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三大启示

提要：我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学到什么？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至少有三个重大启示。第一个启示是，在知识生产中，实践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很多马克思主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一种实践，一个情境化的而非纯粹智力的事业。第二个启示是，存在着一条将社会关系、技术和科学抽象贯穿起来的线索，思考和理解这一线索的方式与特定社会构成是相关联的。第三个启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造成了种种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代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三个启示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分析视角，共同指向科学知识的社会经济属性，这一点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作者：毛里西奥·埃斯波西托

译者：胡志国

-------------------------

一、引言

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我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学到些什么？1985年，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评论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史“被遗忘很久了，有的是因为完全不知道这里边有东西可说，有的是因为害怕说”。20年后，乔治·赖施（George Reisch）从根本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史被遗忘的原因。他阐述了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政策如何影响了科学哲学的体制化，成功地遮蔽并刻意清除了科学哲学中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因素。较之科学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科学史的遭遇不见得更好。1990年，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评论说：“比起明确地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考察科学史的研究，或明或暗的反马克思主义角度的科学史研究要多得多。”加里·沃尔斯基（Gary Werskey）解释道：“从剑桥开始，后来在更多的地方建立起了明白无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回顾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领域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的发展，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传统似乎没怎么出场，偶尔的出场也往往掩盖在新的标签之下。因此，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或科技研究系的大多数学生很容易得到一种印象，即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对自然科学不曾说过什么，即使这些领域的很多洞见都有着马克思主义底色。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念几个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是为了回忆几篇被忽略的文章，更不是为了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作一次粗线条的历史梳理，而是促进学界对当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议题的系统思考。这三个议题分别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科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变成一种全球性力量的过程。第一个议题涉及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它与现代科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联系紧密。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一种新的思考自然和社会的方式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什么样的社会与经济格局孕育了新的认知活动和物质实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鲍里斯·赫森（Boris Hessen）、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 Farrington）、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科学是处在萌芽形态、中级形态或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特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观点是实践的结晶，而实践又是由现实情境的需要推动的。

无一例外地，上述学者都没有谈到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科学抽象和实践对人类意识有什么影响？科学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把科学抽象的观念与“物化”结合起来，把“物化”与社会和个人的异化结合起来。他们虽然赞成科学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但对自然科学的解放能力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作为文艺复兴后商业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从工匠之手与学者之脑的结合中涌现出来的“祛魅的”科学世界开启了一个普遍无情的剥削的新时代。现代理性主义世界观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集体异化，掐灭了欧洲革命的一切可能。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中也探讨了科学抽象与商品化之间的关系。

卢卡奇、索恩—雷特尔等学者都没有讨论科学知识是怎么变成全球性知识的。二战后，随着第一波去殖民化浪潮的兴起，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或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学者思考了这个问题。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oal Prebish）建立了依附理论的雏形。依附理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世界所有国家两极分化、等级分明。发达工业国家（中心）从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边缘）提取剩余价值，而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除了向技术发达国家低价出售商品之外别无选择，这个过程使贫穷国家难以摆脱不发达状态。依附理论学派由来自拉丁美洲、欧洲、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组成，其中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型最具代表性。这个分析模型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历史书写方法。近年来，自由主义的全球科学史理论抛弃了中心、边缘等概念，它们青睐以相遇、协商、接触地带等概念构成更大的无序网络。沃勒斯坦勾勒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展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如何从16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他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对自由主义的全球科学史理论的有益替代。这些问题及其回答构成了需要我们予以保护并进行批判性再思考的知识遗产。

