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整理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重大贡献（下）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4卷编者在文中借助书信、手稿、著作等材料详细考证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过程，展现了恩格斯在11年多的时间里为整理发表第三卷而殚精竭虑、不懈努力的历程。上文已经详细介绍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到第四篇的编辑过程。由于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编辑中遇到不少困难，恩格斯三次集中精力工作却又停顿下来，但他始终坚持目标不变，同时丝毫也不降低编辑标准，这些情况都反映在他与别人的通信和所留下的编辑稿中。第六篇的编辑涉及利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特别是关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的摘录笔记的问题；恩格斯按照马克思在本篇结尾部分的一则提示调整了全篇结构，同时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补写了有关内容。第七篇的编辑遵循了马克思在开头部分所写的一个提纲，但是这里有两页手稿的编排给恩格斯造成不小的困难。定稿过程也颇费时间。最后，恩格斯在《序言》中介绍了编辑过程，并在长期关注有关论争的基础上重点对“有关价格之谜”的文献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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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第五篇编辑难题的几次冲刺
这一篇的初步编辑几乎拖延了四年之久。1889年11月、1890年10月和1891年11月，恩格斯有三次都曾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工作，随之而来的总是较长时间的停顿，直到1893年3月，他才结束了初步编辑。
1889年10月中旬，恩格斯期望在两周内完成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校订，以便在11月初再度着手第三卷的工作。不应再“发生”中断的情况了，为的是在1890年春季能够定稿。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最困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这很可能说的是编辑方面的一项解释性工作，因为恩格斯对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已经说过，第五篇要补加大量的注释。虽然基本原理叙述得十分清楚，“但是要看懂整个上下文却需要读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如图克和富拉顿的一些著作，而情况通常与此相反，因此需要加很多解释性的注释等等”。恩格斯觉得有必要“翻阅同第三卷有关的经济文献，有些地方甚至须全文通读”。
在上述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和1889年11月16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提到，他又重新搞起“他的”第三卷，并且觉得深受鼓舞，因为施米特那部关于平均利润率的著作表明，“这个青年已经钻研得过于仔细了；不过这会使他获得极高的荣誉”。恩格斯为主要手稿第五章开头部分撰写了一份内容提要即“借贷”，这份内容提要证明他此时确实在编辑第三册。我们所以认定这份内容提要写于1889年11月中旬，这是因为，它和另一则关于“复本位制”的注释的结尾部分写在同一张纸上，而这则注释是恩格斯在1889年9—10月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然而从恩格斯保存下来的书信来看，这之后有三个半月没有第三卷的任何信息，我们由此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几天后便中断了编辑工作，为的是去完成其他更加明确的任务。这当中就有《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篇文章，上述内容提要“借贷”和这篇文章的一个片段就写在同一张纸上。
恩格斯一天写作不能超过三个小时，而且只能在有日光的时候工作。1890年3月30日，恩格斯写信告诉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他曾经不得不完成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工作，此后，他“现在就必须立即重新着手搞《资本论》第三卷”。不过，他显然并没有切实展开这一工作。同年4月9日，他在给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承认，第三卷是他良心上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篇章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调整，就不能发表。“对于这样的巨著，我只能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这样做。”由于听不到编辑进展的任何消息，施米特在4月1日的信中觉得自己有必要向恩格斯表示可提供帮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恩格斯在书信中也没有提到第三卷。他在1890年10月7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他打算暂停一切报刊文章的写作，去编辑第三卷，这可能意味着编辑工作此前几乎没有什么进展。10月底，恩格斯已经着手第三卷的工作。一个确定的证据是，10月27日当他回答施米特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询问时，恰恰以商品贸易和金融贸易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而这也正好是马克思在第五篇开头的地方讨论的问题。在这封信中，他还拒绝了施米特的一个请求，后者要他对保尔•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作出评价。恩格斯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恩格斯写了一份八页的内容提要“货币资本”。这份内容提要表明恩格斯在努力理顺叙述的结构。他在这里已经将正文划分为后来的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五章，不过标题还没有完全明确。
