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自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探讨“第二个结合”的地位与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其重大理论创造具有现实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的世界观意义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探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问题，首先要看它具备什么样的世界观及其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思想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决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理论“投合”。这种契合更多是在精神层面显发的，是深植于精神内核中的深度共鸣与内在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流传下来的概念范畴，更是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不仅是几千年留下来的“经史子集”，更是流淌其中的精神血脉。

“第二个结合”是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必然结果，是对所谓“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实践课题，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难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和文化。而且，“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章太炎曾说：“新时代云者，决非无中生有、天外飞来之物，而为世世相承连绵不断。”关于文化对于民族性格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西方许多理论有过论述，比较典型的有所谓“文化无意识论”等，认为“不同的文化基于不同的深层无意识机制，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结构”。李泽厚也曾提出“文化积淀论”，以此探索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基础，旨在说明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古今中西的体用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文化的基础作用。方克立总结体用范畴的由来时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张岱年先生说，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来讨论文化问题，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体用论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由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到得出古今文化之别，以及所谓“中西源流”“中西优劣”之辩，都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而‘全盘西化’论与‘复兴儒学’论则是这一争辩的两个极端。”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盛，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入，使这一讨论更趋复杂。“西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百事不如人”，需要全盘否定；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则以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来全面对抗所有西方文化。尽管它们之间观点迥异，但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上是一致的。“全盘西化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歧出”，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精神”；文化保守主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不能让其在中国文化中“蹿升”，更不能让其“鹊巢鸠占”。1938年，林语堂在英文版《孔子的智慧》中提出：“马克思和孔子的学说中不再有共同的交叉点了。如果引进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儒家就会改变它，而且儒家会不断地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斗争，就像孟子同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论争并以孟子的胜利告终一样。”可见，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古今中西之争”中的焦点问题。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首先要站在社会形态交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改变和改造中国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民族独立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就，不是靠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是靠孔夫子。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才能团结带领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马克思主义是“魂”，有了这样的“魂”，中国人才能真正站起来。站起来的中国人双脚踏在中国大地上，吮吸着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养分。如此马克思主义之魂才具有了坚实根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更是时代之迫切需要。“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正是如何更好地让“传统”走进“现代”的问题，展现的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一过程。

“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历史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强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针对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在中国没有根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人民需要、挺立起中国人精神、让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根本缘由。毛泽东强调，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70多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用来抵御帝国主义。虽然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学来了东西，但它们软弱得很，都败下阵来。“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到主动的具体体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我们不仅要建设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新中国，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华民族应对当时的民族危机的需要。这是民族救亡，也是民族文化自救，是精神主动的展现。要拯救民族危亡，仅依靠传续儒学道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所谓文化断裂，而是保国保种的文化觉醒。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扛起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实践也有力地证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续的前提和条件。这是中国人精神独立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不屈不挠、自立自强文明特性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具有一致性、相通性。这也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道理所在。对我们来讲，“四个自信”更是关乎事业发展的世界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还是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正源于世界观上的不同。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意味着决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正是我们守正创新的必然结论。

“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是我们信仰的思想文化根基问题。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文化底蕴和内涵是我们信仰信念的基础，也是思想灵魂的实质。方克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可以说，社会主义不仅救了中国，实际上也救了中国文化。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民族先锋队的共产党人，不但没有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断，反而使之获得了新生，唤醒了其中优秀的基因，使其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得以进一步升华，实现了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化。可以肯定，没有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华文化必然无处安身。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性。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适应人民需要而产生的。这是实践决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能够解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问题。这是现实的需要。实际上，作为先进文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即文化认同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始终离不开的就是文化认同这一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书中的结论是片面的、错误的，但其中也肯定文化作用、文化认同之重要性。文化认同是对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等在内的传统文化、元文化的认同。换句话说，文化认同是信念，也是信仰。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要让马克思说“中国话”，就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第二个结合”则是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必然路径。有人说，“第一个结合”包含文化在内。比如，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答案是要批判继承，强调的是态度和原则问题。“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是理论问题、原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它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是对象性关系，而且是主体间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生，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造，而且通过二者相互作用和融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象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花朵”与“花朵”的关系，而是“花朵”与“土壤”的关系。所以，“第二个结合”更多是“根”与“魂”的结合，是思想与灵魂的结合。这是文化自信，也是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信仰信念的“根”。