二、第一个启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实践与理论

科学何以可能，这是1920—1930年代很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认为，科学产生于实践上的需要和要求与理论上的兴趣和关怀的结合。这是布哈林和赫森的观点，他们在1931年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强调，之所以出现科学的世界观，其背后有实践与技术的基础作用。布哈林在题为《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的大会发言中呼吁一种新的认识论，即反思辨的、实践论的认识论，并主张用集体实践代替笛卡尔哲学传统的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他质疑经验主义神话，反对那种主张人们是从外部世界接受直接信息的个体主体的观点，认为必须重新评估“我”“我的”“被给定”等概念，并用“我们”“我们的”“被塑造”等概念取而代之。他说传统认识论捏造了一个虚假的鲁宾逊·克鲁索，鲁宾逊通过个人大脑来掌握自己的被给定的感觉。布哈林认为，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经验主体的经验包括了个体和集体的实践。任何感觉都是有中介的，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任何对“纯粹”感觉的主张都是骗人、误导人的抽象。真正的经验主体并不高高在上地或从远处观察“自然”，正如布哈林解释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首先要吃、要喝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处’在某种关系的束缚中，而是积极地发挥作用。他们通过一定的行为拥有外部世界的某些东西，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行为者发挥作用是通过实践体现出来的，实践的目的在于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的再生产。不是先思考再行动，而是通过思考来行动，因为思考本身就是实践的凝结。理论与实践“是社会人的活动。……理论是积累的、浓缩的实践”。

布哈林认为，唯物主义的科学史书写必须以这个哲学框架为基础，他强调一切普遍理论都产生于特定情境中的实践与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假定科学不是沉思的、唯心的事业，而是具体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工具。因此，所有科学都是社会技术需要所产生的结果，而社会技术需要本身又是生产力变化的结果，即“物质劳动实践是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力”。

赫森给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是奠基于布哈林的哲学框架之上的案例研究。此文“对参加那次学术会议的人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在1930年代就被广泛阅读，至今仍然知晓者众——至少以轻率误解的形式”。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其观点，即要理解牛顿思想的产生，必须考察他所处时代的技术难题，并观察这些难题是如何用物理学理论来表达的。例如，在早期资本主义中，交通运输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隐含着大量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些难题不能通过手工艺人的经验来解决，而要给予科学的、持久的关注。为了提高水运能力，我们必须分辨出一系列需要探究的难题，如船的吨位、稳定性、适航能力、操纵性以及公海上更可靠的定位方式等。此外，水运的改善要求建造更好的运河以连接海洋与内陆城市。赫森认为，解决这些技术难题涉及很多科学领域，如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质点力学、天体力学等。

不仅如此，工业发展和市场扩张对金属提取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到16世纪，采矿业已经成为一个要求有相当的组织和管理知识的复杂有机体。”采矿业推动了质点力学的发展，并推动了静力学、水静力学、空气静力学的发展。战争工业的增长预示弹道学成为最重要的新兴科学领域之一。“伽利略为世界奉献了抛射体的抛物线轨道理论，托里拆利、牛顿、伯努利、欧拉研究了抛射体在空中的飞行，分析了空气阻力和造成偏离的原因。”赫森揭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记载的牛顿的抽象思考中隐含的实践难题。

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闭幕五年后，法灵顿从南非移民到英国。他执教于布里斯托大学和斯旺西大学学院，在开普敦几乎住了20年，远离以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约翰·斯科特·霍尔丹（John Scott Halldan）、李约瑟等人为中心的英国科学家圈子，也不熟悉布哈林和赫森的分析。从法灵顿的第一部著作《古代科学》到其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研究，贯穿着一条线索，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法灵顿的科学观与布哈林、赫森高度一致，但其关注重点是古代科学史。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别出新意的、至今仍极具教益的观点：古希腊科学与哲学叙事的出发点是日常实践和技术。1944年出版的《古希腊科学的时代意义》是他最成熟的著作之一。在他看来，古代科学的辉煌成就不是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沉思者的大脑。相反，科学是从生机蓬勃、但大都籍籍无名的匠人的熟练双手中产生的。“科学的源头是经验的，科学的目标是实践的，科学的唯一检验标准是它是否有用。”