在第五个要点“信用。虚拟资本”之下，马克思热衷于作摘录，只有两个小标题和一些评注将这些摘录整合在一起。恩格斯的提纲正好到此中断。如果不是他的女管家海伦•德穆特于1890年11月4日去世的话，恩格斯也许立即就会处理这部分困难的手稿。由于要重新安排生活上的事情，再加上围绕庆祝他70岁生日的杂事，恩格斯很长时间不能安下心来工作。在12月18日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抱怨说，社会民主党内一些人“老是缠住我不放”，这也阻碍了他完成第三卷的编辑。当然，为了写作论战性的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他也花费了不少时间。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编者，他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布伦坦诺的攻击。
直到1891年3月7日，恩格斯才在一封写给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又谈到第三卷。为了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一些著作的新版本，如《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他牺牲了完成第三卷的时间。在另外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一旦搞完这些“意外琐事”，并且从许许多多的书信往来中抽出身来，他将重新着手第三卷的工作。和以前一样，他强调不许别人再来打扰：这一卷刻不容缓，他应该完成它。可是在上述最后一封信中，恩格斯明确说，只有到秋天才能再次着手第三卷的编辑。恩格斯情绪仍很高昂，他建议施米特等到第三卷出版后再推出关于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著作：在这一卷中，“您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新的东西和更多尚待解决的东西；可见，随着新问题的解决，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从1891年10月24日至11月1日，恩格斯多次预告要继续第三卷的工作。11月25日，他在信中告诉倍倍尔，工作“进展很快”。很有可能他已经完成了第五篇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初稿的编辑。之后，可能是在12月初，他又从第五个要点“信用。虚拟资本”之下的长篇摘录的内容开始编辑。1890年11月，他在编辑这些内容时曾沮丧地中断了工作。他说：“我现在正着手最困难的部分，即关于货币资本、银行、信贷等等最后几章（大致是6—8章）”，这是他在1891年12月3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他必须“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
恩格斯在上述给考茨基的信中表示，他希望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不要因为出现新的研究成果而在理论上出现“任何引起争论之处”。作为马克思著作的编者，他努力稳妥行事，做到“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此时他又起草了涉及主要手稿第五章的第二份内容提要，共有九页。这份提纲从第五个要点开始，由于写作间隔时间较长，开始部分和先前的提纲内容重复，随后概括了马克思手稿第五章除“（6）资产阶段以前的状态”这个要点之外的剩余内容。借助这份内容提要，恩格斯初步将各章的划分推进到第三十章，将其中内容连贯的叙述性的段落编为第二十五至第三十章。《混乱》包含许多搜集来的材料，恩格斯打算将其中摘录的一部分用作各章的例证材料，另外的一部分统统编入第三十一章。结束这一篇的第三十二章，他可能预留给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这个部分。
这样的结构划分被证明是不完满的：第二十八章和第三十章篇幅过大；恩格斯也没能将《混乱》整理为一章。而且这部分手稿仅仅借助内容提要无法进行分类。因此可能在1891年12月中旬，恩格斯将摘录部分整理为十个要点。从内容提要的旁注可以看出，恩格斯考虑为这些材料另辟一章即第三十二章。他还尝试将若干摘录移到前几章。大概到圣诞节前夕，恩格斯再次中断了编辑。
1892年2月初，恩格斯研究了施米特和苏黎世教授尤利乌斯•沃尔弗对利润率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之后，他在2月19日写信告诉倍倍尔，他正在编辑的一篇需要几个月连续工作。恩格斯这里指的是编辑工作的进展阶段，而不是他的工作状况，不过他在1892年3月5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抱怨说，“但我每天的时间硬是被占去了”。他在3月1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在次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从1月以来他根本就顾不上第三卷，而本来他想在复活节以前把极重要的部分搞出来。3月至4月，恩格斯还撰写了《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的两篇导言。
但是没多久，恩格斯又显得信心十足，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最终完成第三卷。不过，他请求收信人为他保密。考茨基总在鼓励他：“希望你今年冬天能静下心来把第三卷搞完，否则最后革命会来得比第三卷还早，以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被完全阐明之前，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让我们消灭了。”由于健康方面的困扰，恩格斯有几个月被困在家里，这对于第三册的编辑倒是有利。1892年10月10日，他写信告诉路德维希•库格曼：“我刚整理完第三卷第27章；最难的是第29—34这几章。”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出预告就开始了工作，先编纂了第二十五章至第二十七章。因为他谈到了直到第三十四章的那几章编辑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可以推测，他此时正在斟酌如何编辑第五篇的15章（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五章）。
