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发展评弹艺术的思考与贡献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发源于苏州，是流行于江苏、上海和浙江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作为传统曲艺的重要代表和宝贵遗产之一，评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生于上海的陈云从小就喜欢评弹，常常听“戤壁书”。1957 年11 月，陈云因病到上海治疗，在休养期间重新燃起了对评弹的热情。此后，他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评弹书目并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和创作人员，对评弹的发展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如何保护、改造和推广评弹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为新中国评弹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科学审视评弹艺术特性，深入挖掘其意义和价值

评弹艺术作为传统曲艺，传承与弘扬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其价值。陈云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科学分析评弹，从群众性、教育性、服务性等方面对评弹的特性和功能作了深入思考。

评弹是群众性的传统艺术，理应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评弹源自人民的生活实践，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正因为评弹诞生发展于群众生产生活之中，内容和形式都与群众生活极为贴合，所以评弹深受群众欢迎，在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陈云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多次强调“评弹是群众性的艺术”。他说，“过去听书的人，大都为劳动群众，文化不高的人多。有的人目不识丁，但讲起《三国》故事来，头头是道，是听书听来的”。评弹诞生于人民群众之中，其发展也离不开人民群众。陈云指出，“只有当群众掌握了评弹，用这一形式来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评弹节目更多了，群众基础就更好了，评弹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同时，评弹的生命力还根植于其回应人民深层精神需求的能力。陈云认为，评弹传统书目中流行的“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结局并非简单的艺术套路，而是契合了人民群众普遍的历史认知与情感。1961年 4月，他在同文化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以《杨乃武》与《孟丽君》两部经典为例阐发此理。陈云指出，“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要好”， “《杨乃武》说了四十年，结局还是冤狱平反。秦纪文说《孟丽君》，也是从头到尾连贯，好人得善终。听众有这种心理，好人不怕落难，却要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评弹具有宣传教育作用，必须重视传统艺术的社会影响。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因此，艺术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伦理价值和社会功能。陈云指出，“评弹具有教育作用，要考虑影响”。一方面，要考虑评弹艺人的影响。评弹艺人不仅是舞台上的“说书先生”，更是知识与价值的传播者。陈云曾跟评弹界人士提到，“你们都是大夫和先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教会听众很多知识”，并以自己的姐姐虽不识字却熟知《三国》《水浒》为例，说明评弹在民间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注意评弹作品的影响。陈云始终将书目的价值评判置于“能否教育人民”与“是否对大多数人长远有益”的尺度之下，强调“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因此，对于紧扣时代脉搏、富有教育价值的新创书目，陈云认为应当给予扶持与培育。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陈云称赞它“有时代气息，是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好作品”。他多次同评弹创作者讨论交流修改意见，倡导业界对其进行精心改编与大力推广。在陈云的关怀与推动下，《真情假意》在短短数年间被相继改编为广播剧、话剧、电视剧、歌剧及多种地方戏曲形式，演变为一个跨越媒介、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

评弹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理当符合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陈云高度重视评弹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功能。自 1959年冬起，他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聆听了当时几乎所有名家响档的演出与录音，并与众多艺人、创作者深入交流，全面掌握了评弹界的生态。在此基础上，陈云在同上海市文化局、评弹团及广播电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多次谈到发展评弹必须坚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立场，强调“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要从全局出发，防止本位主义”，并指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党的政策”。在 1977年 6月召开的评弹发展座谈会上，他再次谈及此问题，重申“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叮嘱评弹艺人要提高政治站位，“眼界要放得远一点。不要老是只看到眼前的工资问题、转业问题，要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他认为，评弹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技艺传承，更需主动提升思想与认识格局，要通过学习、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书目。他提醒评弹艺人，“要说好新书，对有些背景材料，应该知道。比如搞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过去几次工业下马，都是农业扯后腿”。陈云的这些论述，赋予评弹艺术以崭新的时代生命和崇高的社会责任，阐释了文艺工作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与价值归宿，即自觉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

二、积极推动评弹艺术保护工作，传承宝贵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积极推动评弹保护工作，为评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的传承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其他传统艺术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宝贵经验。

