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创作方法及其对研究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启示

［摘 要］

《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与马克思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方法息息相关。唯物辩证法是创作《资本论》的根本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创作《资本论》的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创作《资本论》创作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像一条红线贯穿在《资本论》的创作方法之中。恩格斯认为，这个方法的制定，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深入学习研究《资本论》的创作方法，对于我们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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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巨著。深入研究和把握《资本论》的创作方法，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更好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们加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可以从《资本论》的创作方法中得到启迪。

一、《资本论》创作方法是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范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资本论》创作方法的运用和研究。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迅速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初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后来当这种策略不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对《资本论》发表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马上进行批驳，而是反复强调了《资本论》创作方法的独创性和意义。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针对工人阶级在理解《资本论》方面可能面临的困难，马克思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他提醒追求真理的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恩格斯更是把《资本论》的创作方法提高到了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对方法论的高度重视恰恰说明，《资本论》的创作方法是把握其思想精髓的钥匙，正是这一方法使《资本论》成为“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对《资本论》创作方法有过不同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述了“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和“从抽象的规定开始”的创作方法上的“两条道路”，并且强调，“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抽象法。他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1872年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篇跋中，马克思又提出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问题，并且把它们称为《资本论》的“实际方法”，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对辩证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又提出了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对《资本论》的创作方法有不同的阐述，所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资本论》的创作方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资本论》方法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罗列化”倾向，即把各种各样的方法一一排列出来，除了辩证法、抽象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以外，还加上了归纳和演绎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数学方法，等等。这种像开中药铺一样的表达方式不仅缺乏主次之分，也没有去深入研究不同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显得平铺直叙，没有突出《资本论》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和鲜明特色。二是“割裂化”误区，即把《资本论》的各种方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如用辩证法否定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否定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即用马克思讲的“第二条道路”否定“第一条道路”，等等。实际上，《资本论》的创作方法是一个有机整体，唯物辩证法是灵魂，决定了方法论的根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骨架，实现了方法论的落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血脉，保证了方法论的科学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了《资本论》这座理论大厦。因此，深化研究《资本论》创作方法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整体性，既彰显其独特价值，更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新的启示。

二、唯物辩证法是创作《资本论》的根本方法

那么，《资本论》的创作方法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看重和反复强调的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回应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对《资本论》的评论时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资本论》不是对个别经济学问题的孤立研究，也不是对经济学某些领域的零碎批判，而是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要在联系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要完成这个宏伟工程，没有科学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当时，德国学术界存在两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一种是时兴的、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机械地整合材料，僵化地排列概念和范畴，抛弃了不同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撰写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另一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他把思维过程当作客观世界的造物主，客观世界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因此，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去掉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吸收和利用了它的合理内核，并且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之中，使《资本论》的理论水平达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达到的理论高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使《资本论》成为“艺术的整体”。

辩证法就是在事物的矛盾和运动中、在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任何事物都包含了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都包含了一个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对辩证法有一个精彩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正是基于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资本论》不崇拜任何东西，而是对当时存在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和深刻的批判，并且把批判过程和创新进程结合起来，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同时，《资本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成僵死的教条。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它内在地包含了进一步发展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研究的是“精髓”和“基础”，有了这些“精髓”和“基础”，“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进一步探索真理的道路。辩证法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创作《资本论》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在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谈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问题：“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创作《资本论》的根本方法是辩证法，而运用辩证法的具体形式则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两种方法之中。我们不能把辩证法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辩证法的内容要通过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形式得以体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则是辩证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指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有学者详细阐述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的研究和叙述过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运用过程。马克思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以及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正是对唯物辩证法运用的结果。”

研究方法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形式，因为研究问题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各种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找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把详细占有材料放在首要位置。他除了密切注意当时的经济学著作、深入研究经济史以外，还非常注意收集具体的历史材料，如当时英国议会委员会的报告、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特别注意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各个阶段的运动和经济生活的事实，并把它们加以分类，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即从具体的、客观的现实出发，达到抽象的、理性的认识。列宁把《资本论》的这个研究过程归纳为“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这是非常精辟的描述。

叙述方法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形式，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用理论的形式复制出来，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资本论》的研究从具体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出发，以抽象的概念和原理作为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即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的中介，达到思维总体中的具体这个逻辑终点和归宿，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资本论》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在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进行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叙述方法，都是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阐释是建立在研究理论范畴和理论原理的基础上的，而理论原理和理论范畴的形成则是在研究过程中完成的。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实际上已经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和觉悟水平是长时间进行辛苦的理论研究的结果。早在19世纪40年代担任《莱茵报》编辑时，由于碰到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就开始关心经济问题。40年代中期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手稿》《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50年代以后，马克思继续深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9—1861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三大研究成果。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研究基础，1862年，马克思决定把阐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命名为《资本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出版。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空间上具有并存性。一般说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资本论》只有叙述方法而没有研究方法。既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且使具体在思维中得到再现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客观具体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资本论》的叙述从生产过程开始，然后从生产过程上升到流通过程，再从流通过程上升到分配过程，在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中，其每一次上升过程都是以从具体到抽象的深入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马克思在叙述商品时，对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进行了研究，从中抽象出了价值这一商品的本质特征；在叙述货币时，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从中抽象出了“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一货币的本质特征；在叙述资本时，研究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各种资本形态，抽象出了“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资本的本质特征。总之，《资本论》在研究基础上进行叙述，在叙述过程中进行研究，叙述和研究两种方法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四、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资本论》创作遵循的基本原则