1892年10月至11月，恩格斯写信告诉很多人自己又重新着手编辑工作，这无疑表明这次他打算摆脱那场“重担”。他在信中告诉阿德勒和左尔格，去年的准备工作现在有了回报。又一次中断工作，这意味着又从头开始。在第三次尝试整理《混乱》时，恩格斯参照了马克思的一些评注，找到了依照内容进行编排的立足点。他再次按主题对摘录进行了分类。后来他最终甚至从《混乱》中整理出三章即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很自然，恩格斯补加了许多自己的引导语句和评注。他此前已将第三十章分成三章，这样一来，第五篇最终有16章。
1892年11月6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第五篇的最困难的地方即关于信用的论述，差不多已经越过去了。当然还剩下一些技术方面的编辑问题，这也是一件麻烦的和很费时间的事情。工作给他带来很多愉快，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光辉四射的新论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证明自己总还能胜任一些困难的工作。
恩格斯没有许诺一个确定的出版日期。他在1892年12月22日的信中对倍倍尔说，只有当他整理完最后两篇以后，才可以说到确切日期。他在信中还说，“总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需要花时间去解决。但彼岸已经在望；最难的最费时间的已经解决，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你来这里时，我全都拿给你看”。恩格斯没有作出承诺，还有其他的理由。他相信巴拿马事件将带来某种政治变革：它“很快会使我们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节日过后，恩格斯肯定是在1893年1月初再次开始编辑工作，他并不认为有什么细节值得告诉别人。恩格斯2月12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才向我们提供了了解编辑进展情况的依据。信中说，他第二天又得钻进第五篇的丛林，以完成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就“真正”困难的部分来说，这一篇“算是完成了”。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从文字上进行最后润色、编排妥帖、删掉重复的东西等等。恩格斯预计，这还需要八到十天的时间，然而，这些工作，即他在2月24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称之为“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却拖延了更长的时间。编辑稿《有待整理的一些片断》和《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的编辑手记》这两份材料就是恩格斯花了一些力气编排这些形式方面的东西的结果，它们表明，在“形式方面的工作”上面耗费的精力实际上还是相当可观的。少数摘录，如果在内容上与其他摘录重复，或者与马克思的论述毫无关联，恩格斯就不加采用。在1893年3月14日给劳拉•拉〖JP〗法格的信中，恩格宣告第五篇已经完成。这里想必并不包括所有形式方面的工作。接着他用动词虚拟式来说明他的处境，即他认为余下的两篇中将只有论地租的一篇大概会造成形式上的困难。由此可以推知，他尚未开始第六篇的编辑。
第六篇的编辑
恩格斯在1893年3月—大约7月中旬完成了这一篇的编辑。
19世纪70年代，丹尼尔逊等人曾为马克思提供有关现代土地关系发展状况的论著和统计材料，这些人自然会向恩格斯打听，马克思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了这些资料。1885年6月3日，恩格斯在信中告诉丹尼尔逊，马克思搜集的70年代的资料他还没有利用。只要那里有什么东西，他都将认真地加以采纳。主要手稿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俄国的情况，但那里对地租的分析极其完备，丹尼尔逊肯定会找到各种各样对俄国的独特条件颇有意义的东西。马克思没有探讨资本主义以前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在1887年2月19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作了类似的说明。我们已经引用了恩格斯在1885年5月19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过的话，即他打算查看一下马克思在1870—1878年所做的有关银行和美俄两国土地所有制的摘录。事实上，恩格斯此时可能已经整理了摘录笔记本，编写了目录，为了便于查找将目录粘贴到摘录笔记本封面上，并在目录中标出有关段落。早在1884—1885年，恩格斯就将一个笔记本上关于资本循环问题的一段离开本题而插入的文字收入第二卷中。此时，恩格斯将马克思在一个笔记本中有关“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种观点的两则评论收入第四十四章，并注明了评论的出处。很有可能他在1885年辨读手稿时就让奥斯卡•艾森加尔滕抄写了这几段论述。然而，后来进行具体的编辑工作时，恩格斯越来越没有时间关注摘录笔记本，因而他肯定再也没有认真地整理过这些摘录，再也没有翻看它们，未查找可供第三卷使用的重要评注。
手稿的辨读和编辑间隔了好多年，这对编辑工作本身多么不利，我们从恩格斯对第六章状况的过于肯定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记忆中把这一章当成了最后一章。在1893年2月24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说第六篇要比第五篇完善得多。在同年3月1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他提到只有一些形式方面的困难。恩格斯1893年3月20日写信告诉考茨基，他正在“整理地租那一篇”，出言多少还有些谨慎，说该篇“可能还得花一定的时间”。两个月之后，他认为最后两篇的主要困难已经克服了，但是他预计还是要干上好几个星期，然后才能转入定稿。恩格斯在1893年7月19日给鲁道夫•迈耶尔的信中肯定有关于第六篇的消息，但该信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恩格斯7月21日启程前往伊斯特勃恩，打算通过8月份的德国之旅恢复体力时，他已经完成了第六篇的初步编辑。