法灵顿断言，支撑科学活动的新哲学观最初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的伊奥尼亚。他认为，伊奥尼亚存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由新兴的、有魄力和权力的商人、手工业者与匠人组成，他们形而上地提出了种种新的抽象方式，用技术劳动过程理解自然世界。虽然过去的文明也拥有熟练的技工和实践者提供的复杂知识，但这些知识并未用来对宇宙作整体的、自然论的解释。而在伊奥尼亚，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因素意外地汇集在一起，于是全新的东西产生了。法灵顿写道：“政治权力掌握在商业贵族手里，商业贵族的兴旺发达要靠技术的迅速进步，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推动技术发展。奴隶制度还没有发展到统治阶级看不起技术的阶段。智慧仍然是实践性的，讲实效的。”因此，新诞生的思想家不像祭司阶层那样信奉神秘的东西，而是更加注重实效，并对技能与手艺感兴趣。法灵顿引用了三位思想家的观点来佐证他的判断。例如，泰勒斯（Thales）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高度抽象的观点来自治理沼泽的实践。泰勒斯说：“土地以及任何别的东西，都必须从水中经过一个自然过程来形成，就像尼罗河上的三角洲经过淤积而形成一样。”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整个宇宙观都受“陶工院、铁匠铺，或厨房”的启发。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认为，气或水汽是万物的本原，因为他看到水的凝结和蒸发过程伴随着冷热变化。这个抽象观念植根于“加压加热把编织物粘结成毡”的技术过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根据对弓弦和琴弦运动的观察，围绕火元素建立了宇宙论。赫拉克利特说：“任何事物中都有一股力量，让它从上到下运动，直到泥土。任何特定状态的物质存在，都是相反力量或张力平衡的结果。即使看上去最稳定的事物，内部也有两种相反力量在搏斗，其稳定性只是相对的。”法灵顿总结道，伊奥尼亚人建立了一种扎根于技术和劳动的新自然哲学。他们拒绝把神话和宗教作为解释的出发点，而是拥抱技术，并以技术为源泉来把握自然现象。

不过，法灵顿发现伊奥尼亚人的“奇迹”很快就被新的神秘主义湮灭了。这些神秘主义把技术与思想、实践与理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割裂开来。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他们意图割裂哲学思辨与技术、经验的联系。毕达哥拉斯用抽象、神秘的数字命理学代替具体元素，巴门尼德也否认任何形式的可靠知识和具体经验有关联。法灵顿认为，巴门尼德反对科学，是因为他担心伊奥尼亚人的哲学会造成无神论，从而限制神对自然的统治力。伊奥尼亚人强调运动、流动、具体物性、实践、经验，而巴门尼德则强调永恒、静止、逻辑纯粹性、沉思。巴门尼德的世界与发明者、实践者、技工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在法灵顿看来，为了讨论那个高雅的精神世界，巴门尼德发明了一项有力的新技术，即逻辑论证。这项技术不久便成为哲学家们的主要工具，并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中达到了新高度。

法灵顿总结道，高雅的科学新理想导致社会走向作为睿智知识分子的公民与作为愚笨实践者的奴隶之间的分层。对于大多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来说，科学与智慧的实践、技艺有关。而对于柏拉图及其追随者来说，真正的科学是关于“前后一致的交谈”的。这种对知识的知性化处理产生了一种关于科学能够发挥作用的新观念。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是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因为思考是有闲阶级的事。只有在人没有需求要满足、没有精神问题要探讨、没有实践劳动要完成的时候，真正的哲学才会开始。用纯粹的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之后，知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远离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知识的主要作用变成管理人、控制人，而不是提升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割裂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柏拉图认为，灵魂和身体的差异反映了主人与奴隶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与形式的区别回应了全权公民与奴隶、妇女的区别。我们可以崇拜柏拉图精彩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鞭辟入里的论文，但不能忘记，他们是以反对把科学视为实践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前设的。实践与理论的割裂实际上折射出社会阶级的割裂，而理性的抽象哲学为了论证知识分子精英特权的合理性，往往会强化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这种割裂。总之，古希腊科学世界的衰退可以归因于受逻辑论证法支撑的奴隶制的扩张。法灵顿认为，除了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希腊化时期，科学精神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才再次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奴隶制度被质疑的时候，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才会重新结合。