“第二个结合”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其根基是思想的共通性。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如果说偶然中有必然，则是指其内在的思想因素，即有其思想基础则为必然。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第二个结合”则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度的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925年，郭沫若发表小品文《马克思进文庙》，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上的契合。毛泽东称颂道：“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时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1957年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之所以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鲁迅继承弘扬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当然，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具有相通性。鲁迅以其彻底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价值追求。英国著名记者冈瑟·斯坦因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提出，她的重庆朋友想要知道共产党究竟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回答道：“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所以，“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实际上提出了“我是谁”的终极问题。“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这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世界的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大地上，适应了中国人民需要，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生。这样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在于不论是继承过去还是接受外来，都要从我们的社会和思想实际出发，使之在中国的土壤里结出果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因此，习近平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从“没有中华民族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到“没有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两个结合”思想实质的概括，尤其是对“第二个结合”的本体论阐释。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神韵，不仅让“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而且更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深度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条件。这也是对“为什么要结合、结合什么、如何相结合”的思想逻辑的注脚。

二、“第二个结合”的价值观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始终离不开对其历史文化的理解。“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对于个人而言，价值观不仅决定自我认知，还直接影响和决定其生活目标以及追求方向的性质，间接地影响其性格形成。对于民族与国家而言，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它既是民族性格的体现，也是文化铸就的价值品格。当然，这并不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正像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认为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在全球不同地区出现相似的思想。民主不只是西方的传统，也曾存在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公正、公平、责任、义务、善良和正直，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方都为人们所追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及其精神的基础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所谓契合，是指有一致，也有不一致。正因为有了不一致，才需要结合；也正因为有了一致，才能有机结合、深度结合。这种契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而是“形而上”的相通相融相合。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因此，我们应更多从价值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而不是停留于语言表述和形式上。美籍华人学者窦宗仪认为，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之内，两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他讲到参加过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武元甲曾回忆说，他之所以皈依马克思主义，一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与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为接近。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与文明作了历史考察后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并认为儒家强调认识的抽象、概念的意义以及可知性和整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永恒的哲学思想一开始就是有机的唯物主义，而没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存身之地。在我看来，中国历代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如果他们当时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一定会热烈欢迎，并且把它看作是中国固有的思想方式的延伸和发展”，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异议地一致接受辩证唯物主义，那是毫不奇怪的”。西方文化以个人自由为基础，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强调个人至上，往往无视社会对人的作用。个人自由、个人至上是其文化的“原罪”。其以个人本位为思想文化基础，忽视经济、政治、社会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这样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往往脱离于现实。如果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就一定会把“小我”的人与“大我”的社会、集体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的人权和自由，就可能与集体和他人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表现在这一思想之通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与中华文化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来认识人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由此也才能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情怀和境界。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类解放的思想形成高度共鸣。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这五个突出特性的概括，具有本体论意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孜孜不懈的价值追求。“特性”即事物所特有或特殊的品性、品质，对一个人来讲，是为人处世的信条；对一个民族来讲，更应是其所信奉的追求和价值取向，是铸就民族性格的基本要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其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根”，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是我们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探讨“第二个结合”的价值观意义，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彰显的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价值观。这种主体性体现在文明价值观的基础和底蕴上，更体现在绵延不断的精神追求上，充分说明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是统一的，不仅是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更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自立自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种唯一性，既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不断焕发生命力的基因血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蕴含的情怀和境界。如果认识不到连续性的价值意义，“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未断的民族，这种连续性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传统的延续。连续，也是承继。敬畏历史、尊重传统，是连续的思想动因，也是承继的责任使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彰显的是中华民族进取无畏的价值观。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如果说连续是结果，创新就是原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着自己的文明，以此传承着文化，也创造着文明。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番更替，但中国的文化一以贯之。正如钱穆所总结的：“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基因的魅力，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又涅槃重生的不竭动力。创新性是守正创新、进取无畏精神的体现，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脉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继承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体现，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实践证明，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发展中守正创新，在开放中博采众长，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彰显的是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价值观。统一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统一性是世界观，也是价值追求。世界万物千差万别，但有本源，本源是“一”。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指向的正是这种本源的共同性。所以天人要合一，九九要归一。正如老子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正因如此，李约瑟认为，“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有“从整体看世界”的共性。著名哲学家陈鼓应曾说：“中国的哲学家看整个世界，本源、有无都是一体的，‘有’是以‘无’为本，并不像西方的思维方式把对立关系绝对化，导致绝对化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即统一于物质的客观性。