前面提到，马克思曾对论述的结构重新作了稍有不同的划分，这一方案对恩格斯很有帮助。他采纳了这种新的结构，除了下面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地租问题的开头部分已说明，这部著作不探讨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这一限定并没有妨碍马克思偏离正题，用好多页的篇幅来讨论自威廉•配第以来的各种关于地租的构想。在这则插入部分的开头，马克思提到，他打算在关于历史的一章中对地租史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显然他指的是论述理论史的第四册中相应的一章，因为在上面提到的涉及最终结构划分的方案中，也并未预计要收入任何历史叙述性的内容。恩格斯现在从这份28页的手稿中整理出《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这个部分，并将其编为第四十七章，作为第六篇的结尾。我们一看便知，这一解决方案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以及《工业资本家的产生》这两节的安排有完全相似之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在手稿的编排方面尚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四十三章是恩格斯自己撰写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只留下一个计划要点《C生产价格上涨》。
除了丹尼尔逊外，迈耶尔也一再表示对第六篇感兴趣。早在1884年1月16日，因出版洛贝尔图斯传记而出名的这位社会评论家就敦促恩格斯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在《资本论》第二册《序言》中，恩格斯曾同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进行论战，但这并没有使迈耶尔发生动摇，此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执着地打听第三册的消息。1891年7月17日，他在信中表示，关于地租马克思没有写出多少东西，这让他很遗憾。而在此前恩格斯大概劝告过他不要期盼过急。在许多信中，迈耶尔都会提到，他极其热切地期盼等到第三卷，因为他自己也在研究土地所有制。他在病态毕现的情况下于1892年3月3日写信催促恩格斯：“您编辑的马克思的第三卷进展如何？我多么想在自己去世前读到它。”他多次强调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联系：后一卷将“大大完善第二卷论述的东西，而从这个第二卷我已得到很多启发，使我对农业（具有较长的周转期间）有了内行般的理解。渴盼第三卷早日出版！”
第七篇的编排问题
恩格斯在一些信中只是间接提到他围绕这一篇所做的工作，例如在1893年5月1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他说自己正在整理最后两篇，又如同年7月12日，他写信告诉屠拉梯，他在夏季休假之前不能完成初步编辑。因此恩格斯针对第七篇的最后编辑工作很可能是在11月进行的。从恩格斯1893年3月1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来看，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篇从形式上说会有什么困难。不过他在《序言》中指出，为了使这一篇能够付印，他必须把“初稿”中现有的“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显然，恩格斯并不需要为这一篇撰写编辑材料。
手稿内容如何排序，恩格斯遵循的是马克思在本章开头所写的一个提纲。虽然如此，他也没能一下子就编排好顺序，因为他在计算马克思没有编码的手稿页数时曾多次进行修正。他在编排第470页和第471页时发生了差错。为什么会这样？马克思手稿的状况提供了说明。
马克思在1865年撰写论地租的第六章手稿时，按习惯先行标出手稿页码。有时他的思考会离开本题，旁及第七章才会讨论的问题。按照惯常的做法，他会当即把思考的内容记录下来，并用方括号将插入的内容同正文隔开。如果他这样做时使用的是先前已写满的稿纸的背面，他就不能随即将这一页插到第七章的材料中去，这页手稿就留在了原来的地方。不过在第七章的正文中，马克思会写下一个附注来提醒自己，例如会写成这样：“（参看本册第445、446页）（位置应在这里）。”
马克思在第469页上写满了关于小农业的思考，而接下来的两页事先已编码为第470页和第471页。此时他的思路却转到了三位一体的公式上，而这一内容他原想在第七章加以讨论。第470页全页用于讨论这个问题，第471页写至一个要点为止。他将这两页纳入第七篇的材料当中，这不同于第445页的处理。马克思然后又回到第六篇，将这里的两页稿纸又编为第470页和第471页，接着对地租进行探讨。在撰写第七章时，马克思重新开始讨论三位一体公式，写满了第471页，直到“2.”为止，并在未编码的一页纸上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内容是“级差地租是和土地的相对肥力结合在一起的等等”。
马克思没有给第七章的这两页片段手稿编码，肯定是因为他还不清楚第六章的篇幅最终会有多大。事实上，他确实曾下决心要对论述地租的部分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虽然他并没有这样做。如果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也许会把论述第七章问题的这些材料编排在一起并单独进行编码。
这样一来，恩格斯在整理第七章时便发现只有第470页和第471页是编了码的，但这两个页码数也出现在第六章。最初，恩格斯可能觉得它们是属于其他部分的手稿片段，并在1885年进行辨读时将它们从马克思在编排中插入的地方取走，为的是澄清编码的实际情况。在计算页数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两页以及上面提到的第445页上的另一段文字是同第六章一并写成的，并对这一情况作出以下说明：“以下三个片段，分散在第六篇的手稿的不同地方。——弗•恩•”开始他只是用铅笔将第七章手稿第1页编为第528页，后来为了使自己一目了然，他用墨水笔在各页正面标上页码，开头一页是第530页，接着是第532页，第534页遗漏，接着是第536页，第538页又遗漏，接着是第540、542、544、546、548、550页等等。不过，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注意到，他编为第532页的这一页及其背面是第471页内容的继续。这就造成对第470、471页以及因而对第532页及以下各页作出错误的解释和排序。
