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

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着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

战士们本能地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地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

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

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队伍翻越毛儿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凸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

“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啊，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

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

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

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

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来源：《解放军报》（2026年04月2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