法灵顿的历史分析结束的地方就是齐尔塞尔分析开始的地方。齐尔塞尔信奉犹太教和马克思主义，他的分析和法灵顿对古代世界的分析非常相像。齐尔塞尔认为，只有在工匠的体力与学者的脑力相遇的时候，自然科学才会出现。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不同社会阶级混合在一起，科学就是从这种混合中发展起来的。齐尔塞尔发现，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出现了全新性质的东西。他说：“经济竞争瓦解了集体性的封建社会，尤其是中世纪行会。这摧毁了中世纪的集体观和传统思维，推动了个人化思维，为科学批判创造了前提。”在旧的封建世界的废墟上，新的秩序建立起来，量化、计算、测度取代了中世纪宇宙的质性、模糊、非数学的世界。齐尔塞尔声称，科学就是这个新秩序的产物。14世纪至17世纪，浸淫在经院哲学中的大学学者的领域、在教廷或为教皇服务的公职人员或人文主义者的领域以及匠人和手艺人的领域的知识活动开始发生交集，被迫共同欢迎由勃兴的资本主义催生的通过发明新技术以扩大市场的新需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者是齐尔塞尔笔下的“超级匠人”。这些艺术家兼工程师画壁画、铸雕像、建教堂，筑要塞、造投射武器、修运河、造船只以及制作高级工艺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等人是这个博学的新匠人群体的杰出代表。直到16、17世纪的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出现后，现代科学精神才真正完成。“作为帕多瓦大学年轻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他私下讲授力学和工程学，并在自己家里建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里的手工艺者就是他的助手。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大学实验室。”伽利略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包括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和生理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追随他的脚步。法灵顿认为，古代科学方法要求将脑与手、理论与实践、技术与思辨相结合。齐尔塞尔将同样的观点运用到现代科学中，并补充说这种结合在现代世界也是成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削弱了集体观念、魔法思维、传统及权威崇信。这促进了世俗、理性、因果的思维，推动了个人主义和理性组织”。像法灵顿一样，齐尔塞尔发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具有一种把人从教条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产生于资本主义塑造的独特社会结构。

三、第二个启示：从科学抽象到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一种理解自然与社会的新方式，这是很多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观点。卢卡奇可能是这个观点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文献之一。卢卡奇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意识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人类已有的众多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之一，还是一个复杂多样的文化系统。它像一个奇幻的棱镜，世界透过它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模样。卢卡奇认为，商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数字、机械、实用理性和官僚主义的世界，其中的一切都是以数量关系来理解的。自然科学探讨的恰恰是这个由独立、零散、不连续的数据构成的变形世界。正如一个可感知的具体物品的使用价值被还原为交换价值一样，自然和社会的质性世界被浓缩为干瘪的数字与事实的世界。这个巨大的文化转折的结果是科学革命的辩护者为之雀跃的数学、机械的宇宙观。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就建立在这一宇宙观的基础之上。

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指出，现代世界曾经是一个物化的世界，现在仍然没有改观。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在变化，“时间失去它质性、可变、流动的性质；它被凝固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有界限、可量化的连续统一体中，里面充满了可量化的‘物’（即工人的被物化、被机械地对象化了的‘表现’，此‘表现’已经完全和他的整体人格相分离）：一言以蔽之，时间变成了空间”。以自然科学为表征、由碎片化的“物”构成的世界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果，最终是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物品“不再表现为共同体有机过程中的物品。它们现在一方面表现为系列中抽象的、与其他个体毫无二致的个体，另一方面表现为孤立的物品，是否拥有这物品取决于理性的计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物化世界要求分派劳动过程，而工人则根据分派的任务被分隔组织起来。他们生产的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失去其具体特征，而以交换价值的形式面世，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马克思定义的“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把工人与工人分开，把工人与他们自己的产品分开，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彻底分开。卢卡奇认为，由于现实被还原成了干瘪的数量，没有可感的质性特征，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是“官僚主义的”“物化的”世界，物化应该为资产阶级“沉思的”即唯心主义的思想负责。