恩格斯将第470页和第471页置于这一篇的开头，这显然是由于这两页关于三位一体公式的论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马克思也原本打算以这一公式来为这一章破题。恩格斯显然觉得，马克思在第471页重新开始论述，于是他把这部分手稿划分为“Ⅰ”（第470页）和“Ⅱ”（第471页）。这样一来，他就觉得第471页的结尾像是中断了，于是在付印稿上注明：“〔手稿至此中断。〕”在“Ⅲ”之下，恩格斯收入了第六章第445页手稿的插入论述，而马克思对此曾有所提示。再接下来，则是第528页及以下各页的手稿内容。恩格斯曾不得不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第531页和第532页在行文上不相通。他告诉读者：“〔这里，手稿缺了对开纸一页。〕”
也许恩格斯在定稿时偶然发现第471和第532页之间的联系。可是，尽管他在编辑第471页时保留了最后一行的“2.”，以表示马克思至少还要再探讨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同时却删掉了接在后面的定冠词“Die”。于是几乎就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凭直觉，“Die”与“级差地租是和土地的相对肥力结合在一起的等等”这两处的字句应连成一句话。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为编辑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而影印第三册手稿材料时，发现第470页和第471页并没有收在主要手稿中，而是放在马克思的一个文件夹中，上面标有“属于第三册”字样。这一情况我们从其影印件编号第41号和第42号（NO 41和NO 42）就可以识别出来；文件夹中其他手稿的编号为第1—40号和第43—133号（NO 1—40和NO 43—133）。恩格斯编辑第三册时留下的一些材料后来被放到别的地方，也均编码为第XX号（NO xx），就是说，在进行影印时，它们也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中。可能恩格斯将这些材料和第470页、第471页一起放进了这个文件夹。在编制目录时，这两页作为文件夹中的材料被编为A58d。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两页和第七章的第532页、第533页属于一个整体，并将其编为第531a页、第531b页。得益于这次准备工作，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才第一次按照马克思本来的编排设想的样式将这四页手稿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中，第470、471页和第532、533页被前后衔接编排在一起。
可能在1885年进行辨读时，恩格斯在主要手稿中就曾注明在第七篇中准备对正文进行的各种调整。例如，遵循马克思的提示，恩格斯将第574页一分为二，一部分“插到第555页”，另一部分“插到第572页”。与此相对应，恩格斯在第555页上注明：“（X）第574页的附注移到这里”，在第572页上注明：“（X）第574页的附注挪到这里”。在主要手稿中也留下恩格斯的一些计算公式实例。恩格斯在口授主要手稿时就订正了许多数据。另有些错误是在定稿时才发现的（这从原来的手稿和刊印本的不同之处就可以看出来）。同样，恩格斯在主要手稿中还当即改正了一些概念。
直到定稿前，恩格斯还在忙于第七篇的编排，此时他作了最后一次调整。这至少涉及上面提到的“Ⅲ”之下编入的一段文字：“因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使他免除了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在最初进行编排时，恩格斯将这段文字留在了第六篇中该段文字原来所在的地方。不过，恩格斯将与此相连的上下文编入第四十六章《建筑地段的地租》，这样一来，上述那段文字就出现在第四十五章《绝对地租》的结尾处。从“临时的编排”这份材料可以推断，第四十五章按照其编码顺序结束于第320页，而第321页则成为第四十六章的起始页。于是，当恩格斯编辑第七篇见到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关于插入一段文字的提示“（参看本册第445、446页）（位置应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则提示下面记下这段文字的临时位置：“（第320页及以下几页）”。后来，恩格斯调整了这段文字的位置。
第三册出版之前“有关价格之谜的文献”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指出，在第三卷出版以前，马克思的批评者尽可以把时间用来探究相等的利润率怎样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在恩格斯这席话的鼓舞下，人们在第三卷出版之前很早就开始就谈论这卷书。下面就来描述一下恩格斯是如何参与这场历时数年的争论的，不过，这里不打算详细介绍各种论据。
1886年，威廉•莱克西斯在评论第二卷时称，“价格之谜”是无法解开的。恩格斯在评论他的观点时说，他不是一个傻瓜，却实在是一个骗子和庸俗经济学家。不过，恩格斯承认，莱克西斯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曾写信告诉丹尼尔逊，如果第三卷问世，他会多么高兴。他说他赞同丹尼尔逊的看法，认为只有到那时马克思的体系才会为人们所彻底了解，而许多反对意见也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由于人们预计第三册即将出版，所以最初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只是由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年复一年地拖延下来，探究这个问题似乎才值得一试。从1889年起，人们几乎不间断地向恩格斯提出“价格之谜”的各种“解决方案”。大概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才得知，早在1887年，在俄国激进派团体中人们就在讨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的解决方案。
