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由若干重要的观点、判断和命题组成，有些论述是针对文化的“体”层面展开阐释，有些论述是针对文化的“用”层面展开阐释，呈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立体式辩证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不同观点、判断和命题进行直接并列处理，而是需要在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内涵丰富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对其中若干重大观点和论断进行原理化命题化提炼，从多元维度出发把握其内在有机统一的逻辑体系和层次结构，进而把握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原理性贡献。所谓原理性命题，从哲学上来说就是通过对长期实践经验归纳总结而形成的反映普遍规律的陈述，具有超越单一事实、揭示深层规律以及不可再被归纳等特征。之所以要重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命题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总结凝练原理性命题是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的重点，系统研究系列原理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研究的关键。一方面，深入推进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阐释，需要以原理性命题为支撑。推进学理化阐释的核心内容，就是用学理方式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只有从重要判断、重要观点、重要原理中凝练出原理性命题，才能从整体上系统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另一方面，“体用”结合的鲜明特点，决定了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结构必须凝练原理性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不同的论述具有不同的针对性。这些系列论述在逻辑层次上并非完全处于同一层面，不能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简单将不同层面的论述进行并列处理，而是需要从总体上进行总结凝练提升，形成在逻辑上处于同一层次的原理性命题。通过研究不同原理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系统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体系结构。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尝试从“文化自信论”“两个结合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党的文化领导权论”等基本原理性命题出发，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保障论等不同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重大原理性贡献。

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域中，文化作为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反映，尽管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本质上仍处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作用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讨文化问题的时候，首先是从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意义角度出发把握文化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性存在。例如，在探讨作为文化原初形式的意识时，马克思明确从物质生产的变革特别是从分工的视角出发加以把握。“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化始终是作为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东西，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其作用范围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条件的决定。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文化首先是处于被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地位。在充分肯定文化的被决定性基础上，经典作家也指明了文化的能动性和反作用，但明确规定了文化反作用的范围和限度。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背景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性被中国共产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具有了“似本体论”的重大功能和价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全局出发，把文化建设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就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述，其中原创性提出了文化自信，由此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习近平围绕文化重要性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述，进而形成了“文化自信论”的原理性命题。“文化自信论”包含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守护中华文化根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系列重要论述。“文化自信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理性命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文化自信论”不是单纯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坚定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就是要坚持不懈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言：“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论”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视域出发，使我们能够从更加宽广的历史文化纵深中把握“走自己的路”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从本体层面夯实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功能理论。

（一）从关乎“四个自信”的根基出发，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文化自信是关乎文化但又超越文化的总体性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宏伟实践出发，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深层次战略性思考。文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与物质生产活动同样重要的高度加以把握。因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既是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是衡量民族复兴实现与否的重要标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不仅仅是关于物质生产力巨大提升的描绘，更是关于文化繁荣发展图景的集中表达。正如习近平所言：“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以往学术界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问题时，一般主要侧重于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特殊性出发加以把握，即主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特殊性出发，论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但问题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单纯从具体现实的特殊性角度出发加以理解。因为西方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就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特殊条件下的实用主义选择。所以，理解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历史与逻辑必然性，需要从更加深远的历史审视距离出发，把握其中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这是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道路所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把握中国道路来龙去脉的必然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近代以来，求索伟大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核心主题，而实现民族复兴既意味着推动近代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生存性危机中摆脱出来，也意味着彻底完成从“文明蒙尘”泥潭中的解脱。换言之，实现从“文明蒙尘”向“文明复兴”的逻辑转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伟大奋斗历程中，文化和文明的复兴问题始终构成党的历史叙事的重要维度，民族复兴叙事与文明叙事高度统一。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政治设想蕴含着深厚的文明意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从民族复兴叙事和文明叙事有机统一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使命型政党，也是致力于推进文明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型政党。