在卢卡奇之后，最关心科学抽象的认识论特征的哲学家是索恩—雷特尔。索恩—雷特尔的杰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是20世纪最具启发性的认识论著作之一，它综合了包括布哈林、赫森、法灵顿、齐尔塞尔、卢卡奇、霍克海默等在内的哲学家的思想。索恩—雷特尔和前四位的共同观点是，科学知识是关于植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活动与实践的，并由特定的需要和利益触发。索恩—雷特尔和后两位的共同观点是，他们都探讨了抽象化和异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但索恩—雷特尔对铸币制度的创立与思想物化性的联系分析得更深刻。索恩—雷特尔和这些哲学家都认为认识论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其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动态关系是深度纠缠的。索恩—雷特尔假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贯穿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是导致人类剥削和异化的主要而顽固的因素之一。人类意识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人的思维方式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系方式。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意味着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索恩—雷特尔区分了生产社会和据有社会。生产社会指劳动由集体开展、不作细致分工的共同体，典型例子是狩猎—采集群体或早期无阶级的农业共同体，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渗透在整个社会体系之中。据有社会包括单向据有社会和双向据有社会两种类型。单向据有社会是以贵族统治和奴役制度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等级社会，如古埃及、波斯、古代中国等。君王及王国的管理者直接地、单方向地夺取劳动大众和奴隶生产的剩余价值。双向据有社会是指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以铸币制度的创立为前提。索恩—雷特尔指出，这些社会都能够谈论自然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但只有在双向据有社会中才具备科学抽象得以发生的所有条件。简而言之，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社会的产物。

索恩—雷特尔认为，科学抽象之所以发生在商品社会，是因为只有在商品社会里，某些类型的抽象才成为可能。他认为，抽象有实物抽象与思维抽象之分，后者是从前者发展出来的。实物抽象与铸币技术、货币扩散相伴发生。铸币是具体的、可触摸的东西，有密度、颜色、重量，但它表示的是抽象的、不可触摸的东西，即交换价值。这种抽象是实物的，因为它不是发生在运作者的私人头脑中，而是扎根于集体的交易活动。实物抽象是约定俗成的，同时又有表达上的物质性。

铸币的材质上打有印记，这表明它是作为一种交易手段,而不是作为一个实用物起作用的。因此，铸币是一种会遵守抽象交易假定的东西。除一般的物质组成外，它还被认为是由不可变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且它不同于自然界中发现的任何事物。

自从公元前680年铸币在古希腊出现以来，技术已经对人们感知、行为、思考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恩—雷特尔指出，铸币制度开启了新“社会综合”的过程。他的“社会综合”概念与卢卡奇的“对象性形式”概念差别不大，都表示一种共有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因货币流通而更加繁荣便利的商品交换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让新的抽象化、信仰、思想成为可能。特定的社会综合赋予一个时代的思考与行为以独特的风格或方式。个体购买、销售并创造出由抽象价值观构成的世界，人们在这些事务中表现出来的狂热活动为新的认知形式开辟了空间。实物抽象的扩散，即货币经济的胜利，提供了哲学家与自然主义者进行思维抽象的条件。对于索恩—雷特尔来说，这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综合在根本上与卢卡奇的物化是一样的。在物化中，概念化、数量化、数学化也是特权人士把握自然及社会的认知工具。索恩—雷特尔与卢卡奇的关键区别是，索恩—雷特尔认为社会物化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巴门尼德的抽象思维、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命理和神秘主义思想、柏拉图对质料与形式的根本区分、亚里士多德对实体与偶性的辨析等都是对古代世界新货币经济触发的巨大变革的见证。自文艺复兴以来，商品生产的进一步扩张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人们对数学思维的狂热再次被点燃。数学在科学中的广泛应用表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引起的物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自14世纪以来，由于概念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手工业生产向科学大生产的转变得以实现。这些概念工具将匠人、生产者的智慧和创造性自动化，使他们渐渐被纳入新型的企业家兼资本家的知识控制之下。正如索恩—雷特尔所说：“中世纪的手工业是从个人的脑和手的统一开始的。”然而，商业的发展，市场、城市的扩张，修建新的道路、运河、桥梁的需要，这些决定了新的劳动形式。