1888年春天，施米特向恩格斯预告说，他将撰写一部关于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著作。施米特说，他也许很难说清楚这部著作究竟有何意义，不过这里涉及的似乎是一个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只是还没有印成书罢了。后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在哈勒大学约翰奈斯•康拉德的研讨课上就有关内容发表过讲演。康拉德曾向他说明，研究这样的课题在一所普鲁士大学里不可能取得大学执教资格。恩格斯对此很感兴趣，他在1888年10月8日写了回信，说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册《序言》中有责任谈一谈这个问题的“解决”情况。得益于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进言，施米特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得以于1889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对这一著作表达了善意的评价：“虽然我不敢说，您已经解决了探讨的问题，但是您的思路和《资本论》第三卷的思路在某几点上而且是重要的几点上毕竟是接近的……我来详细评论您的著作现在是不可能的，这将在第三卷的序言中来做。我将特别高兴在那里对您的书给予它完全应得的好评。”1889年9月26日，施米特将自己的著作寄了一本给恩格斯，书中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以及利息等论题的内容下面有恩格斯划的线。后来恩格斯给予这部著作以极高的赞誉，称之为马克思逝世后经济思想上的最大成就。
与此相反，1890年，阿基尔•洛里亚在康拉德编辑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上称，施米特的著作宣告了马克思基本理论的破产。1890年春天，有人将这篇书评从意大利寄给了恩格斯。由于《新时代》也收到许多关于利润率的投稿，恩格斯在1889年年初给考茨基的信中以及在后来的一些信中，声明只有等到撰写第三卷《序言》时他才打算去读那些转给他的稿件。他担心争论会耗尽时间，并且不想在第三卷出版之前，在没有任何原文可供引据的情况下，就把马克思进行论证的底牌全部亮出来。他说：“我暂时不能发表第三卷的内容……”
考茨基将恩格斯的这一席话视为对自己的授权，认为可以干预这场争论并加以掌控。纽约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兼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斯蒂安•斯蒂贝林曾给《新时代》杂志寄去一篇论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的稿件，而考茨基不想接受，两个人之间就这篇稿件发生争执。斯蒂贝林猜测自己的思考成果被隐匿起来，并于1890年在自己的著作《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以及在1890年1月13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提出抗议。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回以尖锐的谴责。不过考茨基的说法看来令人生疑，因为他在以前的一些场合确实曾打断过《新时代》上的讨论。即便眼下，他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能力也起着某种作用，因此，在1889年春天，当施米特把自己的《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文的手稿交给《新时代》时，考茨基竟不敢读这篇稿子，尽管所讨论的问题据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1891年9月，沃尔弗把他的文章《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之谜》寄给恩格斯。“我没有读，就把它放进柜子里了”，恩格斯如是说。“跟这样的教授算账，总会有时间的。”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他引用了9月20日来自苏黎世的一条信息。据称，沃尔弗在康拉德主办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上狂妄地“指责您，说您不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因而想把第三卷隐匿起来”。很可能是施米特让人提供了这条信息，而他确实曾写信告诉恩格斯，他自己是在9月20日收到沃尔弗的文章的，他在信中称：“极其可笑的是，他竟然因为反对恩格斯的误解而接受马克思，‘另外，据说是恩格斯启发施米特写了那部著作，以求自卫！’。”
在《年鉴》12月那一期上，施米特对沃尔弗作了回应，并把自己的回复寄给了恩格斯。后者于1892年2月4日在信中申明：“看了您的文章以后，我只好也读一遍沃尔弗那篇劣作；我本已把它放在一边，准备到非看不可的时候再看……您把问题的实质阐述得极其正确和清楚……第三卷序言发表后，尤•沃尔弗先生将对有些东西感到高兴。”恩格斯读沃尔弗的文章时随手作了附注。对于沃尔弗的回复，施米特和他都没有再理会。
考茨基1891年12月7日写信告诉恩格斯，想要在第三卷出版之前解答平均利润率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全都来自苏黎世：“难道是康拉德•施米特施加了某种影响？就在不久前，一位叫法尔曼的人……还寄给我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我拒绝了他，他竟亲自来到斯图加特，并且在我答应将他的理论介绍给你之前，不肯离开。我自然没有把这篇冗长的稿子寄给你。”法尔曼确信自己“预先想到了马克思所想到的东西，并且想让你为他作证。”恩格斯请求考茨基把这篇文章寄给他。当然，在他着手写第三卷的《序言》之前，只能让它“搁在”抽屉里。法尔曼后来在1892年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年鉴》上。1892年10月17日，施米特将自己保存的这篇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此前，施米特在1892年7月13日就向恩格斯描述了“赶时髦的”苏黎世人讨论利润率问题的气氛：“不仅这些教授先生们现在热衷于批评马克思，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尤其会想到这里的来自俄罗斯的犹太裔大学生们），也有不少人干起这种事来。一位叫法尔曼的人曾就此发表长篇大论……”他“把问题设想得很简单，办法是断言价值规律只适用于商品世界的总销售额，放弃从价值规律导出商品个别销售额”。