加强对评弹传统书目的搜集、记录、保存工作。评弹作为源于中国传统说话伎艺的曲种，其传承长期依赖“口传心授”的模式，导致系统的历史文献与完整脚本存世稀少，研究和传承较为困难。陈云认为，评弹旧书的搜集工作亟需引起重视。在他看来，对包括书（曲）目、赋赞、口诀及研究资料在内的传统评弹资源，应秉持“应保尽保”的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与保存。早在 1958年，陈云便派人至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专门搜集《玄都求雨》《庵堂认母》等经典脚本及相关资料。至 1960年左右，评弹界已初步汇集了《弹词捡韵》《评弹口诀》等一批基础性材料。陈云的倡导与实践，为全国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助益。1961年 9月 20日，文化部正式发出了《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此后评弹界开始“翻箱底”，大批濒临湮没的传统书目得以重现舞台与书场，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文化遗产抢救。

评弹作为以口头表演为核心的艺术形式，其真正的生命力蕴藏于现场演绎之中。陈云认识到仅靠静态的文字脚本不足以完整保存其艺术精髓，因此在推动传统书目搜集时，还特别强调录音技术的重要性，提出“可以先录音，再翻成文字本”。1960年 12月，他在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要把曲艺艺人表演的所有节目都记录下来。记录时，还必须现场录音，才有意义。一个人说，一个人记，就不带劲，必然丢失很多东西。录音记录之后，再逐字逐句作文字整理。”同年，在听《珍珠塔》时，陈云肯定了保留演唱脚本的做法，称其是“很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指出脚本与现场演出录音“有的地方稍有出入”，建议“把每部书都记录下来”。1963年，陈云曾向文化部建议把所有老艺人说的传统书目都录下来。受限于国内录音胶带生产能力不足，陈云便提议采用电台录音。改革开放后，陈云对这一问题依然关心。1982年 10月，陈云在给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的信中说道：“不知上海台所有的国产胶带多不多？如果很多，应该把评弹中的各种长篇，有选择地多录一些。这对于保存评弹和教育青年演员都有好处。”

对传统书目进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陈云看来，传统书虽有毒素，但精华也不少，如不整理，失传了很可惜，因此要通过整理来保存传统艺术的精华。对于具体的“整旧工作”，陈云提出应采取积极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方法，将传统书分为“不用”“大体可用”以及“用小部分”三类，同时提议“整旧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传统书中最突出的坏的地方删掉，“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无害部分，去掉繁琐的地方”；第二步则是“逐回整理，或者整理成几个中篇，或者整理成分回的形式”。对于“整旧工作”中的疑难问题，陈云认为可以走群众路线，用争辩方式取得一致意见，“当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保留意见，不搞强迫命令”。

在具体操作层面，陈云认为，整理工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于传统书目中出现的一些知识性错误，应当重新考证后加以修正。1960年 6月，陈云曾专门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称“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陈云还曾委托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考证《描金凤》中提到的明朝是否存在从苏州到朱仙镇的水路。在谈到评弹作品《隋唐》时，陈云告诫演艺人员，“说演义书，要懂一点军事常识，夸大不要过分”。另一方面，要有历史眼光，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不能背离时代条件。换言之，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在《珍珠塔》的整理过程中，陈云先后多次在谈话或书信中与评弹工作者交流整理情况。其中，在同评弹演员薛筱卿谈话时，陈云认为《珍珠塔》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需要改，但不要去掉其中的功名思想。对此，陈云解释道：“当时的读书人就是为了做官，读书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三百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在讨论传统书目《玉蜻蜓》时，陈云也认为书中有一些地方讲现代话是不合适的，因为“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积极争取政策、资金、人力支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戏、改人、改制”。国家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通过专项拨款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为保护传承评弹艺术，陈云多方争取支持，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针对评弹从业者数量较少可能导致表演书目失传的情况，陈云提出要派人加强学习，充实从业队伍。1959年 11月，在同上海市文化局等负责人座谈时，陈云感叹：“评话现在学的人少，后继无人，很可惜。它是中国说书艺术的一个方面，要重视；如果真是没有人学，可以考虑专门派一些人去，学会了，可以保留下来。”为了扩充队伍，陈云认为评弹学习可以考虑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学习者的群体范围，提出“外地人也学学评弹”。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传统书目在演出市场遇冷、传承面临困境的现实，陈云主张应加大力度扶持传统书目的演出。在他看来，“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肯定了传统曲本承载的深厚艺术价值。陈云的这些意见，为当时面临生存危机的传统剧目争取了演出空间，对于评弹传统书目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不断涌现，评弹的市场空间和受众群体逐步缩小。1984年9月，吴宗锡致信陈云，希望对演出《三国》《岳传》等传统书目的演员发放特别补贴，以保存评弹艺术。陈云在回信中表示，“这个意见我赞成”。但同时，陈云也强调，给予资金支持不能一概而论，“哪些属于需要给以补助的书目和剧目，分寸必须掌握好。文化局和评弹领导小组要先讨论一下，不要引起争论”。在他看来，“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在陈云支持下，一系列针对评弹传承、人才培养、演出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出台，为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期的转型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改造评弹艺术，推动其创新发展