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具有更深的历史纵深，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深层根基。2014年，习近平集中论述了文化自信和其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2016年，习近平进一步阐释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20年，习近平明确阐述了文化自信所具有的深厚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系统阐述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关系和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三更”的表述直接表明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三最”的表述直接彰显文化自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轫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自身特殊性及其逻辑发展必然性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明样态，“在这种文明框架之中，并没有出现过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过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中华文明内在具有的突出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可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必然会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出发，既是把握文化自信基础性作用的重要精神底蕴，也是认识“四个自信”内在历史与逻辑必然性的深厚底蕴。

（二）从更为本体性层面出发，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

如前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绝非如西方一些人所言是实用主义的选择，而是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所催生的内在必然选择。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既受特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形成不仅仅是特定政治经济因素作用的产物，更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内在形塑的结果。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既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内在塑造了中国人对待自身和周遭世界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中国人在选择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或隐或显地具有内在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从文化本体层面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更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理论的重大突破性发展。从中华文明的宏大视角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与逻辑必然性，为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理论参照系、更加深远的审视距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来的，是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是塑造中国道路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因素。从文化层面出发探寻“走自己的路”的根源，拓宽了关于中国道路本体论的认识，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决定了必然选择独具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中国独有的文化信仰系统和精神结构从更深远更普遍的层面决定了党带领人民必然选择中国道路。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那么，究竟中华文明如何塑造了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和逻辑必然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而这一点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相关理论阐释中所集中回应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断集中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即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塑造了“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和逻辑展现。进一步而言，何谓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从更加深远的层面塑造了中国道路的显著特质。例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使文明基因的传承始终得以不断，中华文明的内在特性也成为中国人选择自身道路时的思想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立足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既让我们能够从更加深远的历史距离和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出发审视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也能够更加清晰全面地把握中国道路独具的内在显著特质及其比较优势。

理解文化自信不能单纯局限于文化领域，必须上升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互动、理论与实践的同频共振中加以把握。从更深远层面来看，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深远历史文化纵深中所塑造的历史自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历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深入推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历史认知，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未来发展态势科学认知基础上的自信表达，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潮流中对历史主动的彻底掌握和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科学研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大历史观指导，从历史文化的长时间段审视距离出发，超越了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性和历史事件的相对偶然性等因素的制约，从总体上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洞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向，以坚定的自信姿态把握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

二

基于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把握，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以更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思考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论”，包含关于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以及二者相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巩固文化主体性等系列重要论述。“两个结合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与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有机统一，为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论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

（一）“两个结合”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法

由西方资本现代化所推动建构的世界体系，呈现“中心—边缘”的巨大权力支配关系。马克思在阐述资本扩张导致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也深刻批判了由世界市场所催生的“世界历史”的差序性和非正义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此背景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处于世界体系和秩序的边缘，既丧失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近代中国在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冲击下，不仅仅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更面临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文明蒙尘”。原先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的文化价值信仰系统，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彻底瓦解，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同实现救亡图存，一并成为近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面对“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和“文明蒙尘”的文化危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展开了一系列艰辛探索，但无一例外都走向失败困境，在求索文化出路的问题上呈现“古今中西”之间的巨大争议和对峙。所谓“古今”，就是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必须回答的文化传统根基与文化现代走向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这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又进一步表现为保守复古与现代转型之间的尖锐冲突。所谓“中西”，就是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必须回答的中华文化本土性与西方文化异域性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问题，这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又进一步表现为传统文化的所谓前现代性与西方文化所谓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进行了大规模引介，并将其视为解决中国未来出路的唯一方式。“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但问题是，重建文化主体性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文化领域的概念改造和逻辑演绎，而必须将文化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问题相挂钩，在推动历史的现实进步中把握文化前进的方向，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中重建文化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不是以“返回书斋”的思辨式方法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而是从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在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把握文化前进规律、重建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具备了成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重建文化主体性历史难题的科学方法论。一方面，作为建立在现代物质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理论本质的现代性——基于现代工业化生产的现代主义文化表达，代表着现代文化的前进方向，其能够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局限，不断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传统文明，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关键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相贯通、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又不断赋予其以现代生命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本土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土壤之上，不断以民族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异域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化。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客观经验事实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根本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建构文化主体的根基，而文化主体性反过来又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脊梁。

