展现出对各国人民的尊重与关怀，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传承弘扬“执两用中”“守经达权”等理念，在外交实践中既坚持毫不妥协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在具体策略和路径上表现出灵活性和创造性，从而既坚守底线，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人格塑造的积极作用。有学者指出，周恩来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他的人格特质、言行风范有着明显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忧国忧民的家国观念、忧患意识，与周恩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仁者无敌”“民贵君轻”的仁爱思想，与周恩来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心系人民的人民情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精神，与周恩来探索真理、躬身实践的实干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周恩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而不同”“重义轻利”“内省慎独”等理想人格风范，与周恩来彬彬有礼、温和文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生境界。还有学者指出，周恩来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楷模，也是修身齐家的典范。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处理夫妻关系的“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夫妻“相敬如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琴瑟和鸣”的理想，又通过革命实践赋予其新的内涵，更加强调夫妻之间的人格平等、思想共鸣与共同成长，成为新中国家庭伦理关系的典范。

四、关于刘少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对刘少奇如何理解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有学者指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文章引述孟子关于担当大任的人物都会经过一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过程，论证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引述孟子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名言，论证共产党员提升党性修养的可能性；引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证共产党员提升党性修养的方法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进行锻炼；引述传统谚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论述共产党员应该虚心接受一切正确批评，也应该受得起误会；同时，文章对传统文化中关于“得过且过”等对待工作和事业敷衍塞责的态度，关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言论，关于“两面三刀”等投机取巧的行为进行批评。

关于刘少奇对中国传统典故的创造性运用。有学者聚焦刘少奇用典这一角度，指出刘少奇用典不拘泥于典故的原义，而是注重与当下交流对象、语境及实际问题相结合，巧妙延伸和转换典故，以说明深刻道理。如他化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语，批评部分党员身上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刘少奇还善于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灵活运用典故，达到影响人、说服人的目的。如他用《封神演义》中土行孙在地下行动使敌人无法对付的典故，说明八路军开展地道战的重要性。刘少奇对典故的广用、活用、妙用，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传递出对治国理政、崇德修身等实际问题的深入思考。

五、关于朱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朱德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朱德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有学者指出，朱德的军事思想与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他吸收避实击虚、以逸待劳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对红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提出作出重要贡献；引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阐述在抗日战争的大局面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述“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强调在带兵方法上军队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吸收传统文化关于“仁义之师”的思想，强调人民军队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吸收“视卒如爱子”的理念，在治军上强调与士兵同甘共苦，建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批判吸收传统英雄主义思想观念，摒弃旧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提倡共产党领导下的、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

关于朱德与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有学者指出，朱德深受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矛盾转化、动态平衡等思想影响，又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战争全局方面，强调要实事求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闪烁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精华；在战术指挥方面，强调“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闪烁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思想精华；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方面，强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体现了“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的思想精华。

六、关于任弼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任弼时“骆驼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任弼时“骆驼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以曲青山2024年4月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骆驼精神”内涵的4点概括总结为切入点，指出任弼时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传统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诚报国思想；不辞重负、忘我工作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传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牺牲思想；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求实思想。

关于任弼时勤俭美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以任弼时青少年时代的文章《家风尚勤俭》为切入点，探讨了任弼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勤俭美德，指出《家风尚勤俭》发扬传统的“克勤克俭”等观念，强调“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能勤俭，贫者可以致富；不勤俭，富者亦贫”，并进一步将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提倡设立储金救国会，以收勤俭“两利之益”。任弼时将勤俭视为一生的追求与实践，并将其升华为“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的“三怕”精神，实现了勤俭美德同个人品德修养、国家建设、革命事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七、关于邓小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邓小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一国两制”构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邓小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学者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调振兴中华民族必须懂得中国历史，把学习、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促进国家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高度。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做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强调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内容，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服务；从文明传承的高度主张对于文物古迹要做到保护和利用开发并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学者研究了邓小平对中国传统“小康”概念的创造性运用，指出邓小平赋予“小康”一词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将“小康”从一种描述性的社会理想，转变为一个具体的可量化的有制度保障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吸收“小康”代表的人民对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内涵，强调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借鉴“小康”是通往“大同”理想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将“小康”置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从而成功架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桥梁，成为邓小平创造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例证。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与思想智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一国两制”构想运用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求变思维，将原则要求与灵活策略紧密结合；体现了对中国古代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的传承弘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为贵”“止戈为武”等和平、和睦、和谐理念运用于祖国统一领域，体现出追求和平、寻求合作、崇尚和谐的理论品格。

八、关于陈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学者围绕陈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陈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有学者指出，陈云长期坚持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为其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滋养。陈云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战略资源，十分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主张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知识和智慧，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和整理；强调要保护商务印书馆、瑞蚨祥、全聚德等老字号民族品牌，并指示要把老字号民族品牌不断发扬光大。有学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对传统评弹艺术的保护和弘扬。陈云强调要通过“出人、出书、走正路”来保护和振兴评弹艺术，为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不仅要系统地开展“存旧”“整旧”“扶旧”等保护性工作，还要结合表演特点、时代特征以及娱乐特性改造评弹，推动评弹艺术守正创新；提出要从突破语言限制、延伸演出阵地以及规范组织机构等方面助力评弹推广；悉心关怀评弹艺术家的成长，为评弹队伍的发展巩固倾注心力。

关于陈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指出，陈云深受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熏陶，将其中的辩证思维、务实精神等巧妙融入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决策理念。他秉持传统哲学中的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等理念，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空谈，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借鉴传统哲学中“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关于重视全局谋划的思想，强调要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深谙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行可兼知”等知行观的精华，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此外，还有与会学者对李大钊、瞿秋白、“延安五老”、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从老一辈革命家对敦煌艺术宝库的保护、对南梁精神的弘扬等角度，总结阐释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等等。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执笔：朱薇、徐玉凤）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