雇佣越来越多的半熟练工人，导致手工作坊的人员出现阶层差异。如此规模的、新奇的建造和生产任务把手工业者逼向智慧和创造性的极限。因为这些问题必须处理，于是从普通生产者的行列中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业巨匠：那些15、16世纪的“实验大师”、匠人、建筑师，以及工程师。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员，手工艺人缺乏的主要素养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数学。

从“实验大师”熟练的技术之手中诞生的新科学，将质性现象分解为可通过量化及数学描述来处理的零散部分。用量化形式表达的理论假设面对的是自然中一些特定的、被选择的部分，“其定义包含在了理论假设之中”。正如卢卡奇指出的，自然科学的现象或“事实”不是展示在观察者眼前的，而是从自然中“抽象出来”或“去语境化”了的。这些限定的、抽象的“对象”构成一个理想化的平行宇宙，通过普遍的自然理论和规律被描述出来，让人们可以控制“具体的”自然。换句话说，通过把物理过程还原为一组适合数学方法处理的零散“事实”，现代科学既是商品化了的自然的产物，也是让自然更加商品化的工具。铸币制度的创立和双向据有社会的胜利将自然和社会还原为抽象物，而现代科学则通过将自然还原为数量，为资本主义剥削打通了道路。“可以说，凡是资本能够控制的东西，必须打造为商品的形式。所谓精确科学的精确真理，就是关于商品形式的自然的知识。”对于索恩—雷特尔来说，数学、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是齐头并进、互相强化的。在整个17、18世纪，这四个要素高效地（常常无耻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

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康德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斯密描绘了一个建立在“自由”的个人为谋求私利而买卖商品基础上的商业社会，康德则构建了一套唯心主义认识论，完全抛弃了体力劳动在知识中的作用，代之以无所不能的“自我”。科学抽象被置于大脑的先验范畴中，先验范畴的来源仅在于纯粹知性。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康德预设并放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有形的身体活动与无形的大脑活动的区别。康德认识论的最根本问题是：既然纯粹科学不能完全从经验中来，那么纯粹科学的根基在哪里？索恩—雷特尔认为，潜藏在康德认识论背后真实的、非意识形态的问题应该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如果不是来自体力劳动，它究竟来源于什么？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远远超过手工业能够达到的标准，这种认识能力是怎样获得的？”塑造康德及其追随者的哲学的是一个被实物抽象和思维抽象统治的物化世界，这个世界被区分成两个区间：一个区间是脑的世界，是无时间的、普遍的、非历史的，也是大多数哲学家关心的世界；另一个区间是身体的世界，是偶然的、具体的、物质的，不会引起几乎任何哲学家在意的世界。索恩—雷特尔主张，批判性的、实践性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史应该揭示物化的知识世界是怎么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不应该通过其他抽象来证明某些抽象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应该追踪这些抽象的物质及其社会与政治根源。

四、第三个启示：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的相互促进

现代科学是欧洲的产物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怎样理解“科学”。如果宽泛地将“科学”理解为与“知识”概念重合的某种东西，那么回答必然是否定的。科学不是仅在欧洲产生的，因为科学存在于每一个人类社会中。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资本主义最初是在西欧伴随着“科学”的知识形式出现的，这种知识形式表达了这个特殊的社会系统的世界观。简而言之，由于一系列特殊的环境，西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反过来创造了适合新的抽象化类别的环境，我们一般将这种抽象化类别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问题显然是，现代科学是哪种“科学”？卢卡奇、霍克海默、索恩—雷特尔都认为是物化了的抽象化科学，其最佳代表是笛卡尔—牛顿的数量化视角。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既不能从某个绝对或普遍的理性角度来定义，也不能等同于一种用来适用某种环境的一般知识。科学是某种从特殊环境中产生并服务于特定社会系统的东西。这样定义的好处是限制性很强，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所在。“科学”是知识的小分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史是对某个过去时空中出现的理解世界、应对世界难题的独特方式的描述。如果我们接受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应对世界难题的方式紧密纠缠的观点，那么无论法灵顿、齐尔塞尔还是卢卡奇、索恩—雷特尔都没有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是怎样传遍全球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是如何取代其他形式的知识，并将后者挤到边缘或让其变得落后的？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现代科学”向全球传播伴随着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但下一个问题是：这一切在现实中是如何发生的？