（二）“两个结合”是推进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

推进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需要科学方法指导，因为文化的创新发展不是单纯抽象思辨的事情，文化既是对现实实践的精神表达，也是对既往历史传统的接续发展。“两个结合”科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动力机制。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其具备了强烈的科学性内涵；坚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发展文化，使其具备了突出的现代性维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具备了鲜明的民族性意蕴。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使得新的文化形态呈现既扎根本土又坚守文化根脉更面向未来的显著特质。

一方面，坚持“第一个结合”为文化创新发展构建坚实的物质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的基本理论立场，也是贯穿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理论“红线”。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科学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下，坚持“第一个结合”推进文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将文化生产创新的基底奠定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之上，即通过对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成就的经验总结，以抽象化方式进行文化层面的表达。离开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文化创造，不过是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抽象“文化实验”，是无根的浮萍。换言之，立足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书写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的伟大探索，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

另一方面，坚持“第二个结合”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丰厚理论滋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合，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相通性，彼此契合是相互结合的前提。“‘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融通性，既可以从外在显性层面加以把握，即从具体观点或结论上的相似性加以理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或命题“比拟”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比如追求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尊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也可以从更加内在隐性层面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即从相似观点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次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出发把握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刻彰显的变化生生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强大的逻辑相通性，这是使二者的结合在根本上呈现深刻“化学反应”而非简单“物理拼盘”的关键所在。

三

以“两个结合”为科学方法论指导，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文明样态，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是文明创造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直面人类文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的历史困境，就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系列重要论述。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文明创新主体力量的历史性重塑，从价值层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论。

（一）实现文明创新与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从现代化实践把握文明发展的方向

文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抽象思辨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是对现实物质生产实践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特别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标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离开现实实践谈文明是抽象空洞的，离开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谈文明的创新也是抽象空洞的，因为文明的发展始终需要联系现实实践及其真实的历史主体加以综合把握。唯物史观革命性意义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它确立了从现实实践出发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走向，“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现实实践是文明创新的力量之源，从事现实活动（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个人是文明创建的真实主体。然而，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上的理论表达，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逻辑框架中，资本的抽象统治力量抽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性内涵，因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观也呈现“抽象占统治地位”的特点。抽空现代化具体历史性内涵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必然呈现巨大的抽象虚幻性特征。

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现实可感的现代化，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一种新文明样态的建构具备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从更深层角度来看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形塑，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生命。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新文明的创建与现代化的实践相互关联，现代化叙事逻辑与文明叙事逻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内在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逻辑展开就蕴含着传统文明的潜在影响，传统文明的生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被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所激活。这里所言的“激活”，不仅是指从外在表达形式方面得到现代转型，而且包括从内在内容革新方面不断被赋予现代性文化因子，即中华文明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交融中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进而催生出一种既勾连历史传统又彰显现代走向的全新文明样态，亦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和文明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产物，其绝非简单地在现代社会对传统文明的重释或重读。因为将传统典籍置于当下的重解，本质上不过是给经典概念或命题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而已，并不能直接催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表达，是反映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明形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形态，其内部蕴含着多元因素的有机融合，即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文明的有机融合，而实现二者结合的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魂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现代”属性之所以能够呈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发挥了内在逻辑基底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对工业化大生产的文化表达，是超越前现代草根浪漫主义文明观的现代新文明观。另一方面，延绵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丰富滋养，发挥着重要的“根脉”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仅是“现代的”，更是“民族的”，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承、独特文明基因的文明样态，其并非异域文明的简单复制粘贴或空间平移，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主体性。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绝非传统文明的简单时间转化或现代复现，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中介过后的文明样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的文明表征，在本质上创新了文明发展的路径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过程，这种“文明的延续更新观”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二分的线性文明观。