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够建立认识的统一标准。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会让人以更加开阔的心胸和气度看待多姿多彩的世界。这不仅是开阔的视野，更是开放的心灵。正像认识世界的多样性需要认识其统一性一样，认识其统一性也需要认识其多样性。毛泽东曾认为，“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全面记录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不仅是我们的文化特质，更是我们的精神品质。之所以强调统一，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是“合”。“合”是态度，也是境界。客观地讲，社会中存在的思想文化都有差异，世界观也有所不同，要凝聚起社会，就要统一共识。而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追求，正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精神动因。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彰显的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价值观。站在世界角度看，中华文明始终是丰富多彩的，这正在于“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正像方克立总结的：“‘一个文明，多元存在’的说法，也许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基本特征的最好概括。”这说明，在中国大地上，文化认同远远超越了种族、地域、宗教等的局限。陈寅恪提出的“文化大于种族”的观点，也是这种包容性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文化大于种族，重于种族。”“中国有很多民族，只要它们认同中华文化，那么它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对世界文明的这种开放胸怀和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包容，才有了中华文明的延续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因为多元文化并存是客观现实，因而需要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包容”是胸怀、格局和气度，因为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差异理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动力，而非冲突的理由；“包容”是互动和开放，只有“包容”才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消化不同文化之精华。我们始终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不是封闭的，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兼收并蓄，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差异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甚至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历史地看，受宗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文明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并将之作为一种追求。这也是亨廷顿得出“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原因。我们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实际体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彰显的是中华民族世界大同、共生并进的价值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与人关系的处置之道，更是中华民族始终秉承的世界观、价值观。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如果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说是如此之骄傲，以至于‘不屑于打仗’的话，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尚文不尚武的传统。历史学家雷海宗称之为“无兵的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秉承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具体体现。早在30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中，中国就已展现出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智慧。中华文化秉承有容乃大的精神，秉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和而不同”，这要比秉持“同而不和”的霸权思维先进得多。“贵和”是儒家文化追求的目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事物发展规律，也是中华文明坚守的信条和信念。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时讲过：“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和平、和睦、和谐是我们源远流长的理念。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华文明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人与人和谐的世界，而且更加强调社会集体对个人的作用。曾任加拿大总理的外交家莱斯特·皮尔逊警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智慧之道，更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际之举。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理论层面的结合，更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华文明价值观的融合。这样融合的本身，也必将使一个“整体”走向一个新的“整体”。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必将孕育出具有共同价值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第二个结合”单独作为一个命题，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提出来的，来自实践，又指导着实践，既是系统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其一，“相结合”既是规律总结，又是科学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任何文明的进步、任何哲学的发展，都离不开“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需要结合，也必须结合。否则，无“魂”的“根”就会因不知所归而丧失生命力；无“根”的“魂”也会因无从依托而难以发挥作用。因此，“魂”起到统摄、统领、主导的作用，以融注的方式渗透于文化的各方面全过程；“根”是基础和依托，往往以“根深蒂固”的形态蕴含于传统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必然是“相结合”。对于“相结合”，一方面需要从规律上认识，增强我们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认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前者不是静态的；后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自近代以来，我国就有关于中西所谓“动静”文明的探讨，也有所谓“传统”与“现代”是“死”的还是“活”的的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相结合”是具体的，也是一个过程。这应体现在实践中。例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习近平对“知行合一”“体用”等范畴、概念的改造，就是这样的典范。“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原意是对河间献王刘德钻研学问的评价。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主要体现。“知行”“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范畴。“知行合一”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习近平立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实践，从党性修养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知行合一”的内涵；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体用统一、体用贯通之意义和作用。这充分说明，传统是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是过去通向未来的基因和血脉。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基，离不开，割不断。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文化，才能使之为我所用。这也是“相结合”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来看，中国近代哲学既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纵向联系，又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有横向联系。比如，窦宗仪从分析思维与存在关系入手，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认识的物质源泉与传统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有着一致性。当然，他把唯物主义强调的“物”与格物的“物”等而视之，有失妥帖。但是，儒家强调致知在于格物的认识逻辑，是值得重视的。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就像是对儒家思想、特别是新儒学的一种熟悉的注解和说明”。由此他认为，儒家强调认识的抽象、概念的意义以及可知性和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认识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联系性、统一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他说：“儒家文献中没有‘社会意识’这个词，但《礼记》中对这一观念的含义已经作出了大胆的表述。在那里，被规定用来处理人类现象的‘礼’，就暗含着对人类社会中普遍的相互联系的反映，而且这个‘礼’也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与此同时，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也就得到了说明，用儒家的话来说，天理即人理。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明晰联系。”窦宗仪分别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方面梳理总结了这种一致性，尽管有的看法还显牵强甚至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把“道”完全等同于规律，把“理”“气”等同于“质”“量”等。但其关于对立统一的矛盾、普遍与特殊关系的总结，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契合，具有一定的意义。正像刘文英所评价的，“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1998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指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天人、名实之辩，魏晋隋唐时期的有无、形神之辩，到宋元明清时期的理气、心物之辩，都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表现。该书还从气一元论与世界物质统一性、阴阳大化与世界普遍联系发展、知行统一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通古今之变”与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成人之道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阐释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联，从哲学上深刻揭示了“东哲西哲，心同理同”、思想相通相吸的原因所在。