回答这个问题，沃勒斯坦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颇能给人以启发。一方面，他拒绝任何基于他称作“文明论解释”的理论，即所有那些以“欧洲有些东西在历史、文化上很特别”为前提的解释；另一方面，他强调欧洲“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15至16世纪出现在欧洲历史上的社会系统。资本主义出现在欧洲，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认知或文化特权，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持久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免疫了。资本主义是种种地方环境碰巧聚集起来形成的巨大悲剧。从过去到现在，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自我复制的灾难，而其他社会系统避开了这个灾难，因为那些地方有社会机制压制这个灾难，防止它不可控制地生长。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蔓延之前，曾有过由帝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这些帝国对其地域空间有相当强大的政治控制。罗马、波斯、古代中国或印加帝国都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帝国都是政治上的统一体，生产和分配都由中央来控制。相反，封建社会的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这个世界在1250—1450年间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和经济收缩。对于沃勒斯坦来说，中世纪危机激励人们探索其他经济体系以及新的生产盈余的提取方法。他推测道，为了从农民身上继续攫取生产盈余，旧的封建主摇身变为资本家。他写道：“在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义发生了所谓的危机，威胁着欧洲上层社会用封建系统的核心方法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提取大量剩余价值的能力。结果是，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另一种提取生产盈余的方法上。那种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的，我们将其称作资本主义。”

新的社会系统以更有效的生产形式为基础，而这种生产形式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由相对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控制。沃勒斯坦指出，这些兴起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核心国家”。现代世界体系是在三个基本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持续的地理扩张，生产区域之间新的劳动管理与分工方式的发展，保证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系统持续发展的强大管理单位（国家）的建立。这三个基本因素以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加之商业新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巩固了萌芽的资本主义并使其生存下来，在没有任何帝国集权控制的情况下茁壮成长。

沃勒斯坦在其关于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著作中介绍了第一个用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来保障政治和商业扩张的霸权国家：荷兰。他评论说，荷兰之所以在16世纪成功地主导世界商业，是因为其建立的造船业等先进工业促进了工艺方法的标准化。造船业推动了很多其他经济活动的开展，而这些经济活动以高级技术为基础。造船业与很多其他工业有相关性，包括“绳索制造、面包烘焙、船具零件供应、航海仪器和海图制造”。荷兰还是纺织品、糖、蒸馏酒、纸、书、砖、石灰、陶器、烟草、烟斗、皮革、啤酒、油脂、肥皂、化学物品、军火的制造中心。所有这些行业，除了要求有巨大的国际商业网络外，还要求有高级技术和科学知识。霸权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核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科学、技术、工业高效协作，其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即资本积累。

由刚萌芽的技术科学理性推动的新经济体系造成的根本后果是，它产生了一个围绕中心和边缘提取生产剩余的轴向的、等级的、两极分化的秩序。沃勒斯坦区分了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中心国家拥有技术、知识以及由运作和管理系统组成的体制和政治机构。边缘国家则是那些政治和体制上弱小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生产限于低价值的产品和采矿业。半边缘国家通常是在前几轮资本积累中失去了霸权的过气的霸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仍然拥有剥削其他国家的知识、体制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自身也是其他更有力、更强大的国家实施剥削行为的对象。沃勒斯坦把现代科学技术看作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保证了以下三点：一是地理扩张，要求造船业、军事工业以及天文学和地图学的发展；二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涉及标准化新技术，以及专用机器的建造；三是国家的创建，包括运作国家机器的认知工具和物质设施，用于管理人和物、社会和自然的高度结构化、理性化的官僚机构。