1952年 11月 1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的社论，指出戏曲遗产需在继承中甄别取舍，在新基础上改造发展。陈云立足艺术发展规律和传统曲艺特点，聚焦曲艺创作的时代特征及作品特性，对评弹在表演形式上的改进、内容上的创新以及效果上的提升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推动了评弹艺术的创新发展。

尊重传统艺术特点，改进评弹演绎形式。评弹在曲调、唱腔、表演上具有鲜明的艺术文化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改进评弹的表演形式是评弹艺术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但陈云认为，改造评弹艺术需要首先尊重其表演特点，保留其艺术特色。如“说表”（俗称“说白”）是评弹的核心表演形式与艺术特征。陈云在思考评弹艺术改造和发展时，强调必须坚守这一表演特点，主张在坚持说表为主的前提下，有机融合噱、弹、唱、演等其他表现手段。他认为，“评弹的特点主要是说表。不论评话和弹词，都要说得入情，表得合理。评话加上开打，弹词加上弹唱，方能吸引人”。对于“繁琐的说表和不必要的唱”，他认为“应毫不可惜地删去”，而对于“噱头”这一素有“书中之宝”称誉的特色技巧，陈云提出了“噱头不可没有，又不可滥放”的原则，认为适量且健康的噱头能有效调剂书场气氛，是艺术完整性的组成部分，认为“去掉了噱头”，就“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而那些粗俗低级的噱头则背离了艺术应有的审美格调与价值导向，容易引起观众和业内人士反感，必须予以抵制。在1977年 6月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陈云重申“评弹要像评弹”的原则，提醒人们要注意到评弹的说、噱、弹、唱与其他剧目的区别，强调“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这一论述并非简单的风格倡导，而是在深刻把握艺术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正确改进方法。

在尊重和保留固有艺术特点的基础上，陈云主张评弹也应有所创新。他指出：“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改革开放后，面对新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陈云强调评弹演出理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艺术表现形式，以适应时代需求。他强调：“过去一些传统书翻来覆去听不厌，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和我小时候听‘戤壁书’时的情况不同了，不能完全按过去的标准要求。”对于创作新书目、发展新弹词，陈云认为在形式上可以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大胆创新，把“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为了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更换”。

突出文艺创作的时代特征，创新评弹的题材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反映新社会风貌，丰富题材内容，是评弹等传统艺术面临的普遍难题。1961年，陈云在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探讨传统艺术时，指出了当时传统曲艺在现代题材创作上面临的普遍困境。他认为，“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中的传统节目比较好，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现代题材的节目比较呆板，不能引人入胜”。当时，评弹艺术的内容还大多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陈云认为必须打破这一状况。1960年 2月，在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同志谈话时，陈云指出：“要在新改编的长篇弹词书目中，选一两部不是才子佳人题材的书目，争取在两三年内提高到传统书目的艺术水平，以打破传统弹词书目大部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内容的状况。 ”他认为评弹必须加快现代题材创作，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社会。他明确表示：“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我对新作品，有三分好就鼓掌。我不反对老的，但要加些新的，两条腿走路。”