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相区别的根本所在，也是在运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关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逻辑的起点与历史的起点是统一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对任何事物的科学分析都存在一个如何着手的问题。对事物的分析研究，首先要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找到它的元素形态或者细胞形态，然后才能进一步分析这个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曾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资本论》在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运动规律时，是从商品开始的。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范畴，反映的还不是资本主义商品，而是简单商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而来的，简单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前提。因此，把简单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的历史起点，反映了《资本论》的逻辑运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资本论》的逻辑展开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上也是一致的。从《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马克思首先分析商品，进而分析货币，然后分析资本和剩余价值，再分析资本积累和流通以及利润、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最后才分析工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息、资本主义地租等这些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个逻辑的进程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大体上也是一致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既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展开过程，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产生、发展和运行的历史过程。

所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并不是说逻辑思维的进程和客观的历史进程必须完全一致，因为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人类的逻辑思维不可能只是客观历史的简单复写。逻辑以纯粹的形式来表现，而历史则要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显得纷繁复杂。恩格斯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常常会出现大量偶然的、突发的和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经常会偏离人们的逻辑思维进程，如果思维的逻辑完全追随这些偶然的、突发的历史事件，势必会干扰正常的思维进程，使人们陷入经验主义、事务主义、现象主义的泥潭。

《资本论》的逻辑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但并不是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逻辑进程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论形式上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如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早于资本积累的，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中，首先分析的却是资本积累，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再来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时也是如此：第三卷第四篇先论述了资本主义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然后才是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阐述商人资本是如何从古老形态过渡到它的现代形态的；第五篇先论述资本主义借贷资本、利息、信用、银行资本，然后再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说明古老的高利贷资本如何被适用于资本主义形态的借贷资本所取代；第六篇先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然后才是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说明封建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演变的历史过程。这是先遵循逻辑发展进程然后再联系历史发展进程来叙述的，它既没有背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没有被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打断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

五、《资本论》创作方法对研究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启示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批评了当前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不良现象，“那就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浮在面上的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入脑入心的少”。这一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不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有关。《资本论》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其内容的真理性，也在于其方法的科学性。方法论在理论研究和阐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要运用《资本论》的创作方法，牢牢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重点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范畴、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把握范畴、概念、原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坚持“两个结合”，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创新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一）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资本论》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资本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是从习近平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提炼出来的，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的政治立场、鲜明的理论品格、科学的思维方式、整体的战略考量、宽广的全球视野，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是对《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真理价值。

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资本论》始终的一条红线，整部《资本论》都是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展开。同样，“六个必须坚持”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整个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逻辑展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自信自立的精神风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导向和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宽广胸怀，等等。“六个必须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的具体展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新时代新征程，只有正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不断增进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从本质的和必然的方面来把握认识对象，而一旦人们掌握了事物的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还要进一步按照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化，使它们相互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否则就是一堆概念的并列和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得心应手地运用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首先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复杂的有机体分解成为各个独立的经济要素、经济规定和经济范畴，研究了它们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确立了它们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对它们进行了理论的、范畴的综合和叙述，以卷、篇、章、节等形式，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结构。马克思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

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他还指出：“理论阐释要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研究深入，阐释才能透彻。”推进体系化研究，可以使理论更加系统、完备；推进学理化阐释，可以使理论更加彻底、深刻。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工作，可以借鉴《资本论》的创作方法，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体系化研究中充分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风貌，在学理化研究中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体系化的形成为基本条件。体系是指若干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思想理论的体系化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表明思想理论在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性、整体性、逻辑性的基本特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是理论体系的思想起点、价值支点和理论原点。从坚持人民至上到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使命担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理论体系从抽象到具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与人之间关系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展开；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国家总体安全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坚持“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统一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神圣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胸怀天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这一科学体系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贯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等各个领域，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学理化的成果为基本标识。学理是指科学上的原理和法则。思想理论的学理化是指不仅描述事物的现象，而且揭示事物的本质；不仅总结出经验，而且揭示出规律，从而构建起科学理论的原理基础。体系化提出学理化的任务，学理化进展需要以体系化为条件，二者密切相关、相互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例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崭新的标识性原理、观点、范畴，是在回答时代课题、解决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性，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性和深厚的学术性，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三）“两个结合”开辟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新境界

在谈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恩格斯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资本论》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光辉典范。我们知道，《资本论》一共四卷，其中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是专门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的，即使是通常被称为理论部分的前面三卷，也始终贯彻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以强烈的历史感为前提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资本论》所考察的各个经济范畴，总是作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范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彰显了《资本论》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论》的显著优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这样看来，所谓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联系。我们不能把历史仅仅理解为过去，现实发展着的东西也属于历史的范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因此，所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包括了逻辑和现实的统一。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对我们党百年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当前，必须着眼于解决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科学判断，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使其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思想精髓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深入挖掘和运用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彰显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两个结合”开辟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新境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广阔和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今天，我们研究《资本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创作方法，就是要坚持“两个结合”，把理论和实践、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新办法、新思路，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坚定理论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两个结合”做得越好、逻辑和历史统一得越好，理论创新资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的力度就越强劲，理论创新的成果就越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我们的事业就越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1期