然而，相通相吸的相互借鉴吸收，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全盘接纳，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体现。列宁曾对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作出评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对于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剔除其糟粕，保留其精华，这也是“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文化的批判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二字也从根本上诠释了这种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不仅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深刻表明“‘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恩格斯曾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这说明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对于形成一种划时代的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第二个结合”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意义。

其二，“第二个结合”更加强化了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独创性。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不能没有中华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应是统一的。有主导，才有主体；有主体，主导才能起到应有作用。正像主导是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主体也是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呈现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是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既包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涉及如何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的问题。主体性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是主动性、自觉性和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所以，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实践历程，更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主动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使命和担当。正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当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的体用关系，而是要在实践中把两者的优势都发挥出来。要达到明体达用之目的，只能依靠实践。在此意义上，只有坚定文化的主体性，坚定自我，我们才能敢于和勇于“相结合”，这是自信，也是自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古代文化，也应包括革命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融注于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等也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我们也正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主动，并使之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制度建设。需要强调的是，主体性所讲的“主体”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担负着使传统文化再发新芽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我们的民族主体性所在。我们今天坚持“第二个结合”，就是要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以使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充盈于我们的血液之中，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血脉基因。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人类和世界将向何方？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的联系，美西方要走的路已经昭然若揭。习近平指出：“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我们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就是要夯实走自己的路的主体性，走出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这一全新选择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使命和责任所系。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要拒绝现代性，而是要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的路。借用亨廷顿所说的一句话，“我们是现代的，但我们不是你们”。实际上，20世纪以来，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到今天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证明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明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以实现。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柏拉图强调的“哲学王”的思想有共同性，都强调要以仁义行王道，而不能以力假仁行霸道。这样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崇奉霸权主义者无疑是棒喝。汤一介认为，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思想，就是不要做违背老百姓自然之性的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一个国家内部是如此，世界各国之间和平共处也应是如此。“在国与国之间，对别国干涉得越多，世界必然越加混乱”，而且“发达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欲望争夺世界的财富和统治权，世界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世界”。

强化“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需要把更多中国话语转变为世界话语，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强化这一意义，更要加强文化主体性。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体性，是走我们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其三，“结合”是理论创造也是实践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在书斋里，而在实践中。只有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这种结合才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第二个结合”起到解放思想之作用。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第二个结合”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还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中国人行。这样的结合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另一方面，要以“小学生”的态度敬畏历史和传统，对得起自己的“老祖宗”。毛泽东曾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继好“老祖宗”的珍贵遗产，坚持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丰富滋养马克思主义，进而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实现“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尤其要做到敢于和勇于“结合”。“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结合”为实现民族复兴奠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要始终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在勇于和敢于“结合”上下足功夫。

“第二个结合”的过程，是双向互动互进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创新创造的过程，决不是今天结合了就一劳永逸了。我们党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业已成为融注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之中的重要思想基因。明确“第二个结合”，是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传承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我们坚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些既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体现，也充分说明我们要不断在实践中对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像有人说的，传统保存于当代中，离开了当代就不是传统。据于省吾考证，“中国”这一名称源自西周武王时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并非是指一个具有某种固定边界的独立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地理、政治或种族的概念，而主要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作为一种文明理想和文明典范意义上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之文化，就是要以“文”化成天下。或许这也是中华文明之本义。这样的文明与西方沾染着血腥、以剥夺掠夺他人而满足自己的文明不同。因为我们始终是以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为目的，以反求诸己为己任，以止于至善的价值追求推动人类进步，这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也凸显出我们与西方文明“根”上的不同。不同民族文化有差异，不等于人类没有追求真善美的共同价值。相反，这正是人类文明需要交流互鉴的理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一定是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全球的视野和人类发展的眼光认识差异，真正汲取人类历史上的深刻教训，荡涤“文化优越论”以及文化种族主义的影响。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使之发挥更大作用。要始终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