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军工技术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中国共产党人要研究和领导自然科学，否则“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在内无技术、外有封锁和“扫荡”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多措并举推动军工技术研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实现了步枪、掷弹筒、枪榴弹筒、各口径炮弹、高级炸药等技术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军用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技术短板限制军工发展

对于军工技术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早有认识，并从1931年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长途跋涉到陕北的红军“不论是财政经济、弹药武器、卫生器材”等都“无外援可依赖”，只能自力更生自己造。1938年10月，毛泽东指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1941年4月，中央军委再次强调，“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第77页），因而各部应扩大军工生产，提高军工技术，满足部队作战需要。

然而，根据地军事工业大多设在山地和农村，“缺乏工厂和技术人员，所以工业生产水平低”，“连最普通的墨水、铅笔、火柴也必须从敌占区进口”（郭秀芬等：《晋冀鲁豫根据地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故而，此时的军工厂规模小、能力差，只能修理枪械，或使用榔头、锉刀等简单工具制作长矛、大刀、手榴弹和地雷。据回忆，起初军工厂“没有什么设备，差不多全是手工操作。生产效率低，产量上不去”（安徽省国防科工办编：《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二师）》，1992年内部印行，第151页）。

1939年，根据地招募到一些民间造枪匠人，手工做出了步枪，但“尺寸不统一，零件不能互换，连射四五十发枪管发红”（吴东才主编：《晋冀豫根据地》，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且后坐力较大、射击不准。就杀伤力而言，因缺乏高级炸药技术，根据地军事工业仍以黑火药装填手榴弹，但装填110克黑火药的手榴弹，其爆破碎片数只有14片（薛幸福主编：《陕甘宁边区》，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杀伤力明显不足。总之，技术短板限制了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必须加以突破，才能有力支援全民族抗战。

多措并举推动技术研发

在人才短缺、技术落后、物资匮乏的山地和农村，推动军工技术研发并非易事。人才是军工技术研发的关键因素。中央军委强调，“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参加”，军事工业就不能实现技术发展，各部应不惜重价聘用“专门家”，并以特别优待，“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第75页）。同时，党还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八路军成立了太行工业学校，设立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等专训班，培养了约400名军工技术人才。新四军举办多期军工技术干部培训班，设置火炸药、弹药制造、机械制图、防化等课程，培养技术骨干和各旅军工厂（所）的领导人。为激发技术人才的研发热情，还颁布了《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发明的指示信》《优待技术人员暂行办法》等，对技术研发进行额外奖励。

设备和材料是军工技术研发的硬条件。八路军总部在1937年到1940年间通过借用、征集、收购等途径，从煤矿、制碱、铁矿等工厂收集蒸汽机、车床、铣床等机器设备65.5台（《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辑）》，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2页）。此外，“作战部队从敌占区缴获来一批机械设备”（《晋冀豫根据地》，第209页）。而后“生产设备和工具因敌人封锁控制无法从敌占区购回，各厂都是自己动手，没有洋的搞土的”（《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二师）》，第4页）。新四军还成立了“技术设计自力更生研究组”，“掀起了自制机床设备的热潮”（《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七师）》，第5页）。

对于煤、铁、铜、火硝等常规材料，我们党积极动员党政军民购买和收集铜元、弹壳、生铁等，同时开办煤矿、铁厂和各类生产合作社，实现了自给自足。对仪表、量具、硫酸、硝酸、硝化甘油等“特殊”材料，根据地不能自产，便通过秘密联络点到敌占区“进口”。但在封锁和“扫荡”加剧后，“进口几乎无望”，“敌人亦在大批收买军火原料”（《晋冀豫根据地》，第76页）。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利用“仿铅室的大水缸”，采用“缸塔式”制酸法试制了浓硫酸。随后又以硫酸与硝酸钾（火硝）反应生产了硝酸，“解决了弹药生产中原料来源的一大关键问题”（《山东人民军工史资料（1939—1949）》，1988年内部印行，第85页），打破了对“进口”材料的依赖。

新式军品有力支援抗战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强调“加强扩枪，因有枪就是兵”（《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辑）》，第16页），并设计了“八一式步马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精准，枪体轻巧、坚固，实现了步枪的制式化生产。陕甘宁根据地设计了高射机枪，可点射、连发、转动和升降，连打200发子弹，性能良好、枪架稳定、转动灵活。新四军设计了枪榴弹筒和枪榴弹，口径50毫米，射程可达700米，分为碰撞枪榴弹、空炸枪榴弹和燃烧枪榴弹。据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工务科科长吴运铎回忆：“枪榴弹第一次立功是在六合县的桂子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战士光用枪榴弹便打死了80多个日本鬼子。”（《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二师）》，第101页）

为了加强重武器的研制，八路军设计了50毫米掷弹筒，筒身由道轨钢镦粗后挖空做成，并增加迫击炮式的尾管，尾管中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至200米，最大射程可达1000米。此炮改为平射后，“摧毁敌人的碉堡就容易了，敌人大吃一惊”（《晋冀豫根据地》，第168~169页）。新四军设计了37毫米口径平射炮，有效射程可达2000米，此后又试制了60毫米口径迫击炮，曲射射程1200米，平射射程300米内效果最好，并配以空炸燃烧弹和穿甲弹。据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第三厂厂长朱遵三回忆，“在平射弹的基础上我们制造出穿甲弹，这种炮弹打碉堡一类的目标最好，炮弹引信内装一个5~7秒的延期管，炮弹穿入目标后才爆炸”，“给敌人的杀伤很大”（《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二师）》，第154页）。

在提升炮弹射程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无测试仪器条件下，按强棉与弱棉7∶3的比例将两者混合，后经胶化、碾片、光片、切药、光药、烘干等工序，研发了无烟药，极大提升了炮弹的射程和穿透力。在试射中，无烟药每加一包（5克），可使82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增加300~400米，最大射程可至1550米。在平射时，加3个药包“可穿一般土墙”，加4个药包“可穿一般砖墙工事”，加到6个药包“可穿进工事内爆炸”（《晋冀豫根据地》，第369~370页）。为提升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威力，晋冀豫根据地将蜂蜜与硝酸和硫酸混合，制成了高级炸药。此药装入手榴弹试炸后威力很大。

为批量生产高级炸药，晋察冀根据地试制了“仿朱迪生炸药”，淮南根据地试制了“替代型高爆炸药”。与黑火药相比，高级炸药使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威力增加10倍以上。据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部长王新民描述：内装高级炸药的“强烈手榴弹”“可震塌1寸厚的碉堡墙”，“能破坏小型坦克的履带”（《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二师）》，第77页）。高级炸药还使子弹、手榴弹、地雷、枪榴弹和各口径炮弹摆脱原料限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据统计，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共生产子弹7795459发、手榴弹4474514发、地雷192466个、枪榴弹319970发、50毫米投掷弹377263发、各口径炮弹284621发、无烟药15458.5斤、高级炸药23522斤（《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第762页），有力支援了全民族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

（作者：宋庆伟，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