（二）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的抽象封闭性，人类文明新形态重构文明的主体性力量

西方现代化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其文明观的建构也成为资本抽象力量所操控的差序性文明秩序向全球拓展的过程，文明建构的真实主体性力量被人为消解为抽象性存在。一方面，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原先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真实个人被抽象为服务资本的原子化存在，资本成为西方社会推动所谓文明建构的终极力量。原先作为推动人的自由解放的启蒙理性，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成为冷冰冰的“铁笼”。另一方面，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叙事中，人类文明发展多元形态被强制划分为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对立，由所谓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由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的线性升级，似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意志”。而这种抽象排他性文明体系的演进，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的必然产物，因而文明创造多元真实的历史主体被人为消解。正如有学者所言：“自从提出并确立‘西方中心论’之后，自从西方文化异化为‘帝国文化’之后，当今西方现代化就创造不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始终围绕资本增殖的中轴而转动，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乎人的现代化，是具有深厚文明意蕴的现代化。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判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明指向和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是现实可感且有温度的现代化，其深入推进从根本上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主体性力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层面的需求，而且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中，始终坚持“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理念，强调从文明叙事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质。

围绕现实的人而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建了文明创新的真实历史主体性。由人民所参与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文明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也有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现代特色和时代属性。其中，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其文明逻辑布展的过程中，必然会超越西方文明所设定的文明高低、优劣的逻辑局限，开启人类文明共荣共生的新图景。由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交流互鉴包容的文明观，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这既是其不断超越西式文明抽象封闭性的根本保障，也是对人类文明创新真实主体性的重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进一步而言，创造新文明不是西方少数国家的“专利”，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能独立创造出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形态，不断丰富人类文明的百花园。

四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其中最为根本的保障便是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在“七个着力”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处于首要位置，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党的文化领导权论”包括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明等重要论述，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置于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从功能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解，主要是从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领域维度加以把握。“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高度出发，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关系治国理政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其提升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高度，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整体性高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从功能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性发展。

从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有两个维度的建构。一是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批判了德国意识形态学家们以“头足倒立”的方式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二是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角度出发，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设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对抗性分工的消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社会真实意识表现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系统性总体性层面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并且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思想理论、新闻舆论、网上网下等多方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丰富内涵。一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决不能旁落；二是坚持“党管媒体”，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不断增强主流舆论影响力；三是坚持“党管互联网”，提出长期执政必须过好互联网这一关，不断提升网络和信息化安全水平，扎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二）以制度化方式确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选择，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生根发展并不断指导中国实践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必然选择，是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趋向的合目的性选择。“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从根本制度的重要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是历史发展的结论，也是在多元多变的思想文化中保证我国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因为以制度化方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超越时空条件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特别是根本制度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迁，发挥了管总管长远的持续性功能。从根本制度层面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一项系统性总体性工程，首先要以制度形式确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中之重。“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一项整体性工作，既涉及制度层面的健全完善，也涉及理论研究层面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研究，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等重大工程层面的推进，以及理论宣传层面的大众化普及化等重要工作。而上述重要工作都统摄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总纲之下，并且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定和推进。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进行原理化总结凝练出来的基本命题——“文化自信论”“两个结合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党的文化领导权论”，四者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从不同层面以立体化方式共同构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体系结构，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不同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原理性贡献。其中，“文化自信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基底，从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把握“走自己的路”的文明根基，从本体论层面进一步夯实了文化繁荣兴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两个结合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论，通过正确处理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与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动力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价值论，通过文明与现代化的相互挂钩，重构了人类文明创新的真实历史主体性。“党的文化领导权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保障论，以制度化方式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性。概言之，“文化自信论”从基础层面强调了文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有科学方法的指导即“两个结合论”，在科学方法指引下必然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论”，而上述逻辑环节实现的关键在于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即“党的文化领导权论”。

（注释从略）

（作者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南京大学至诚特聘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