沃勒斯坦的现代科学观与其他思想家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他采取的角度是全球的、系统的、动态的。沃勒斯坦描述了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壮观、野蛮、大规模的欧洲扩张基本上是单向的。新的霸权国家不仅发展出征服、剥削世界上新区域的技术手段，还为知识和物质创造提供有利的体制环境，让技术和科学创新可累积与可持续。此外，它们还建立了意识形态脚手架，将一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合法化，这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沃勒斯坦曾指出，欧洲知识的独特之处是其“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说：“历史上不曾有过其他体系，在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之间制造根本的分隔。”关于自然与社会的质化、量化观念的分离，是为创造资本主义主导的欧洲世界体系而激发出来的。这个体系自我巩固、自我强化，越来越世界化并逐渐吸纳更大的区域。

然而，沃勒斯坦同样认为科学是西欧而非其他地区的产物。科学知识是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发展的结果和原因，它们影响了欧洲并渐渐蔓延到其他地方。一旦资本主义精灵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新技术应用的刺激与对创造性认知的刺激，就会呈指数级上升，并加剧商品化过程。正如前文所言，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关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知识，只不过他们的认知方法在性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相应地，如果这种“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和原因，资本主义是一个发生在西方的自我复制的灾难，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它配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其他地方流传，一路碰到了可以想象的所有具体的适应、接受和反抗过程。

部分后殖民主义学者质疑中心—边缘划分法的合理性，认为这种划分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例如，卡皮尔·拉伊（Kapil Raj）主张，我们应该修改科学史书写，用流通概念代替蔓延概念，这样的话，我们将能消除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科学知识不是西方的产物，它总是发生在几个“接触地带”的多重协商和本土适应的结果。总之，没有中心和边缘，只有一个巨大而精细的网络，科学命题、人造物和实践在这个网络中旅行、流通，并发生变化。拉伊的立论目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科学”概念，这种“科学”观决定了知识是消极地从中心传到边缘的。因此，这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不是消极接受或简单执行的一套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科学是一个实践的、物质的事业，发生分叉而形成了包含欧洲和世界各地在内的网络。科学知识不停地在中心、边缘、半边缘之间流通，但科学知识旅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霸权国家决定的。网络式的系统绝不是同质的，它在不停地变化，但整个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意味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产生于欧洲，知识在各种网络中流通，或者是知识分布存在系统上的不均衡并围绕中心与边缘出现两极分化，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实际上，全球科学史研究者必须思考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严重不均衡状况。

五、结语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笔者探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带来的三个启示，这些启示出于对三个关键问题的思考，即，科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科学如何塑造了集体性的理解和行为？科学是如何传遍全球的？首先，布哈林、赫森、法灵顿、齐尔塞尔等学者对科学何以产生的回答表明，他们是从特定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来思考科学的。对于他们来说，科学产生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其次，卢卡奇和索恩—雷特尔把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以及把科学抽象与商品化进行联系的方法表明，科学知识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丰富而独特的政治、社会和认知含义。不幸的是，关于争议重重的科学抽象的性质，卢卡奇和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洞见很少得到当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的注意，即便这些理论洞见仍然能为当代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最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认为，“现代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当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很少提到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全球现象的阐释。当他们偶尔提到的时候，会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自由主义的视角搅在一起，混淆“文明论解释”和唯物主义解释。在一体化和明显碎片化并存的世界中，如何定位现代科学，沃勒斯坦的建议仍然能够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把以上三个启示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高度连贯、迷人、多彩的概念图景，这个图景把科学理解成一个牵扯到众多社会和经济矛盾的活动，一个居于异常复杂、冲突不断的地缘政治空间的活动。总之，对于理解科学技术在过去及当代世界中的复杂性质来说，马克思主义传统仍是一种能够提供卓越洞察力的资源。

［毛里西奥·埃斯波西托（Maurizio Esposito）：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胡志国：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