鉴于人们讨论的是马克思理论的“性命攸关的问题”，施米特建议恩格斯在《新时代》上提前发表论利润率的一章，或者扼要介绍其基本思想。恩格斯又一次加以拒绝。此后，施米特又在《新时代》上说明了自己的见解。他引发了一场新的讨论，而考茨基对此没什么兴趣。他在9月26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施米特最近的尝试”引发了回应和解决方案，“而我一概加以拒绝，因为它们毫无用处”。只有来自埃尔伯费尔德的一位律师兰代寄来的那篇文章，“我相信，倒是指出了正确的途径，虽然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紧接着，施米特和胡果•兰代在《新时代》上发生了争论，恩格斯对此也知情。
大概在1893年3月，恩格斯收到了斯蒂贝林寄来的新作《平均利润率问题》。至于他是否注意到了《政治科学大全杂志》（1893年）上发表的亚历山大•斯克沃尔佐夫《马克思的利润率及其与企业主利息、借贷利息的关系》这篇文章，我们无从得知。
可见，正当恩格斯还以最顺利的进度编辑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之际，他周围的一些人却彼此闹翻，去争论这个解决方案会具有怎样的形式。考茨基感受到了这种处境带来的矛盾的情感：“希望第三卷能迅速解除我们的痛苦。”他的书信流露出对施米特和兰代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内的”解决方案的好感，同时，他在信中也预感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必然会有许多中间环节，其数量比迄今为止的各种解决方案所认定的还要多”。
“很费时间的”定稿过程
在1893年1月15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伦敦之行时，倍倍尔说他发现恩格斯已经年老体衰。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向他展示了第三卷所有各篇，一直到深更半夜。恩格斯希望能在复活节或圣灵降临节之前完成第三卷。
这一回我们还是不知道恩格斯在新的一年有何打算，不过他想在夏天开始“形式方面的定稿工作”，这样就能在休假之前付印一部分。恩格斯在同年5月1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表示，从时间上说有些白白耽搁了，最后的校订和付印几乎只能同时进行。到了夏天，恩格斯在7月12日的一封给屠拉梯的信中预计工作就要完成，但由于要休假，所以只能再耽搁几个月，即使编辑《资本论》的工作也不能影响这次休假。就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估计第三册的篇幅为1100至1200页。对于第三者来说，他这段时间给人的印象是“对工作异常不感兴趣”，并且很难接近。
最早于1893年11月6日，恩格斯又着手他以前称之为“单调的”和“很费时间的”最后编辑工作。11月17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写信告诉她的姐姐劳拉，恩格斯正在编辑第三卷。在极小的范围内，人们讨论了稿件运往汉堡的问题，并且决定等到圣诞节过去再说，因为节日期间进行运送过于冒险。恩格斯本人在12月2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说，第一篇已经可以付印。他估计付印稿的篇幅为1850页。最后的编辑工作现在可以迅速完成。恩格斯在12月19日写信告诉劳拉•拉法格，前四篇在新年以后能够付印，编辑已经完成。如果他能在1894年复活节前看完手稿的另外三分之二，这一卷1894年9月就能出版。在新年到来之际，恩格斯在信中通知左尔格，第三卷手稿的前三分之一已经用结实的油布包装好，并嘱咐他“切勿转告他人”。这个包裹很可能是在星期二即1894年1月2日寄往汉堡的。李卜克内西可能也参与了这件事，如果他按照约定在新年之际曾逗留伦敦的话。
恩格斯在一些信中通告了付印稿开始印刷的消息。1894年1月9日，他在信中告诉考茨基，约三分之一立方英尺的付印稿顺利到达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为此他在信中附上一则简讯，披露第三卷已付排，供《新时代》刊载之用。他建议考茨基给出版商寄去一份《新时代》，把这则预告重点标出，以促进印刷，或者至少为迈斯纳提供一份广告样本。考茨基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这则广告安排在下一期杂志上发表。1月12日的《前进报》也刊登了一则未署名的消息，内容涉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迄今为止，人们认为这则消息是恩格斯写的，但也有可能出自李卜克内西或伯恩施坦之笔。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性报纸转载了这则消息，显然，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也进行了转载。一家通讯社通过海底电缆将这个消息发到了美国，这使得《纽约人民报》的编辑海尔曼•施留特尔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1894年1月11日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恩格斯告知已付印的前20章的篇幅为664页，这恰恰是他在目录草稿中根据付印稿而第一次编码的末页页码。因此，他是先编制了这个目录，然后才将付印稿的第一部分寄往汉堡。在给阿德勒的信中，他这时估计整卷手稿共约为1870页，并且说自己正在最后校订第二个三分之一。第三个三分之一需要多花些功夫。“我想9月份可以出书了。然而现在我还得再拿起我心爱的第二十三章。可惜由于节日我又失掉了很多时间。”
1894年年初，许多人祝贺恩格斯完成第三册的编辑。1月15日倍倍尔在总结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成员的看法时，指出这个消息让大家非常满意。迈耶尔在2月3日写信祝贺恩格斯。情况的变化反映在《社会主义手册》上有些怪异。开始该手册在《恩格斯》这个词条下还断言，第三卷虽曾承诺于1885年出版，但至今仍未面世，而后来在《资本论》这个条目下却宣告，第三卷已经付印。在1月12日给阿德勒的信中，考茨基对理论本身显得有些冷淡。他说，这卷书的出版当然非常令人满意，但现在正当紧要关头，崩毁之声此起彼伏，人们哪有时间去读书，“而过后人们无此需要了”。