对于评弹的创新发展应当增加什么样的内容，陈云也提出了明确意见。他认为：一方面，艺术需要敏锐地捕捉并表现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动向，评弹“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 ；另一方面，艺术创新还肩负着以积极精神鼓舞、团结群众的使命，评弹内容上的创新要注意多描写光明面和胜利面。他在谈及《青春之歌》这类革命题材创作时指出，“对革命题材的书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一面，还要写胜利这一面，以鼓舞人民”。正是在这种明确的“反映现实”与“鼓舞人民”的双重导向作用下，评弹界才得以成功创作出如《礼拜天》《模范保育员》《一定要办好》等一批优秀现代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拓展了评弹的表现领域，更在思想与艺术层面完成了对传统形式的改进与提升。

强调思想性与娱乐性相统一，提升评弹的育人效果。20世纪 60年代初，评弹界一度出现作品趣味性与吸引力下滑的倾向。对此，陈云认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不能忽视曲艺的审美特性和娱乐功能。他形象地比喻道：“要学习传统书的一些艺术技巧，加进穿插和笑料。光有骨头不行，还要有血肉。听众白天工作，已经累了，晚上买票再来上‘政治课’，就更加吃力了。”1961年 2月，在同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同志讨论如何发挥传统曲艺的作用时，陈云再次强调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在谈话中，陈云提醒文艺工作者要注意传统艺术形式的趣味性特点，批评当时一些曲艺作品“不引人笑”“并不滑稽”，丧失了艺术魅力。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文化的多元变迁，陈云进一步提出评弹表演要兼具娱乐性和思想性，“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他鼓励评弹艺人以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增强舞台感染力，目的正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在获得审美愉悦与精神放松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积极向上的思想熏陶。

四、提出推广发展的系列方法，发扬光大评弹艺术

传统艺术唯有扎根自身美学规律并紧扣时代条件，方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破解传承断裂、市场萎缩等严峻挑战实现自身发展，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是关乎评弹艺术发展的关键问题。陈云通过深入调研，精准诊断评弹在演出、经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症结，进而提出了突破方言限制、拓展演出阵地、规范组织机构等一系列立足实际、面向未来的发展设想，为发扬光大评弹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突破语言限制，借助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推动评弹传播。评弹说表所使用的吴语，在语音特征、词汇特征、语法特征上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既是其艺术特色的积极影响因子，又是传播推广的限制因素。由于语言的限制，评弹的传播长期受限于吴语文化区，在试图走出江南、走向全国时面临“语言壁垒”。为改善这一状况，陈云认为要改变固有观念，突破语言限制，主张在语言上贯彻“两条腿走路”的精神，即除苏州话外，尝试用普通话及其他地方的语言来表演评弹，借此消除地域和语言障碍。陈云多次提议，“可考虑外地人也学学评弹，试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唱评弹”。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使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直接演绎，这包括“向上”突破和“向下”移植。对于前者，陈云认为主要是要“选择一两档尝试用普通话说评弹，以便向全国推广”；对于后者，则是鼓励传统艺术的本土化再生，“如各地吸收了评弹形式，就会用自己的方言来演唱，这样也就会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1961年 7月，在同苏州评弹艺人交流《珍珠塔》的修改问题时，陈云更直接提议“评弹应该经常到北方去演出”，将此举视为扩大评弹影响与提升艺人素养并举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借助使用其他语言的艺术形式来改编评弹。上海评弹团改编的《真情假意》是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书，在陈云的支持下，被改编为普通话的广播剧、话剧、电视剧、歌剧等。后来陈云在致吴宗锡的信中表示：“之所以要求其他剧种移植《真情假意》，是因为那些剧种用普通话，能听懂的人更多一些。”

拓展演出阵地，通过深入广大农村地区扩大评弹影响。深入基层、融入群众生活，是艺术发展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文化馆（站）网络，并组织各类剧团深入各地开展大规模巡回演出，将优秀文艺作品推向基层。为推动评弹的传播推广，陈云高度重视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提出“城镇加农村”的设想，强调要通过努力逐步推动评弹深入农村，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评弹的影响力。相较于其他舞台艺术，评弹形式简便、适应性强的特点也使其具备了深入农村基层的独特优势。陈云认为，“评弹比戏剧容易下乡，去农村说书要作为一个方向”。

对于如何深入农村，陈云提议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农村说书场次，二是利用现有的广播网。“书场”是专为评弹演出而建立的表演场所，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书场的鼎盛时期。对于农村书场的建设，陈云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渐进原则，强调开设场次一定要考虑实际，不必一蹴而就，可以逐步增加，“在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开始可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逐步增加”。对于农村书场的经营，陈云也给出了非常务实的意见，认为既要考虑书场的运营成本，也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应该适当地收取费用。他指出，“钱要收一点，但不能多收。生活上不要担忧。农民听到了书是高兴的，他们会炒鸡蛋给你们吃的。现在书场太少，要多开一点。书场要改善经营管理，关心艺人的吃、住问题”。这生动地诠释了艺术服务人民与人民滋养艺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此外，评弹艺术在广大农村的推广，也依托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普及。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农村信息相对闭塞的状况，国家大力建设农村广播网，这为评弹突破地理限制、进入千家万户提供了契机。陈云敏锐把握这一媒介变革的趋势，多次同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戏曲栏目组的同志交流和商议，推动《珍珠塔》《玉蜻蜓》《真与假》等经典书目通过电波在农村播出。在他看来，“广播比报纸来得快，影响大，特别是广大农村，订报纸的不多，电视机还不普遍，农民主要还是听广播”，因此在推广评弹的过程中，“要努力办好广播，发挥广播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书场”应运而生，与传统的实体书场和广播电台构成了农村地区评弹艺术推广的主要载体，清晰地勾勒出传统曲艺借助传播媒介的现代化进行大众化推广的有效路径。

规范组织机构，依托专业化制度化建设推动评弹发展。艺术发展需要专业化制度化建设，这是由艺术自身的特性、艺术市场的规范需求以及艺术事业的传承使命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对于评弹这类传统艺术而言，要在现代社会中存续，就必须与时俱进，完成从经验传承向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型。

首先是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化。评弹以往多依靠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等方式培养人才，这种方式虽能维系技艺传承，但存在培养规模有限、效率低下等局限，难以培养出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大批专业人才。对此，陈云提出了机构化与分层化的解决方案，建议开设专门的进修班，用以培训评弹从业者。他认为，“在评弹艺人中，举办进修班，辅导他们提高创作和表演水平，这个办法很好。这是当前最现实的办法，也应看作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陈云进一步提出应根据招生的目的以及生源的质量，对进修班进行分类，实行分级培养，具体做法便是设立“高级班”与“中级班”。高级班侧重于艺术提升与“整旧”创新等理论性、探索性工作；中级班则以技艺辅导与实践观摩为主。此外，陈云还主张超越传统的师徒模式，推动建立专业化的教育机构。1962年，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我国第一所重点培养评弹专业人才的中等学校——苏州评弹学校正式成立。

其次是业务组织机构的专业化。陈云早在1959年“整旧工作”开始时，便前瞻性地提议在曲协或评弹团内设立专门的研究室，吸收老艺人与热心曲艺的知识分子从事整理与创新工作，这实质上是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建立起制度化的“智库”。陈云认为，评弹艺人不仅要组织起来，同时还要规划与之配套的福利保障，“可以逐步实行固定工资，享受劳保福利”。改革开放后，陈云持续关注评弹团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多种方式了解评弹团体的经营管理、薪酬分配、人员配备等问题，强调改革要遵循实际，循序渐进，“不要搞一刀切，要允许有多种形式的存在，并要在改革中进行试点”。这为评弹团体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保持艺术活力提供了有力指导。

最后是学术研究组织的专业化。针对评弹界重表演轻研究的现实问题，陈云提出要“加强评弹的理论研究”，认为这是曲协应当组织力量完成的要务。同时特别强调深入研究评弹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前后评弹的发展状况。他指出，“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因为“这一段时期内，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而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弹界“斩尾巴”行动的前因所在。“‘斩尾巴’，就是对前一时期不良倾向的否定”。为加强对评弹的研究，陈云还主张“研究文学、戏剧、音乐的同志来研究评弹”。正是基于对研究评弹历史和理论的重视，在陈云的指导和推动下，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和曲联艺术组、苏州评弹研究会等组织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评弹研究从零散的艺人经验总结转向有组织、系统化的建设发展阶段，为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陈云虽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关注党的文艺事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关怀评弹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他秉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立场，践行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倡导在尊重艺术自身规律的基础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稳健地推进评弹的保护、改造与推广，对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为评弹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的这些思考与实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担当和思想智慧，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深刻启示。

作者：马慧怡，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