1894年2月22日，恩格斯着手审订第四十一章。他到伊斯特勃恩休假，打算在那里治愈自己的头痛病，并把编辑中的手稿也带来了。恩格斯还在审订这一卷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时，第一批校样就寄给了他。第六篇又给他带来不少麻烦。“我忙得很”，他在4月11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发出这样的叹息，并且说：他正“埋头于地租……它给我招来不少麻烦，因为摩尔表格里的计算，差不多无例外地都弄错了（你该知道，他在算术方面是怎样一位天才！），因而需要重算”。尽管这样，他还是相信这并不会妨碍第三卷在9月出版。这“将使大名鼎鼎的阿基尔•洛里亚大为高兴”，他在4月12日给屠拉梯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这个江湖骗子曾向世界宣布：马克思只是寻他的读者开心，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第三卷。
在1894年5月11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些日常事务后顺便提到，他刚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寄了出去。在第二天给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提到，最后两篇真让他“出一身大汗”。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稍后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狄茨，这位出版商，以“十足德国方式”向他表示祝贺，“安排”人给伦敦寄去几瓶莱茵葡萄酒。
恩格斯的编辑说明
恩格斯撰写的第三卷《序言》类似于第二卷《序言》。一方面，他概述了问题很多的手稿的基本状况，说明了自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为此他在编辑过程中曾在一些散页上写下札记，用以标明马克思手稿的上下文联系，说明自己的基本设想以及在编辑上采取的个别步骤。另一方面，恩格斯回顾了关于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关系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是由他引发的，并同编辑过程是平行进行的。这方面的材料都汇集在他的手里。
编者说明显然应当和第二册的说明类似。在第二册的说明中，恩格斯描述了他围绕那里的三篇所做的工作，并提供了一份“采自第Ⅱ—Ⅷ稿的各处文字的综合材料”。同样，他认为现在也有必要着重说明那些改动较大的各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两份关于第一篇手稿有关段落的提示材料。以及还有“第二十五章至第三十五章编订汇总”这份材料，后者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主要手稿中这些段落的编排情况。然而，由于编辑比较复杂，而且旷日持久，恩格斯只是用语言描述了手稿底本和他所采取的编辑步骤的情况。
恩格斯《序言》的第二部分用来评论“价格之谜”。他自己不会谈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批判“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他在1894年9月6日的信中对伯恩施坦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依此来进行评价。恩格斯对“我们许多人”在经济问题的论战中表现出来的笨拙甚为不满，他在《序言》中打算来“一个小小的实际教训”，特别要拿洛里亚开刀。恩格斯只讨论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案”。鉴于《序言》这部分包含有论战的成分，考茨基很想把它发表在《新时代》上。可是恩格斯拒绝了这一设想，因为他认为“与价格相联系的利润率问题和价格分配问题的解决”，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论证。
恩格斯撰写《序言》的进程要比他自己预想的慢一些。最后一批校样送来较晚，这拖延了《序言》的撰写。不仅如此，由于1894年10月9日搬家，恩格斯一时间根本不能设想还会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不过到了11月初，《序言》已大体完成，因而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已能就其内容交换看法。伯恩施坦11月11日写信告诉考茨基，“将军”给他读了《序言》中的几段内容。施米特颇得好评，相反，除洛里亚外，还有沃尔弗，则会受到斥责。“依我的爱好，将军对待沃尔弗甚至有点过分。其实另外一些人倒是更应该受到批判。”伯恩施坦通报了这些情况，并询问考茨基对《序言》有何设想，这促使后者再次请求恩格斯发表《序言》。几周之后，当他拿到第三卷并阅读《序言》时，他觉得自己必须向恩格斯作出解释：“法尔曼的文章当时寄给了我，他打算在《新时代》上发表，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发现该文思路十分混乱。法尔曼部分地承认了我指出的问题，并在《康拉德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顾及到了这些问题。即便如此，我仍在该文中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你……指出的那一点……我很想知道，你恭维勒克西斯先生是一个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会有何想法。”恩格斯对法尔曼表现得很大度，他说：法尔曼采用的“成功的方法”，比其他人都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然而由于许多误解和节外生枝，几乎被埋没了，因而文章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全神贯注于……专门问题的人，才能发现文章中有某种东西，对它进一步加以分析就会引向整个问题的解决。”
恩格斯逝世前《资本论》第三册的刊印经过和被接受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5卷。恩格斯为发表第四册所作的准备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4卷第1031—1037页。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